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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份、使命与文学言说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知道，汉大夫身兼讽谏、论议、顾问应对、持节出使、奉命巡行、宣晓王谕等职责，自身强烈的使命感和积极参政意识，材智深美、“登高能赋”的素养使他们在履行自身使命的过程中，以匡政谏君为核心，形成了许多富有政治情怀且彰显自身特色的文学暨政治言说。这些言说以“治国安邦”为中心，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居安思危之理 汉承秦弊，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惨痛教训令汉世君臣惊骇，于是总结亡秦的教训，探讨居安思危之理，成为汉初文学的首个核心话语。在众多的传著中，太中大夫贾谊的论说最有影响。贾谊的《过秦论》以极度的夸张和强烈的对比，鞭辟入里地分析了秦王朝由盛而衰乃至迅速败亡的经验得失，认为“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是导致秦二世而亡的最根本原因。《过秦论》说理雄辩，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受到历代学者好评，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6](2265)此外，陆贾的《新语》、贾山的《至言》也是探讨居安思危之理的名篇。 (二)重农兴贮之术 汉兴，承秦之敝，加之长达十余年的楚汉战争，社会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和摧残，面对凋敝的社会现实，如何恢复发展千疮百孔的社会经济，成为汉初士大夫们主意思考的中心。公卿、大夫、士群策群力，就如何解决百姓贫困、恢复发展社会经济提出了各自的论说。文帝时，中大夫晁错的《论贵粟疏》即是这方面的著名篇章。文章中，晁错成功运用了对比艺术，通过对比，鲜明地指出“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而“粟米布帛”一日离开则有饥寒所迫，“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除了鼓励农耕、积贮粮食，在富国强民上，一些大夫还在轻徭薄赋、屯田等方面发表了独特的论说，对于汉天子调整国家战略，发展国家经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削藩安边之策 国家安定是万民所期待，在藩国实力强大，蠢蠢欲动、伺机反叛以及郡国、边陲作乱之时，一些汉大夫审时度势，及时向天子献上定国安边之策。典型如贾谊、主父偃、伏隆。 文帝六年，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先后反叛。叛乱平息后，贾谊向文帝献上《治安策》(亦称《陈政事疏》)。文中他摆事实、讲道理，向汉文帝痛陈控制乃至削弱藩国势力的必要，认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虽在细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6](2237)对于边远地区的匈奴及蛮夷之邦，贾谊则建议天子“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6](2242)。贾谊的言说对文帝影响很大，部分建议为文帝所采纳。 其他如主父偃的《上书谏伐匈奴》《说武帝令诸侯得分封子弟》、太中大夫伏隆的《移檄告郡国》等也都是安国攘边之论，这些削藩及攘寇、安边的政治言说为汉帝国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四)专政专宠之戒 专政专宠乃为政之患，两汉时期，尤其是汉末，面对宦官的专权，外戚的干政，一些士大夫纷纷上书，表达对专政专宠的愤慨和忧虑。典型如灵帝时谏议大夫刘陶，曾专门就宦官乱政向皇帝上书《陈要急八事疏》。哀帝时，谏大夫鲍宣也专门就外戚、宦官专政撰写了《上书谏哀帝》，成帝时的谏大夫刘辅，在成帝立后问题上敢于直言，曾上《上书谏立赵后》，谏大夫刘向也曾就外戚干政现象呈上著名的《极谏用外戚封事》，并著《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 (五)灾异攘除之法 日食、月食、水灾、旱灾等本是自然界的惯常现象，但受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及“天命”观等的影响，一些汉大夫在解释灾异的时候，往往把日食、月食、地震等自然现象与人君及其政治联系起来，由此形成了别具汉代特色的“天人感应”学说及灾异论。谏大夫鲍宣的《复上书谏哀帝》、太中大夫张匡的《日蚀对》等皆是其中的典型篇章。由灾异附会人事，进而对国君的执政方式提出规谏。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曾云“当时儒者以为人主至尊，无所畏惮，借天象以示儆，庶使其君有失德者犹知恐惧修省。此《春秋》以元统天、以天统君之义，亦《易》神道设教之旨。汉儒藉此以匡正其主。”[9]皮氏之说盖是。 (六)尚贤任才之方 尚贤举贤是中国古代的优良传统，《尚书·咸有一德》云“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1](166)《论语·子路》曰“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1](2506)汉世一些见识深远的大夫不断谏言天子尚贤任才，把依靠贤人作为治理国家的重要方略。