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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诗不产于唐而盛于唐一样，词亦不产于宋却成就于宋。所以王国维先生以“宋之词”来指称宋代文学。学界的探源性研究说明，词最早出自民间，始于梁，形成于唐，极盛于宋，其中南唐后主李煜，北宋柳永、苏轼、李清照，南宋辛弃疾，几位功之大焉。民间词总是相思或恋情为主调的，经晚唐、五代文人染手而为艳情，“花间词人”“香而软”的脂粉气，除了给词的创作积累了一点艺术的经验，却差点把词这种抒情文体给糟蹋掉。南唐后主李煜成为阶下囚，对他个人和南唐小朝廷是个悲剧，对词这种还未完全成熟的文学却幸莫大焉。他的亡国之恨、故国之思的悲情抒发，终于使词的品格和境界得到极大的提升，李煜对词的这种历史贡献，不也再次证明了文学与时代命运息息相关？到北宋，柳永仕途失意，到处漂泊，将羁旅之情、行役之苦，尽诉于慢词之中，扩展了词的题材，增强了词的抒情性，使词真正成为一个时代的声音。再如苏轼豪放词的开创，李清照晚年词的悲伤情感，尤其是辛弃疾爱国词的出现，更加奠定了词在宋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设想假如当年一直按照花间词的艳情路子走下去，那么词就很难成为和唐诗相媲美的又一文学奇葩了，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民族情感和时代要求造就了宋词。 元曲是元代特有的文学样式，它分为散曲和杂剧两部分。王国维先生是在研究宋元戏曲时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他所列举的六个例证也止于“元之曲”；或可以说，王国维是为研究论证元曲的地位才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一论断的。看他在《宋元戏曲考》第十二章《元剧之文章》中是如何评价元杂剧的： “元杂剧之为一代之绝作，元人未之知也。明之文人始激赏之，至有以关汉卿比司马子长者(韩文靖邦奇)。三百年来，学者文人，大抵屏元剧不观。其见元剧者，无不加以倾倒。……余谓律诗与词，固莫盛于唐宋，然此二者果为二代文学中最佳之作否，尚属疑问。若元之文学，则固未有尚于其曲者也。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则又为其必然之结果，抑其次也。”[9] 这段论述大致有三层意思：一是元杂剧是一代文学的绝作，明代三百年学者文人无不为其倾倒；二是和唐诗宋词相比，元曲更能成为独一无二的一代标识性文学；三是元曲作为“一代标识性文学”的最大特色是“自然”。和前两层相比，第三层的意思更值得我们关注。王国维先生以“自然”来评价元曲，尤其把“自然”作为衡量“古今之大文学”的唯一标准，他的这种“自然”，不在于文字，而在于有无“胸中之感想”，有无“时代之情状”，有无“真挚之理”，有无“秀杰之气”。我们不妨把王国维先生的这种“自然”审美观再引申一步，即文学要有真情实感，要有时代之精神；一切缺乏真情实感，毫无时代精神的文学，都不可能成为一代文学之胜。由此可见，重视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时代精神要义，对于研究文学发展的规律，认识文学演变的特点，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文章来源：《唐都学刊》 2007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