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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一代与一代之文学”与文学史书写的进化论偏好 20世纪是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大发展期，在百年的时间内，不但成果数量惊人，且经历了数次书写范式的转换。(59)“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影响，也在此过程中逐步扩大，并最终成一家独大之势。20世纪的多部文学史，在逻辑结构与叙事框架上基本沿用此说。虽然在此观念影响提升的过程中王国维、胡适等一流学者的倡导厥功甚伟，然而，王、胡诸人的努力之所以能够在文学研究领域产生长久且具有全局性的影响，进化论在20世纪中国社会的影响才是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20世纪的文学史书写有着明显的“进化论”影响痕迹，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却是：进化论并非文学史书写已然成熟后的某种可供选择的观念，而是文学史能够成熟的最具基础性的观念。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具有明晰的“进化论”偏好，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与“进化论”偏好的关系上，不是前者体现了后者的存在，而是后者发现并定位了前者。 文学史是书写者文学观与文学史观的体现，无论书写者于此是否有明确的认识，也无论书写者的观念在文本中是明晰还是隐晦，书写者均须处理“何为文学”以及“文学的历史性何在”等类问题。文学史的价值不在于展现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与罗列历史流程中所谓中性的文学事实。甚至，在文学史的眼光考量之前，“文学现象”以及“文学事件”并不是一个边界与轮廓已然清晰的存在物。文学史家需要为混沌的“现象”赋形并给予意义，赋形依赖于“形式”，意义则依赖于“历史”。“形式”的上行概念为“文学”，下行概念为“文体”，“历史”的上行概念为“历程与脉络”，下行概念则包含动力、路径、方式与价值等。进化论之所以是文学史的偏好，而非文学史家的偏好，乃是因为在与循环论、退化论等史观的角力中，进化论最能协调形式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能够成为中国文学史书写最为流行的逻辑结构与叙述框架，其原因也在于对于“形式”与“历史”两重因素的容受。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出自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而其源头则可上溯至蒙元。虞集曰：“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乐府，亦开于气数韵律之盛。”(60)以“戏曲”为蒙元文学成就之代表，是虞集、也是王国维论述的焦点之一。与倡言“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文章”(61)依然是在旧文体的传统内立论不同，“一代之兴有一代之绝艺”则以新文体的成立为立论之前提。新兴的文体在被视为一代之典型时需要完成自我身份的合法化，由此，后者首先涉及对于“文学”概念的考辨。其论证的思路，或标识文本的语体功能与传统文体的同异，或阐明“文学”之性质，而尤以言志缘情为基本思路。由之而下推，又必然涉及对于情欲以及人性的理解。因为新文体的产生而生发对于“文学”的考辨，由此又下推而及情欲与人性，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论述的另一焦点为：文学谱系的构建。谱系即文学史的基本脉络，虽然“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文章”同样有其谱系，但此谱系涉及的文体过少且因难逃“文体代降”的囿限，单薄而封闭，极易为文学外的因素所影响，他律特点明显。相较之下，虞、王之论所构建的谱系，主谱与副谱相互支撑且能保持对于未来可能的开放，文学的自律特征也更为凸显。唐诗、宋词、元曲的谱系，隐含诗、词、曲不同文体间的连续与变化以及雅俗关系的定位等问题。谱系明确了过渡的节点，也自然会引发过渡的动力与途径等，在此问题之下，“文体代兴”何以可能与必要即会成为必须回应的问题。而诗、词、曲雅俗之间的转换又必然涉及文体价值的定位，包括文体内与文体外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对于中国文学批评而言，不只是、或者说其文学史的价值不在于提供一种关于文学事实的描述，而在于其最具突破效应的文学史的大判断。因其系统而开放，故最易为进化论所接受，遂于百年间大放异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