开国之初，太中大夫如陆贾就在《新语》中阐述了重贤、得贤、用贤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除了陆贾，刘向也在《新序》《说苑》中强调了任贤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指出，“夫朝无贤人，犹鸿鹄之无羽翼也，虽有千里之望，犹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绝江海者托于船，致远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贤。”[3](173)生动地诠释了尊贤、尚贤、任贤，则国家兴，卑贤、侮贤、去贤则国家亡的道理。 (七)崇礼尚德之论 中华民族乃礼仪之邦。自周代以来，礼即成为国家政治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统治者所重视。《左传(隐公十一年)》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1](1736)《汉书·礼乐志》云：“《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治身者斯须忘礼，则暴嫚入之矣；为国者一朝失礼，则荒乱及之矣。”[6](1027)《左传》及《礼乐志》清晰揭示了礼对于国家及个人生活的重要。失却礼制，国家的安定有序则无从谈起。鉴于此，大汉建立之初，以叔孙通为代表的一些有识之士就向刘邦建议，要以礼治国。 在提倡以礼治国、明礼尚义的谏言中，文帝时曾为太中大夫的贾谊即在其《治安策》中利用大面积篇幅，论述了以德治国和残暴无道两种不同方法所带来的不同后果。宣、元之世，谏大夫王吉的《上宣帝疏言得失》也是倡导帝王以礼治国的名篇。王吉之外，谏大夫刘向的《说成帝定礼乐》、谏大夫韦玄成的《毁庙议》等都是有关礼制建设的典型论说。 (八)戒奢倡俭之谏 倡节俭，反奢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早在西周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周易》《左传》《论语》等文献典籍当中即有提倡节俭，反对奢靡之论。如《周易》云：“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1](29)《左传》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1](1779)《论语》云：“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1](2484)及至汉代，一些有识的士大夫也不断就统治阶层的戒奢及铺张浪费现象，积极谏言，由此生成了汉大夫戒奢倡俭的著名篇章，典型如贡禹的《奏宜放古自节》、刘向的《谏营昌陵疏》等。 (九)学官设立之辩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即成为汉代学术及政治的中心话语。由于遭受秦火，汉代所传之经书因文字及经义阐释的差异分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今文经学由于较亲密地附会政治，因此早于古文经被立于学官。围绕今古文孰优孰劣以及学官设置等问题，很多大夫慷慨陈词，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刘歆即是其中的代表。刘歆校订秘书，看到古文《春秋左氏传》，通过研究他发现，左丘明的好恶和圣人相类，超过普通人，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之后，传闻和眼见详略不同，因此，受到皇上宠信后，即建议天子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都立于学官。哀帝让五经博士与刘歆讨论其义，有的博士不肯和刘歆辩论，刘歆于是致书太常博士，此即后世所谓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或《移书让太常博士》)。联系“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6](970)的实际情况，刘歆对“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6](1970)之士给予了愤怒地痛斥，并强调指出，应将《左氏》等古文经立于学官，“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嫉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6](1971)。 大夫是汉代特殊的政治和知识群体。他们材智深美，深谋远虑，“登高能赋”，不仅是汉代政治的生力军，亦是汉代文学的缔造者。在履行讽谏、论议、持节出使、宣晓王谕等职责的过程中，积极建言献策，留下了一篇篇极富政治见解和文学色彩的文学篇章，其间既有治国安邦之道、居安思危之理、崇礼尚德之论、重农兴贮之术，也有削藩安边之策、专政专宠之戒、灾异攘除之法、学官设立之辩，内容丰富，风格迥异，汉大夫独特的政治暨文学言说不仅靓丽了汉代政治的时空，也拓宽了汉代文学的题材和体裁，丰富了奏议、政论散文等文体的表现方式及手段，为汉代乃至中国古代文学增添了色彩绚烂的华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