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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由丹顿(Kirk A. Denton)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思想读本》(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writings on literature, 1893—1945)，这是英语世界(也是西方世界)目前唯一的一本以现代中国文学批评为对象的读本。该读本选取了晚清民国(1893—1945)时期55篇有代表性的论文，分5个部分进行编选，分别是(1)晚清(1893—1911);(2)五四运动(1915—1925);(3)革命文学(1923—1930);(4)关于文学自由的论争(1932—1935);(5)民族危机时代(1936—1945)。鲁迅有5篇文章入选，是个人入选文章最多的，而且前四个时期(最后一个时期他已经去世)都有文章入选，充分说明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 鲁迅入选的五篇文章分别是《摩罗诗力说》、《论照相之类》、《呐喊自序》、《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论第三种人》。《摩罗诗力说》是作为晚清时期的压轴之作入选的。编选者认为，这篇发表于1907年的文章“对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走向十分重要，虽然当时读过的人很少”，“鲁迅向中国人介绍了一类摩罗诗人，他们以西方浪漫诗人拜伦和雪莱为代表，完全不同于为中国读者所了解的传统诗人，他们从荒漠中发出打倒偶像的呼喊，在充满虚幻和欺骗的世界中踽踽独行，宣扬人间唯一的真理。鲁迅认为他们的声音对于中国能够起到解放人心、再造社会的功能。这篇文章大力张扬了个人主义、天才等浪漫主义信念，这些信念后来在五四时期风行一时。但鲁迅到了五四时期已经失去了对于世界的浪漫主义看法。”[1]五四运动时期鲁迅有两篇入选：《呐喊自序》毫无悬念，而《论照相之类》则有些出人意外。按该篇作于1924年11月，先发表于《语丝》周刊，后收入《坟》，一向不甚引人注目;而对于《论照相之类》的入选编者自有他的理由：“这篇文章看上去似乎和文学的关系很小，而更多的是延续鲁迅早年对国民性的批判，但可以看作是对中国人接受模仿论的一种讽喻。照相是西方最‘现实主义’的艺术形式，体现了西方重再现的美学思想。鲁迅指出，这种艺术到了中国后被指为妖术，从来没有得到过正确的利用，西方的任何好东西到了中国都要变形。”(第118页)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近代中国从西方引进的最大的两种文学理论，但在中国的接受过程中都发生了相当的变异，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文学内在的传统势力使然，另一方面也和外在的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有关。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鲁迅写了不少文章，《读本》中收入的是《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以这篇文章为典型，编者认为鲁迅的思想是“复杂和不稳定的，他似乎在两个观点间徘徊，一方面他认为文学在革命时代起不了多大作用，这一点在他的《革命时代的文学》一文中看得更为清晰;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作家应该向现实政治抗争，这是他五四以来一直抱有的看法。1927年的这篇讲演说明鲁迅当时还没有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鲁迅表现了对于政治权力——包括革命者所掌握的政治权力——的警惕，对于这种权力中所深藏的保守性和压迫性，作家必须予以抗争。”(第261页)在革命轰轰烈烈的年代，作家是否能有创作自由，这是一个和革命文学关联同时又可以独立出来讨论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鲁迅的观点在编者看来仍然是一如既往的“复杂”。“1932年时鲁迅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虽然不无保留。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受到了蒲力汗诺夫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鲁迅不可能赞成苏汶的意见，认为作家可以独立于阶级之外，但同时他也批评左翼理论家的观点，这些理论家认为他们可以超越自身的资产阶级背景，成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第360—361页) 以上关于鲁迅入选篇目的说明虽然简单，但都言之成理，它们出现在主编丹顿为各个部分所写的“导言”中。而在整个《读本》之前则有丹顿写的长篇“总导言”，对现代中国文学思想的总体特色做了说明。简单总结起来，特点有三。第一，现代文学批评比较零碎，真正有思想体系，或者可以称之为批评理论家(academic critic)的人很少(编者认为朱光潜几乎是唯一的一个)，从这一点上来说，现代文学批评没有走出古代诗话、词话的传统。所以丹顿在为本书选择标题时，没有使用“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和“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因为这两个术语在西方语境中有比较严格的限定，而是使用了更为宽泛的“文学思想”(literary thought)。第二，现代文学批评承担了强大的社会功能，文学批评往往也就是社会批评，而并非纯粹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家一方面鼓吹现代文学走出“载道”的古代传统，另一方面又宣扬现代文学改造社会的功能，实际上看重的还是文学的政治性、道德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功能。这两个方面构成了现代文学批评固有的内在矛盾。第三，现代文学思想受到西方的重大影响，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尤为深远。这些从西方引进的文学观念在20世纪的中国风行一时，但在西方却遭到了新起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不同程度的批判，这种与西方在文学观念上的时间差也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 鲁迅作为现代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在他的身上也体现了上述三个特点，同时他又有与众不同的个人特色。鲁迅的文学思想复杂而深刻，但同时也很零散，除了一些专门的文章外，更多地体现在大量的杂文、著译序跋，以至小说和散文之中。[2]所以在进行选编时，常常会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况。以王运熙先生主编的《中国文论选》(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为例，所选篇目和丹顿的就有不小的差异。该选本的近现代部分收入鲁迅11篇文章：《摩罗诗力说》、《月界旅行辩言》、《诗歌之敌》、《从神话到神仙传》、《论睁了眼看》、《革命时代的文学》、《文学和出汗》、《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艺术论译本序》、《小品文的危机》。除了《摩罗诗力说》，其他的篇目都不相同。但就这些选文来看，它们却有共同的特点：既是文学批评，同时又是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鲁迅的杂文比同时代的人高出一筹，就在于他的批评不是局限于眼前，局限于一些文学和社会的表面现象，而是直入历史和国民性的深处。