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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丝绸之路的对外交流在唐代达到顶峰。通过唐诗与历史文献、考古发现的互证，从唐诗中巴蜀与“胡风”的连接，唐诗中的巴蜀宫廷乐舞、回旋舞与丝绸之路，说唱变文与丝绸之路诸方面的联系可以看出，天府之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不仅真实存在，而且曾经是那样的意气风发，丰富多彩。一方面，丝绸之路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文化风尚为唐代巴蜀诗歌、宫廷乐舞等文学艺术创作带来多维影响，文学面貌、审美意趣都发生了改变。文学艺术风格样式更加多样，文化革新在巴蜀孕育勃发。另一方面，通过丝绸之路的连接，巴蜀文化的深厚积淀与丰富内涵深深影响了唐代的文化。唐诗为巴蜀文化与丝绸之路的灿烂历史提供了可靠见证。 关 键 词：唐诗/宫廷乐舞/交文/丝绸之路 作者简介：苏宁，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丝绸之路上交流的不仅有丝绸与珠宝，还有文化、艺术与宗教。唐诗，作为具有鲜明中国印记的历史文化符号，曾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宏阔气势书写了丝路历史，今天，更是使得“一带一路”古今联通，意象重叠。 从古代丝绸之路重要节点长安再往西南，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的连接正在被学界重视，通过梳理而逐渐明晰起来。沿着这条路，两地不仅在经济、交通方面有紧密联系，文化方面也可看作有紧密关系的一个整体。据龙晦考证，“东晋张骏上书于朝，便是假道蜀中以达建康，甚至为了上表的畅通，不惜称藩于李雄；北凉沮渠蒙逊僭位于河西，也常与益州刺史朱龄石相互报聘来往，因此蒲江摩崖有凉的纪年，这便是很自然的了。在佛教方面，蜀中之贤护、法绪均来自河西，刘宋中叶法献由巴蜀至于阗取经，北魏西行求法之智猛，长住凉州，后入蜀传授禅学，元嘉末寂于成都，故汤用彤先生云：‘宋时蜀中禅法之盛，本与北凉有关'”①。敦煌与四川两地相距遥远，但是它们之间的交通很早便已开始。四川大足的民间石刻作品与千佛洞民间壁画之间就有很强的相似性。②唐诗中有关丝绸之路的描绘，更有力地证明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从唐诗的精彩描绘中，我们可以看到：隋唐五代时期，这条交通、文化与商贸交流的丝绸之路，作为东西方交流的纽带，由中亚向中国西部延伸。巴蜀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在丝绸之路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异质文化交流场域。 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境内古遗址墓葬中发现的东罗马金币及仿制品，其年代大都集中在隋唐时期。中国的丝绸等物品也在这一时期大批流入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北高加索地区陆续发现的中国文物中，有6至12世纪丝绸残片200多件，还有大约5至9世纪写有汉字的残纸，其中有买卖丝绸的汉文账单。罗马作家老普林尼曾惊呼：“我国每年至少有1亿赛斯塔钱(约合10万盎斯黄金)被印度、赛里斯(即中国)和阿拉伯半岛夺走。”③这样的盛况诗人也曾描绘过。唐代诗人储光羲在《送人随大夫和蕃》一诗中写道：“西方有六国，国国愿来宾。圣主今无外，怀柔遣使臣。大夫开幕府，才子作行人。解剑聊相送，边城二月春。”运往各国的丝绸中就有来自天府之国的蜀锦。从唐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丝”，如齐纨、鲁缟、越罗、蜀锦、楚练、广练、吴绢等，其中蜀锦在诗句中有较多涉及。唐太宗贞观年间，“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人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④。玄宗时期，“贞观之风，一朝复振。于斯时也，烽燧不惊，华戎同轨。西蕃君长，越绳桥而竞款玉关”⑤。“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⑥沿“丝绸之路”东来的“西域诸国”众多，胡商与大唐贸易活动频繁，“使公私往来，道路无壅，彩宝交易，中外匪殊”⑦。 一、唐诗中巴蜀与“胡风”的连接 丝绸之路的对外交流在唐代达到顶峰。龙晦认为，“唐代国力鼎盛，丝绸之路畅通，西域与长安成为国际交通要道。唐代以成都为南京，是当时规模很大的都市之一，因此巴蜀与西域的交通亦很频繁”⑧。从唐代的鼎盛时期开始，蜀与江南就同为重要的经济重镇。随着玄宗、僖宗两次避乱入蜀，巴蜀成为唐王朝的临时都府。五代中原动乱，隋末和唐末两次农民大起义都未波及巴蜀地区。经济的富庶、政治的相对安稳为巴蜀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唐之衣冠之族多避难在蜀”⑨，大批文人雅士、乐工舞伎进入蜀地，胡风乐舞得以在巴蜀流传。“蜀中则与南诏、土蕃相邻，又与河西走廊商路接近，外来的刺激，不但促使两地经济更为发达，也使其各自保持了与中原略有不同的地方文化特色。”唐代末年，蜀地“很快安定下来，并吸收了大量避乱南来的文化、政治、艺术人物，使两地的文化艺术事业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在文学、绘画、宗教事业上，更为鲜明地表现出与唐代文化不同但显然与其有紧密联系、由唐代文化派生出来但又有明显的创造性、足以代表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水准高度，同时也具有一定地域性的特征”⑩。