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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词汇及语法的演化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从单音节到四音节复合韵律词、再到口语以句为韵律单位，汉语文学经历了韵律单位的漫长演化，与之相随而生的语言现象则是词汇的演化以及作为词汇组合形式的语法的变化。三者之间相互依赖，也相互促发，故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所以可能的条件自然包含了词汇与语法的变化。由于词汇与语法演化研究的技术性以及其现象的复杂性，为尽可能地避免对语言学界研究成果的误读及追求行文的简洁，此处的论述只涉及以长时段考察而言较为重要的词汇与语法演化。 汉语的演化与发展自上古延续至今，绵延数千年，但在汉语史的分期中，通常以晚唐五代为界，将汉语分为上古与近代两期。(27)晚唐五代之时，汉语文学已经完成了自单音节至四音节复合韵律词的演化，双音节词的主导地位完全确立，三音节词汇与四音节词汇也已大量产生。故而，以词汇的演化而言，其非外缘性的性质变化在上古汉语时期业已大体完成。近代汉语时期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则是口语词影响的提升所形成的雅俗之辨。 由单音节向双音节的演化是汉语发展演化的基本路径，单音节的优势地位在秦汉之后逐步丧失，双音节词成为汉语新词最为主要的产生方式。“在《论语》、《孟子》等先秦典籍中，单、双音节词的比例为3.7∶1；《诗经》较多使用连绵词，单、复音词的比例，仍为2.8∶1。这大体反映了先秦汉语单音词占明显优势的情况。到了魏晋六朝时期，新生词大多由双音节组成，单音节退居极为次要的地位。笔者对照14部先秦两汉要籍和考察现有的语文辞书，检得出现于《搜神记》(20卷本)一书中的魏晋新词81个，其中单音节新词只有埭、湾、墅、帢、村、懊、噀、逻、地(助词)9个，双音节新词却多达72个。”(28)但与早期双音节化更多出于满足轻重律的节奏要求不同，上古汉语后期的双音节化则更多源于表义的驱动。词汇双音音化的语言实践，也推动了汉语词汇构词法的发展，至东汉王充时，其《论衡》一书中，双音音词的构成已有联合式、偏正式、支配式、补充式、陈述式、附加式和双声、叠韵、叠音等多种手段。但汉语双音音词化自长时段视之，其最为重要的变化并非表层的由单音节到双音节乃至三音节、四音节的音节数量的增加，而是词汇的表意规则由“隐含”到“呈现”的变化。(29) 双音节词汇的“呈现”，主要集中于：(1)性质状态。如“白→雪白”(《吕览·应同》：“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后汉书·宋汉传》：“太中大夫宋汉，清修雪白，正直无邪。”)、“黄→金黄”(《易·坤》：“天玄而地黄。”傅玄《郁金赋》：“叶萋萋兮翠青，英蕴蕴兮金黄。”)。(2)名物对象。如“臂→手臂”(《老子》：“攘无臂，扔无敌。”东汉支谶译《阿阇世王经》：“自问其佛：是谁手臂，姝好乃尔。”)、“波→水波”(《诗·小雅·渐渐之石》：“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毛传：“将久雨，则豕进涉水波。”)。(3)动作行为。如“拱→拱手”(《论语·微子》：“子路拱而立。”《水经注·渭水三》：“(鲁)班于是拱手与言。”)、“城→筑城”(《诗经·小雅·出车》：“王命南仲，往城朔方。”郑笺：“王使南仲为将帅，往筑城于南方。”)，前者为动作中的对象从隐含到呈现，后者则为对象中的动作从隐含到呈现。(30)从“隐含”到“呈现”，是汉语对于表义复杂度与准确度要求的回应，其动力机制加速了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过程，也形成了双音节词在偏正、述宾、动补三种类型上的数量优势。汉语词类加速分化，名词、形容词、动词之间的界限逐步清晰，词类活用现象衰减。词类活用本是综合性语言的典型特征，活用现象的衰减，意味着汉语已大体完成向分析性语言的转变历程。(31)中古后，词类活用已成为一种特殊的书写技法，“有风自南，翼彼新苗”(32)“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33)均采用了词性活用的修辞手法，既形成区别于当时流行文体的书写风格，也提升了文本的语体层次。