警报声、飞机的轰炸声由疏渐密，带我们走近重庆的河街，这不是我记忆中的重庆，战火焚烧下的舞台中，青石板梯的台阶上，却不见往昔热闹的米市、商行、茶馆、码头装卸。此刻，硝烟蒸腾、火光四起。
    《河街茶馆》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军正在对重庆地区进行大规模轰炸，人民生活在紧张、恐怖的气氛当中。战争题材的作品，表现的是战争，反映的却是生存，无论是谁，都无法逃脱战争带来的灾难。幺姨妈作为全剧的中心人物，是最精心刻画的对象。王弋的饰演更是拿捏到位，撑起了整部戏：她有曼妙风情，令剧中的众多男子为之倾心；她有情有意，对幺姨爹、号子头深情不忘；她心思缜密，巧妙安排收拾了史大爷和黄腊丁；她还心怀家国，要做有骨气的中国人！正如幺姨妈对自己的评述：我是河街茶馆的一个平常妇女，国难当头，不要做没出息、没志气、羞死祖先人的事。要做有骨气的中国人，活得有价值。
    《河街茶馆》不仅注重主角幺姨妈的形象塑造，其他人物也各具特色、相互衬托。剧中台词最少的打更匠，除了打更时候的喊唱，台词不超过10句。他总是大白天打着灯笼，原因是：“这个世道，大白天都是黑黢黢的。”暗合了战争年代人们生活的暗无天日。巴一砣说：“晓得这个抗战要抗好久，天才得亮啊？”打更匠迷迷糊糊回应：“睡一晚黑，天就亮了。”又暗示了黑暗之后的抗战胜利。幺姨妈号召大家每人捐钱、捐物支援抗战，他先是说：“没得东西喃？干人一个。”可见他的小气；而最后“我把我的棺材板板钱也捐了！”体现了他面对国恨家仇，由事不关己变为全心报国，完成了精神境界的提升，一个小人物真真实实地“活”在了舞台之上。正是这样一个个具有生命力的人物，使整部剧的演出丰满而富有张力。
    再说茶馆，追溯中国的茶文化，清初大儒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言：“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重庆作为茶的发源地，自古就有“城门多、寺庙多、茶馆多”的说法。据载，1938年，重庆的茶馆竟达2950个。人们不仅可以在此品茗闲叙，更可消遣、交际。随着三教九流人物的进出，茶馆内部也在发生着变化，而这无不折射着外部社会环境的变迁。重庆山多水多，山旁水岸，茶馆林立。河街茶馆的造型是一个可以360度旋转的吊脚楼，作为特有的传统民居，吊脚楼徒壁悬挑，依山而建，结合重庆特殊的两江四岸地域特色，形成了川中名士李调元佳句中所讲：“两头失路穿心店、三面临江吊脚楼。”契合了重庆人民坚毅顽强的性格特点。
    戏剧故事，合理的结构至关重要。而这对于任何编剧和导演来说都绝非易事。《河街茶馆》在序幕中抛出了线索道具——“红箱子”，这个悬念直到演出结束才揭开谜底。幺姨妈与她周围那群小人物一起，在无法躲避的战乱中改变着自己，上演了一曲由“散沙”变为同仇敌忾，齐心抗战之中国同胞的赞歌。不同于其他抗战主旋律话剧，《河街茶馆》的表述不是铿锵有力的凛然大义，而是以小人物为主体，展现他们在战争年代最朴实的生活状态：战争的肆虐下，人们对生的向往绝不是博大的英雄主义情怀，而是最本能的求生欲望，是对美好生活的怀念与向往。
    剧中的两条情感线索：幺姨妈与剧中人物、水哥与白藠头交错前行，人物的命运也由此勾连起来。在交织的过程中，彼此负载另一条线索中的信息，使叙事更加紧凑。幺姨妈促成的是水哥和白藠头的爱情，圆的却是自己的梦。面对号子头、黄腊丁等人的爱慕，她不为所动，一心只想着曾经的幺姨爹。而最终打动她的，是号子头的铮铮铁汉骨，深深爱国情。
    大轰炸后的焦木之下，人们又艰难地站立起来，满眼不再是残垣断壁，而是心像，是倔强的个性和永恒的精神，这样的精神如雕像一般屹立于家园之中，坚守永远。这里是战争的终点，也是新生活的起点。
    时过境迁，老街渐渐离我们远去，茶馆里的人们也逐渐模糊，而一声“幺姨妈”，仿佛瞬间就可以将我们带回到那个吊脚楼下，带回到那个硝烟弥漫又民心淳朴的抗战年代。也许，舞台上的那个茶馆依旧还在城市的一角，里面的人物个个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