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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作者特别提供 [内容提要]不能将谴责小说看成是“次等”的小说品类，“辞气浮露，笔无藏锋”，不是所有谴责小说的通病，而是某些具体作品的缺点。“特缘时势要求”、“以合时人嗜好”是晚清谴责小说生成的原因，如果再加艺术上的精心结撰，就能成为很优秀的作品。 [关键词]谴责小说 反省态度 描写技术 今之健者 “谴责小说”这一文学史上的学名是由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命定的，一直沿用至今。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他将“讽刺小说”、“谴责小说”和“黑幕小说”分为三个挡次。讽刺小说以《儒林外史》为代表，说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慼而能谐，婉而多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词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 可见优秀的讽刺小说是具备很高的艺术水准的。至于谴责小说则是以《官场现形记》等为代表，在晚清“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其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匡世，似与讽剌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 显然，其艺术性就远不及讽刺小说了。对黑幕小说，鲁迅则认为是此种揭露性小说的一种“堕落”，它“以抉摘社会弊恶自命，……其下者乃至丑诋私敌，等于谤书；又或有谩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则遂堕落而为‘黑幕小说’。” 对谴责小说，鲁迅是抱着一分为二的态度，既指出他有“特缘时势要求”的一面，又感到它们的艺术品位较为低下。在《中国小说史略?第28篇?清末之谴责小说》中，鲁迅提及了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以下简称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下简称为《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等四部小说，被后人在文学史上引申为“四大谴责小说”。 （一） 胡适在1927年为《现形记》的东亚版写序之前，是读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他在序言中也表示同意鲁迅的观点。但胡适在序言开端介绍了李伯元的生平之后，第一句话就说：“《官场现形记》是一部社会史料。”这第一句话就表示就他要换一个“视角”来加以论述。胡适既同意鲁迅所用的文学审美视角，但他又要侧重从社会史料的角度去加以剖析《现形记》，这样才不致重复鲁迅的意见，而且能写出自己的新意来。胡适写道： 《官场现形记》是一部社会史料。它所写的是中国旧社会里最重要的一种制度与势力。——官。它所写的是这种制度最腐败、最堕落的时候，——捐官最盛行的时期。（重点是原有的） 如果从“社会史料”的角度去研究，它就成了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东西了，这部书就有永恒的保留价值，它在比较宽阔的界域中揭露了封建没落时期的官场。在1903年欧阳钜源（茂苑惜秋生）所写《现形记》的《序》（胡适认为这篇序大概是李伯元自己写的）就深刻地指出，人们为什么会争着去做官的原因：“盖官者有士农工商之利，而无士农工商之劳也。天下爱之至深者，谋之必善；慕之至切者，求之必工。”而在小说结末的第60回，再一次强调了这个“利”字的诱惑力：“统天底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顶好，所以拿定主意，一定也要做官。”利钱最厚，而做官又不难，举手之劳，还能有丰厚的回报，何乐而不为呢？ 另一部谴责小说《怪现状》也有大量的篇幅去写官场，而且与李伯元的上述的结论是共同的，真可谓异曲同工。