文学的复古运动常以“非先秦两汉之书不敢观”，而号之曰“古意渐漓”。虽然，倡导者并无明晰的理据，但长期阅读中的感悟，同样可以为汉语类型的转变提供佐证。 汉语词汇从“隐含”向“呈现”的演化，提升了汉语的表意能力，然而双音节以及后起的三音节与四音节词汇，在语义表现上却有着难以逾越的限度。以名词、形容词与动词三类而言：单音节名词，可以指称，但无法描述；单音节动词，可以表明行为作态，但无法展现进程与结果；单音节形容词，可以描述，但不能展现程度差异。词汇双音节化(包含三音节、四音节)组合中修饰成分的表意特性通常会成为新组合的表意特性。(1)名+名以及形+名的方式构成双音节名词，可以指称，可以描述，但因音节数的限制，其描述只能是概括性的直接描述。(34)概括性意味着只能展现一般性质，这样的特点同样出现在双音节形容词中。(2)形容词双音节化的基本方式为形+形与名+形。前者如“明亮”“红艳”；后者如“雪白”“金黄”，与双音节名词相类，同样不能表现特殊。(3)双音节动词可以是动+名的述宾式，如“打人”“买花”，也可以是动+动的动补式，如“杀死”“看见”；但前者只能呈现对象，无法展现过程，后者可以展现起点与结果，也不能展现过程。双音节词汇在表义上的限制，无法通过自身音节数量的增加来弥补，而只能依赖于可以表示特性的副词系统。中古时期的汉语副词系统与汉语词类分化与双音节化的过程同步，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35) 汉语词汇由“隐含”向“呈现”的演化，意味着汉语词汇在单位音节内提供更为丰富的信息含量。故而，词汇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语法密度的提升，也即语义上“隐含”向“呈现”的演化，却带来了语法上“呈现”向“隐含”的转变。汉语古典诗歌的典型形式由上下两个韵律单位组成，因各自音节数的限制，诗歌单位音节内的语法密度通常高于口语。在此层面上，汉语词汇的双音节化以及其延伸形式的三音节与四音节词，对于诗歌的成体与兴盛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汉语词汇的“呈现”，还体现在明确的性质倾向与突显视觉的特点之上，这是汉语诗歌营构意象的重要条件。由此，大体可以得出结论，汉语词汇化的历程同时即是汉语韵文发展演化的历史。而副词的存在与发展则意味着挑战的存在。副词虽然同样可以形成副词的双音节形式，但却无法与名词、形容词等成分直接构词，而只能充当修饰性成分且依赖中心词存在。当韵律单位的音节数受限时，副词的存在会降低其语法密度。对于诗歌而言，副词的使用会增强诗歌的流畅性，但也会造成诗句的口语化。(36) 汉语诗歌创作以“超时空”的营构为技法的基本原则，表示时间、空间以及逻辑关联的语法标志，在诗歌中的使用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制。而副词以及介词则具有提示时空与逻辑关系的特性，故而，副词与介词真正发挥作用的领域乃是非韵文文体，尤其是口语体。魏晋以来书语与口语的分途以及口语在唐代对书语的渗入，乃是副词影响提升的一个侧面。(37) 由文言到白话的演化，虽然不必然标以“进化”之名，但却是基本的文学事实。学界对此事实的成因，习惯于聚焦语言文字之外的因素，如世俗文化的兴起、外来文化的影响等，这自然有助于此问题理解的深化。但若自汉语词汇化由“隐含”向“呈现”的表意规则视之，汉语白话的兴起，却亦是其内在的理路使然。口语俗白，故与文言有雅俗之别。阶层之区分、内外之异同、地之远近及时之古今，均是形成口语之俗的重要原因。口语欲挑战文言的地位，必须形成体系，词类上与文言形成对应关系。文言之雅，本有修饰之义，故在常用词中最能体现修饰性的形容词与副词，在口语中反不易发展，其口语化的方式主要通过音节单双的变化加以体现。“红艳”与“红艳艳”、“各国”与“各个国家”的变化即为其常例。名词与动词方是口语词较为能产的词类，而尤以前者为甚。名词之雅，既指所指称对象之性质与形态的完美化倾向，也指名词本身的通用性。与之对应的俗语词，性质与形态或过度或不足，其通用性也较低，故口语名词多为方言或外来词。方言与外来词若不能雅化，则难以广泛流行，后世常需借助《方言》《事始》《物原》等类著作方能知晓其义。动词的口语形式，在数量上不及名词，但对语言演化的影响却较名词为重，尤其是在最为基本的行为动作词类上。