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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大夫的群体身份特征 大夫是国君的股肱和腹心，能成为大夫必然是不易之事。概而言之，大夫的群体特征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一)“材知深美” “材知深美，可与图事”[6]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大夫素养的概括描述，这一描述充分揭示了大夫群体的第一个普遍性特征，即才华横溢，德才兼备。无才智不可谓大夫，缺乏道德和政治修养，也成不了大夫。汉代的许多大夫都是饱读诗书，德智双秀之人。诸如贾谊，18岁的时候就因为长于诵诗书、写文章称名于郡中，谊“颇通诸家之书”“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诸生于是以为能。文帝说之，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6](2221)中大夫严助“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6](2775)。谏大夫终军“少好学，以辩博能属文闻于郡中。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6](2814)太中大夫桓谭“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辩析疑异”[7]。谏大夫刘向“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6](1963)“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6](1928)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所有这些汉大夫，皆博学深见，可谓“材智深美”。 (二)具有崇高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可与图事”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代士大夫群体的普遍追求，不论是先秦还是两汉，士大夫们普遍怀有崇高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勇于在谋划国家长远发展方面谏言献策，陆贾、贾谊即是这方面的典型。汉朝建立之初，刘邦尚武治，轻诗书。身为太中大夫的陆贾及时发现了王朝文化建设的错误倾向，撰《新语》十二篇，为刘邦陈述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的道理，“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8]陆贾成功地用自己的文学性言说及时扭转了统治者的治世方略，切实履行了太中大夫的职责，在国家的政治及文化建设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文帝时，太中大夫贾谊也是心怀天下、“可与图事”的典型代表。他本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为王朝前途痛哭、流涕、叹息的情怀，写下著名的《陈政事疏》(又名《过秦论》)，对匈奴寇边、诸侯王割据以及制度疏阔等政治疾患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弃农经商现象，贾谊又适时呈上《论积贮疏》，明确指出“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6](1128)呼吁天子重视农业，以农为本。认为只有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才能达到富安天下的目的。贾谊以其精湛的文学笔法、严密的逻辑和透辟的说理，充分表达了自己对朝廷政治与社稷民生问题的殷切关注，文帝“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6](1130) (三)“登高能赋” “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语出《毛诗传》。在阐释《鄘·定之方中》之诗句“卜云其吉，终然允臧”时，《毛传》云：“龟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国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1](316)此处，《毛传》的作者认为只有具备了包括“升高能赋”等九种才华才可谓有德音，才可以作大夫。对于这九种才能，孔颖达《毛诗正义》具体解释说：“建邦能命龟者，命龟以迁，取吉之意。……建邦亦言某事以命龟，但辞亡也。田能施命者，谓于田猎而能施教命以设誓，……田所以习战，故施命以戒众也。作器能铭者，谓既作器，能为其铭。……铭者，名也，所以因其器名而书以为戒也。使能造命者，谓随前事应机，造其辞命以对……升高能赋者，谓升高有所见，能为诗赋其形状，铺陈其事势也。师旅能誓者，谓将帅能誓戒之……山川能说者，谓行过山川，能说其形势，而陈述其状也……丧纪能诔者，谓于丧纪之事，能累列其行，为文辞以作谥……祭祀能语者，谓于祭祀能祝告鬼神而为言语。”[1](316)可见，《毛传》所提出的大夫之九能，无论是命龟占蓍，田猎施教，写作铭文，随机应对，还是登高作赋，师旅誓戒，描述山川形势，写作诔文，祭祀祝告等皆与言说有关，此即表明为大夫者必须具有较高的言说能力和写作素养，能够承担在祭祀、占卜、师旅誓戒等特定场合下的撰文言说能力。这种能力本来是个人的人文素养，因为和职官身份相系，进而变成了一定的行政能力。 《毛传》提出的大夫“九能”后为班固所引用，在《汉书·艺文志》的《诗赋略》中班固截取引用了“升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这句话，将其稍加变动，改为“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并解释说“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6](1755-1756) 这里班固专门强调了大夫必备的“登高能赋”的能力，不过此处班固所说的“登高能赋”已不同于《毛传》的“升高能赋”，《毛传》中“升高能赋”只是“大夫”的“九能”之一，“谓升高有所见，能为诗赋其形状，铺陈其事势”，班固此处所言的“登高能赋”已发生了意义的转换。《艺文志》所云的“登高能赋”已非《毛传》中所讲的登临赋诗，班固在此语之后通过“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等话语，已把登临咏怀之“赋”转换成在重要政治场合恰当言说、以《诗》谕志、微言相感的能力。《毛传》中的“升高能赋”讲的是登临吟咏的能力，“升高”是限定的情境，是“赋”的前提和语境；而《艺文志》中，“登高”是虚指，或者说泛指，“赋”只有泛语境，即一切必须的政治场合，大夫皆需能“赋”，亦即《毛传》中所提及的“九能”。此外，《毛传》中的“九能”只是指明了大夫所需能言的内容，如写诔文、写铭文、田猎誓师等，至于如何“言”，《毛传》并未提及。而此处，班固除了指出大夫要具备“感物造端”、“登高能赋”，即能“言”的本事外，还必须具备另外两种能力：一要掌握言说的方式，即“以《诗》谕志、以微言相感”；二要“材知深美，可与图事”，即除了“能言”还要有智慧，要有政治谋略及才能，“能与图事”。只有具备了这些品质和条件，才可步入大夫的行列。可见，“能赋”“会赋”是“为大夫”的必要前提。 通过《毛传》《汉书·艺文志》我们可以看出，从周代到汉代，能言且可与言国事是身份对大夫提出的要求。汉代的大夫不仅要言国事、言王事，还必须以微言相感，要“与图王政”。一言以蔽之，身份使大夫之言与国事、王政，与文学产生了不可分割的重要关联。大夫的言说，不仅具有一定的政治价值，因其“以《诗》谕志、以微言相感”“材知深美”，其言说还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