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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是对中国历代文学的总体进程和文学史规律认识的集大成的观点,近年学界不断对这一学说的外延和内涵进行深入研究,亦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对这一重要理论资源中所包含的"时代精神"要义研究得很不够。"时代精神"应是成就一代文学之胜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时代精神、文学之胜、理论资源、典型例证 作者简介：张保宁（1957— ），陕西渭南人。西安外国语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陕西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教学委员会委员，中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曾任西安外国语大学教务处副处长、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兼任陕西省写作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文学批评与比较文学研究，出版有《文学探意》等论著、合著或编著4部，发表各类文章百余篇。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自序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 王国维的这段论述，在近现代学界中受到普遍的激赏并深受其影响，认为这一精辟论断是对中国历代文学的总体进程和文学史规律认识的集大成的观点，因而被概称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近年来，学界又不断对这一学说的外延和内涵进行深入研究，亦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仍有不足之嫌，例如对这一重要理论资源中所包含的“时代精神”要义，就往往被忽略，或研究得很不够。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学术命题的提出，都有其历史的根源。“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学界公认其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文变时序说和文体通变论。只从“文变时序说”的层面看，其中“时序”，即为时代更替之意；而时代更替，就中国古代社会来说，不只是改朝换代，更有每一时代的主流思想、社稷方略、文化氛围、时代气象、风俗习惯以及生活方式的变易与确立，这些因素都对彼时代文学之成就大小产生最直接的影响。王国维先生眼光高人之处，不仅因为他能在总结前人论述的经验之上概括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论断，还在于他所列举的“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这六个典型例证，都极能说明文学与时代精神风貌的内在关系。 先说“楚之骚”。“楚”即楚国，战国七雄之一；“骚”即骚体诗，楚辞之代称也。“骚”之为楚国文学的标识，并垂范后世，不仅因为这种诗体开创了《诗经》以来一种新的文学文本样式，更在于这种诗体所承载的时代悲情对后世的影响无比深远。楚国地处南方，西周初期，曾被称为荆蛮，如《小雅·采芑》：“蠢尔蛮荆，大邦为雠”，[2]《鲁颂·閟宫》：“戎狄是膺，荆舒是惩” 。[3] 但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 至春秋奋而成为五霸之一；战国后期又位列七雄，且在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一度曾形成“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之势。楚辞的产生，即在“秦帝”还是“楚王”的历史大动荡时期。文学是人类精神的艺术结晶。从人类进化与社会发展的层面来看，历史大动荡时期，往往是人类精神遭受大折磨和大痛苦的时期，这种大折磨和大痛苦必然有文学大作品的产生。楚辞的代表作品《离骚》，即是这样的大作品；《离骚》的作者屈原，即是人类精神遭受大折磨和大痛苦的代表人物。他学识渊博，人格高洁，曾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官为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4] 是当时楚国最富理想和最具治国才干的政治家。他向慕圣君贤臣，怀抱强国富民的“美政”理想，对外主张联齐抗秦，对内“修明法度”、“举贤授能”。他的这种“美政”，代表了当时社会的进步思想，他的高洁人格，体现了人类在那个时代的精神境界。然而历史的悲剧往往就在于，越是进步的思想和崇高的精神，越容易遭受邪恶势力和卑劣小人的排挤打击。屈原的悲剧遭遇就是如此。近年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屈原的悲剧是其诗人气质与政治环境相冲突的结果，是其性格及理想主义的政治态度同实际的政治环境无法调和的结果。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却忽视了人类进步思想和落后势力、理想精神与世俗欲望的深层矛盾冲突。还是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说的深刻：“屈原放逐，乃赋《离骚》”，[5] 屈原首先是一位政治家，一位代表理想政治和时代精神的政治家，其次才是一位诗人；或者说屈原是由政治理想失败而走向诗人道路的，如果没有遭放逐，就不可能有诗人屈原，也就不可能有《离骚》的诞生，就不会有更多的楚辞作品的出现。《离骚》乃至楚辞大多都应该是时代悲情的产物。 再说“汉之赋”。班固《两都赋序》云：“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云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班固这段序文，虽有出于儒家正统思想而为汉统治者歌功颂德之嫌，却也记载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汉赋在文体上是从古诗演变而来，内容上与《诗经》的颂诗相承。其能成为两汉标识性的文学，也不尽是文体的功劳，还有大汉王朝走向繁荣昌盛的时代需要。可以说，没有大汉王朝的鼎盛，就不会有汉赋的“巨丽之美”。此结论与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相辅相成，一个承载着历史的时代悲情，一个则彰显了历史的时代欢歌。这进一步说明，文学的功能具有多样性。因为人类的精神有大悲，也有大喜，作为人类精神艺术结晶的文学，理应对这大悲和大喜都有所反映。 关于“六代之骈语”。王国维先生所说“六代”，应指魏晋之后的六朝，“骈语”则应指骈体文，一种最适于汉民族语言文字符号表达特点的文学文本。探究起来，骈文也不是六朝才有的，有学者认为其主要修辞模式“最早可以上溯到八卦”，[6] 作为一种文体，则发轫于东汉末年，形成与魏晋时期，至六朝而大盛，且余风一直延续后世。学界普遍认为骈文是一种贵族文学，因为骈文讲究排偶和声律，重视用典和词藻，只有文化修养较高的士大夫才能创作和欣赏。骈文在六朝蔚为风气，除艺术经验积累的因素外，也与时代风尚相关。六朝时期，南北对峙，南朝历代君主治国无能，却多雅好文学，有的本身就是作家，宗室贵族也大都以招集文士著称，君王带头，“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李谔《上书正文》）[7] “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 (裴子野《雕虫论》)[8] 这两则文献，正好揭示了六朝上行下效的社会风气对骈文创作的影响。 文学与时代精神的关系，在“唐之诗”这一例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诗歌是产生最早的文学样式，从《诗经》开始，我国诗歌的传统就绵延不断，历代弥新。诗歌并不是唐代独创的文学样式，何况唐代文学还有古文，还有传奇，还有曲子词等；王国维先生为何以“唐之诗”来指称这个时代标识性的文学？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个时代，也是永远让华夏子孙自豪和骄傲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不仅开创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而且造就了李白、杜甫、王维等群星荟萃的诗歌王国。唐代把诗歌推向了高潮，唐诗代表着盛唐的气象。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朝代，能够像唐朝那样让诗歌和王朝的兴衰结合的那样紧密，时至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能够从一首首唐诗中读出盛唐的时代风貌，品味出一个王朝的宏大气象。“唐之诗”这一例证，充分证明了诗歌与时代精神的紧密关系，离开了时代精神的内涵，一切文学将变得毫无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