(38) 动词的俗语形态，一般为下位动词。“打”无对应的俗语形态，但具体的击打行为如“踢”“推”等则有对应的俗语词。作为上位动词，“说”的口语性最强。与“曰”或“道(以非单音节方式使用)”携带所说内容可以文白间或杂用不同，(39)“说”则只能纯用白话，即使偶有雅言，也或因常用而俗，或为句中的间接成分。汉语俗文学至此方有了在完整的语义单位上独立于雅文学的可能，文学雅俗之争的天平也由此倒向俗文学一方。 汉语的演变大体经历了书面语与口语由不分到分化、再到以白话为主导而重合的漫长过程，与之相应，汉语文学在主导文体上，也经历了由散而韵、再入散的过程。中古时期，书面语占优而口语逐步发展，文体上则是以韵文为主导。虽然当下的汉语史研究以中古为界将汉语的发展分为前后两期，但书面语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内在理路与口语实有高度重合，故而，两者间存有必然的联系。汉语的语法演化同样也是以中古为重要的转变期，此种转变对于韵文以及后来的白话文体的发展至关重要。 词序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疑问代词宾语处于由前置向后置的发展过程中，大致说来新兴的疑问代词充任宾语时以后置为主，固有的疑问代词充任宾语时也常可后置。二是否定代词宾语前置的现象进一步减少，后置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词序。不仅新兴的代词充任否定句宾语时不前置，便是固有的代词充任否定句宾语时也大多不前置。三是数量词内部先量后数的词序已渐趋淘汰，先数后量的词序已成为主流；而数量词组与名词组合时前附的词序正在逐渐形成规范，后附开始受到种种限制。四是标识谓语动词动作主体位置的介宾结构改变了先秦时期的词序，以置于动词之前为主，不仅由新兴的处所介词组成的介宾要前置，即便是由固有的处所介词组成的介宾结构也大多要前置。五是表示工具的介宾结构置前逐渐成为通则，后置只是少数的现象。(40) 汉语语法的演变，从词序的变化而言，其要者虽有五种，而类型则为二，或后移，或前移。但此类移动，大多无语义上的明显变化，表意的需要不是词序移动的主要动力，而韵律结构的变化才是词序移动的主要原因。 第一类移动：何罪之有→有何罪 第二类移动：不我知→不知我 第三类移动：马三匹→三匹马 第四类移动：游于河上→于河上游 第五类移动：引以  徽→以 徽引以上五类移动，无一例外地增强了节奏的密合度。移动之前，句中有节奏的明显停顿，读作两个韵律单位；移动之后，句中无明显停顿，读作一个韵律单位。由于韵律词无论是双音节还是三音节与四音节，均以一个韵律单位的形式出现，后置成分的前置遂成为韵律词特别是三音节与四音节词兴起的前提。由于诗歌与韵律词一体相关，后置成分的前移同时也即诗歌五言、七言发展的前提，赋的成体条件亦同于此。汉语词汇的主要类型为实词组合，但实词不能轻读，且语法与语义的密度较高；诗赋虽然在成体上依赖于词汇化，但虚词的使用对于诗赋的重要性同样不可忽视。诗歌以两个韵律词成行为最小、最佳形式，韵律词的语义密度可以为韵律单位的独立提供支持，韵律词之间通常无需连接词的存在。诗歌对于虚词的使用，以副词为主。虚词可以轻读并能降低语法密度，从而形成诗歌在韵律、语法以及语义上的落差结构，增强诗歌的表现功能。赋则较少使用修饰性的副词，除非其在结构上为后置，如“觉天地之无穷”。此外，连接词的使用也是赋用以标记前后单位、相对独立、以舒缓语气的常规手法，如“女娥坐而长歌，声轻畅而蜲蛇”。(41) 口语以“一句”为韵律单位，词序的移动是口语韵律单位成立的条件，但其完全成立还需要更为复杂的语法化过程。“梅广(2003)提出：‘从上古到中古，汉语的发展史从一种类型的语言演变成另一种类型的语言。’‘历史上汉语句法的整个发展趋势就是从并列到主从。上古汉语是一种以并列为结构主体的语言；中古以降，汉语变成一种以主从为结构主体结果的语言。’”(42) 汉语以并列为结构主体向以主从为结构主体的演化，满足了口语的韵律要求，也形成了被动式、处置式、判断式、动补式等重要的结构形式。为了满足结构形式的变化，新的结构助词“底”“的”的出现也随之成为必然。(43)虽然汉语语法的复杂化中古之后依然持续，但汉语语法史上的重要变化至此大体完成，俗文学发展的条件已然成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