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元”的历史性与明清时期的文学复古 文学上的“复古”往往将尊崇对象溯源至文体的鼎盛期乃至发生期。与明清时期最为有名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几乎是一样的思路，刚刚由高峰期延绵而来的明代戏曲很自然地向它的前代表达尊敬、崇尚之意。尽管没有“曲必大元”的提法，但元代既是戏曲文体的成熟期，又是杂剧创作的鼎盛期，拥有丰富的艺术经验以及作为其载体的戏曲作品，理所当然地获得了明清人的青睐。 不过，在建构戏曲与复古的结构关系时，“宗元”实际上并没有排斥对金乃至宋的历史性追述，这是审视“元”的概念内涵时不能忽视的一个维度。中国古典戏曲在宋金时期的辉煌成就虽然少有文本留存以形成有效的历史构成，但宋之“杂剧”、金之“院本”乃至诸宫调、唱赚等在形成“元”的文体叙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已无可置疑。如是，“宋金”“宋元”“金元”乃至汉唐等，往往与“元”同置于一条历史链环中，有时还被有意凸显为标志性时段。李开先提出“(曲)以金、元为准，犹之诗以唐为极也”[4](《西野春游词序》，P412)，被认为是具有标志性的论断，正式开启了明清戏曲“宗元”的过程。王世贞谈论北曲之来源，指出：“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7](《曲藻序》，P25)徐渭论及南曲之出处，认为“南不逮北”[2](《南词叙录》，P243)主要缘于其出自“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2](《南词叙录》，P239)，以至“惟南曲绝少名家”[2](《南词叙录》，P244)，缺乏竞争力。作为一种受制于复古心理的话语方式，类似记载充满了明清时期的戏曲文献。黄正位编选杂剧选集《阳春奏》云：“是编也，俱选金、元名家，镌之梨枣。”[13](《新刻阳春奏凡例》，P439)孟称舜评王实甫《西厢记》云：“王实甫在元诸大家中未称第一，而《西厢》独绝者，以有董解元词为蓝本。”[14](P585)任鉴《离骚影》题辞云：“填词之学，始于宋，盛于元，滥觞于明，而事非忠孝节义，其词不足以正人心、厉风俗、端教化者，虽工弗贵。”[12](《离骚影题辞》，P1882)被誉为“曲谱之祖”的“汉唐古谱”《骷髅格》实际上就是明人伪托之作[15]，则是一个追溯汉唐的个案。将曲的起源回溯至宋乃至上延至更早的汉唐，与“诗必盛唐”即是“诗必汉魏盛唐”或“诗必盛唐以上”的思路其实一样，既表达了对先出之艺术形式的典范意义的尊崇与向往，又从根本上厘清了戏曲与元代的深厚关系。此前的历史或所谓前历史同样值得复兴，只不过对以成熟的文体形态展示戏曲魅力的元代戏曲而言，他们更多地担负了复更古的价值和意义。如是之强调，更为看重的不是彼此的区别，不是时代之不同，而在乎表述的权威性，借诗文“宗唐宋”“宗秦汉”的方法而强调戏曲之“宗元”，不仅要复古还要复更古，达成“宗经”“载道”的目的，文体因之同源而异流，一代之文学的地位才能得到有效的巩固。这正是明清人对戏曲正宗地位不断确认的路径选择。 李渔云：“贵远贱近，慕古薄今，天下之通情也。”[16](《闲情偶寄》，P35)道出了中国人业已形成的“贵古贱今”的文化情结，也揭示了文学创作与批评一向讲究借复古而革新的合理性。文学史上，诗文领域不断以宗汉、宗唐、宗宋等相号召，后出之戏曲则主要体现为以“元”为宗；这来自于对元曲高峰地位的认可，又得到明清两代文学复古思潮的有力激发。可以说，“宗元”观念的确立与普及既来自源远流长的宗经传统，也是文学复古思想长久浸淫的必然文化选择。诗学思维以及相关批评话语的强势介入，促成了许多戏曲理论问题的深度辨正，也为元曲经典化提供了机遇；明清戏曲史的演进因此而显得繁复多姿而充满言说不尽的魅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