陈子昂、李白、杜甫、刘禹锡等唐代大诗人，在他们的诗篇中都描绘记载了丝路文化在巴蜀的繁盛。 武周时期，曾开蜀山以取道通吐蕃，对此陈子昂《感遇》之“丁亥岁云暮”曾加以抨击，“朔风吹海树”、“苍苍丁零塞”诸篇则描写了这一时期的交流。安史之乱，岑参也曾在西蜀作诗，如“四海犹未安，一身无所适。自从兵戈动，遂觉天地窄”(《西蜀旅社春叹寄朝中故人呈狄评事》)，“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当时巴蜀地区与丝路的联系更是全方位的。“诸蕃商胡，若有驰逐，任于内地兴易。”(11)杜甫由同谷赴西川，走的即是丝绸之路，曾赋诗《成都府》：“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大江东流去，游子去日长。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 唐诗的描写与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可以互相印证出巴蜀的丝路历史。陈祚龙认为在敦煌卷册中，可以发现“一些足资解说与佐证赵宋以前，诸如：敦煌、成都间的交通路线之消息”，“说明中世四川文化迳向我国西北推展的情景之一斑……现在敦煌卷册之中，原系‘出于巴蜀’的‘印本’，或经当地的仕女依据巴蜀的‘印本’，随行传抄的‘写本’文献”(12)。“在敦煌发现了相当可观的出自四川地区的文书，证明在唐代中国，这两个最西部的地区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从几件文书中窥得一斑。比如，有一个《维摩诘经》讲经文(P.2292号文书)显然是在四川写就，后来又被带到敦煌的。”梅维恒总结说：“甘肃东部、陕西中部和四川北部这几个地区，它们组成了我将要提到的一个文化‘流域’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从众多的敦煌文书中得出的。”(13)唐诗中对丝绸之路与西域的描写，是对这一“文化流域”的有力证明。 早在汉代，胡人即是汉人接触最多的域外人。据《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族皆竞为之。”(14)西域之风改变了汉人生活的诸多方面，蜀地也受到影响。至唐，蜀地开始出现更多与胡人有关的记录。唐代诗歌中“胡”字比任何朝代都多。丝绸文明与巴蜀的交汇，在隋唐五代时期形成了汉之后的又一次高潮。唐代诗人的笔下开始大量描写胡人、胡国、胡马，以及胡旋女与胡乐、胡舞，描写这一切构成的“胡风”。如贺朝《赠酒店胡姬》：“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红氍铺新月，貂裘坐薄霜。”唐诗中不乏这类场景。甚至可以说，西域之风使唐诗开辟了新的境界。诗人笔下的“胡人”栩栩如生。白居易在《西凉伎》中写胡人“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李白《上云乐》则说“不睹诡谲貌，岂知造化神”；李端《胡腾儿》说“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光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丝桐忽奏一曲终，呜呜画角城头发。胡腾儿，胡腾儿，故乡路断知不知”。从地域到人物，从风物到歌舞，从征战到风景，“胡”字在唐诗中频繁地出现：“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李白《幽州胡马客歌》)。 这些“醉却东倾又西倒”，长有“诡谲貌”的“胡人”“胡腾儿”，让人耳目一新的“胡风”，在与巴蜀有关的诗歌中多有出现。从诗歌描写中，我们能想象胡旋女沿丝绸之路走来，漫漫丝路上“胡人”“胡女”留下了长长的身影。唐代诗人记录了这片天地。沿“丝绸之路”向东，“胡马嘶和榆塞笛”(李商隐《宿晋昌亭闻惊禽》)，“胡马顾朔雪，躞蹀长嘶鸣”(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二十二)。杜甫笔下雄风纵恣，“掣鲸碧海”，丝绸之路真可谓“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杜甫《房兵曹胡马诗》)。 且看李白走丝路，过蜀道： 胡尘轻拂建章台，圣主西巡蜀道来。剑壁门高五千尺，石为楼阁九天开。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万国同风共一时，锦江何谢曲江池。……锦水东流绕锦城，星桥北挂象天星。四海此中朝圣主，峨眉山下列仙庭。秦开蜀道置金牛，汉水元通星汉流。天子一行遗圣迹，锦城长作帝王州。水绿天青不起尘，风光和暖胜三秦。万国烟花随玉辇，西来添作锦江春。剑阁重关蜀北门，上皇归马若云屯。少帝长安开紫极，双悬日月照乾坤。(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 诗歌以浓烈的笔调渲染蜀地的繁华及其在大唐帝国的重要地位，描述蜀地、蜀道与西域的连接。“胡尘轻拂”“圣主西巡”……可以想象是怎样一派华丽的场景。这些描写蜀地与西域关联的诗歌，或赞颂圣主、王道，或写战乱之苦；或抒写行路的艰难，或状离别之悲情；或描绘“好歌舞于道”的胡姬、沽酒女、歌舞伎的丰姿。唐诗中故有的“黯然销魂”的悲伤格调跃然纸上，但整体的基调是积极乐观、昂扬向上的。蜀地与西域连接产生的空阔、壮美的空间感，使诗人往往在抒发惆怅、伤感之情时，融入了雄阔的气势。充满异域风情的“胡腾儿”“胡旋女”、胡马、古道等意象，营造出情景交融的气氛，从而增加了诗歌的内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