鲁迅强调文学的疗救功能，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十分看重文学的纯粹艺术性。早在《摩罗诗力说》第三部分的一开始，他就表明过这样的主张：“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3]丹顿认为，从《摩罗诗力说》可以窥见鲁迅一生的文学主张是徘徊于功利和非功利之间。梁启超开启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功利主义思想，而王国维则代表了另一个极端，强调文学的艺术性和审美性。鲁迅可以说是他们两人的折中，他一方面赞成改造社会的“遵命文学”，但另一方面又要保持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和个人的创作自由。这一思想体现在早年的《摩罗诗力说》中，更清晰地体现在他关于革命文学的论述中。至于鲁迅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早在日本期间就开始接触到西方最新的现代主义，《域外小说集》的一大特色就在于超越了传统的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而带有明显的现代主义新潮色彩，[4]而这一点也大大影响了鲁迅后来的文学道路。 鲁迅不是文学理论家，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根据高利克(Marian Galik)的见解，鲁迅也“无意强求当时的批评家写出亚里士多德、刘勰或者布瓦洛那种水平的著作来。他深知攀达批评或理论高峰之难。他也不相信中国当时已为此准备好土壤。”[5]是土壤不够肥沃，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呢?有《论文人》入选丹顿《读本》的钱锺书就一向不以宏大理论为然，他说得好：“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间接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脱离了系统而遗留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6]钱先生这一番话现在读去尤为精辟，“陶醉于数量”正是于今为烈的一大时髦，而其实最不利于学术的繁荣，鲁迅不是也一向反对“空头理论家”吗? 现代中国文学思想的片段性以及其他特点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丹顿的这个《读本》不仅有助于西方读者理解现代中国的文学思想，也有助于我们借助这一“他者的眼光”来理解这一思想。 《读本》的选目胪列如下，供有兴趣的学者参考和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晚清，1893—1911 1.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自序》 2.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序》 3.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4. 林纾《贼史序》 5. 林纾《块肉余生述前编序》 6. 刘师培《论文杂记》 7. 王国维《文学小言》 8. 鲁迅《摩罗诗力说》 二、五四运动，1915—1925 9.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10.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11. 林纾《妖梦》 12. 周作人《人的文学》 13. 叶圣陶《文艺谈》 14. 徐志摩《艺术与生活》 15.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 16. 茅盾《文学与人生》 17. 鲁迅《论照相之类》 18. 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 19. 梁实秋《与自然同化》 20. 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 21. 周作人《女子与文学》 22. 冰心《论文学批评》 23. 卢隐《创作的我见》 24. 鲁迅《呐喊自序》 25. 王钝根《礼拜六出版赘言》 26. 周瘦鹃《快活祝词》 27. 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 三、革命文学，1923—1930 28. 郁达夫《文学上的阶级斗争》 29.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30. 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 31. 茅盾《读〈倪焕之〉》 32. 梁实秋《文学与革命》 33. 戴望舒《望舒诗论》 34. 闻一多《诗的格律》 35. 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36. 周扬《现实主义试论》 37. 胡风《现实主义的修正》 四、关于文学自由的争论，1932—1935 38. 胡秋原《勿侵略文艺》 39. 苏汶《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 40. 瞿秋白《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 41. 鲁迅《论第三种人》 42. 穆时英《公墓自序》 43. 李金发《是个人灵感的记录表》 44. 朱光潜《文学与人生》 五、民族危机时代，1936—1945 45. 周扬《关于国防文学》 46. 胡风《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甚么》 47. 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 48. 毛泽东文选(选自《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 49. 茅盾《大众化与利用旧形式》 50.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 51. 钱锺书《论文人》 52. 沈从文《一般或特殊》 53. 丁玲《我们需要杂文》 54.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55. 胡风《现实主义在今天》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3期，17-20页 (谢谢作者供稿) [1] Kirk A. Denton, e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writings on literature, 1893-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68. 以下引用该书随文夹注页码。 [2] 许道明先生指出，鲁迅为陈梦韶、叶永蓁、柔石、林克多、葛琴、叶紫、萧军等青年作家的作品所写的“序”、“小引”是重要的批评文字，是“最有光彩的笔墨”。详见《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页。 [3]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4] 参见拙著《鲁迅翻译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74-75页。 [5] 高利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1917-1930)》，陈圣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页。 [6] 钱锺书《七缀集》，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