在它的第100回的“回评”中也说： 曾闻诸人言，合肥李文忠恒詈人曰：“天下最易的是做官，连官也不会做，真是无用的东西了。”昔者闻而疑之，何文忠之轻视做官，一至于此！今观此回，以一蠢如鹿豕之人，仅在官署当仆役数年，即能抱笏登场，俨然人上；始信文忠之言为不谬也。以不通一进而为不知羞，即可做官，是殆作者之微言欤。 李鸿章的这个故事是流传得很广的：李鸿章每问被保荐来的人，有何专业？如学过某种专业，他就尽量派他去做相关专业的工作；如果说，什么也没有学过，他就会说：那就做官去！这也是形容在封建社会中做官不必学有专长，是非常容易对付的事。更何况晚清是有捐官的定制，也是买官与卖官最盛行的时代。 因此，在《现形记》和《怪现状》中开头就着重写“跑官买官”。在《怪现状》的第50回，九死一生说：“至于拿官当货物，这货只有皇帝有，也只有皇帝卖”。然后就从高到低，逐级按价一层层卖将下去，或批发，或零售。在《现形记》第4回中就出现了这样精采的描写： 他这人生平顶爱的是钱，自从署任以来，怕人家说他的闲话，还不敢公然出卖差缺，今因听得新抚台不久就要接印，他指日也要回任，这藩台是不能久的，他便利令智昏，叫他的幕友官亲，四下里替他招揽买卖（原批：贿赂公行，不成世界）。其中以一千元为码，只能委个中等差使。顶好的缺总得头二万银子。谁有银子谁做，却是公平交易，丝毫没有偏祜。 正因为当时跑官买官风气特盛，所以《怪现状》第5回所写的情节与《现形记》几乎“撞了车”，可是他们的作品是在同年发表的，不存在这个人去套用了那个人的情节： 他在怀里掏出一个折子来递给我。我打开一看，上面开着江苏全省的县名，每一个县名底下，分注了些数目字，有注一万的，有注二三万的，也有注七八千的。我看了虽然有些明白，然而我不便就说是晓得了，因问他是什么意思。他此时炕也不坐了，拉了我下来……他附着了我的耳边，说道：“这是得缺的一条捷径。若是要想那一个缺，只要照开着的数目，送到里面去，包你不到十天，就可以挂牌。 做官的自己爱钱，而他的官又是花大价钱买来的，他到任后的搜括当然更是凶狠，因此，《现形记》里至少两次提到做官七字诀：“千里为官只为财”。从这个视角出发，胡适就不用鲁迅用过的“笔无藏锋”的贬词，而是用了“酣畅淋漓”褒词。写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胡适所着眼的“社会史料”的视角定位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但侧重社会史料角度之外，胡适也是从文学的角度去评判《现形记》的得失的。他认为《现形记》写得最好的是第43、44、45回。他说“这三回的‘佐杂现形记’真可算是全书最有精彩的部分。”他认为，李伯元写大官往往不大自然，因为材料是间接得来的，而写佐杂小官，就有声有色。可是李伯元抵挡不住若干“话柄”的诱惑，如果他不去摭拾这些官场话柄，而是写他自己观察过的和体验到的生活，“他的文学成绩必定大有可观，中国近代小说史上也许添一部不朽的名著。”也就是说，这3回的内容与笔法是《儒林外史》式的。 鲁迅从审美的角度批评谴责小说“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胡适却从“浅人”（主要是中下层市民）的视角去看待这一问题，于是他认为： 但作者个人生计上的逼迫，浅人社会的要求，都不许作者如此做去。于是李宝嘉遂不得不牺牲他的艺术而迁就一时的社会心理，于是《官场现形记》遂不得不降作一部摭拾话柄的杂记小说了。 讽刺小说之降为谴责小说，固是文学史上大不幸的事。但当时中国屡败之后，政制社会的积弊都暴露出来了，有心的人都渐渐肯抛弃向来夸大狂的态度，渐渐肯回头来谴责中国本身的制度不良，政治腐败，社会龌龊。故谴责小说虽是浅薄，显露，溢恶种种短处，然他们确能表示当日社会的反省的态度，责己的态度。这种态度是社会改革的先声。……我们回头看那班敢于指斥中国社会的罪恶的谴责小说家，真不能不脱下帽子来向他们表示十分敬意了。（重点是原有的） 胡适知道李伯元虽享盛名，但毕竟是个贫困的卖文为生者，为了生存，他的作品不可能精雕细刻；其次胡适谈到了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浅人社会”的要求，所以作家也“迁就一时的社会心理”。鲁迅的“以合时人嗜好”也是这个意思，但鲁迅是一种“精英视角”。而胡适却认为通俗文学是有一个面向中下层市民社会的问题。我们常常用很不礼貌的“媚俗”这一贬词去指责通俗文学，“媚俗”的作品当然是有的，但李伯元的小说没有什么“媚态”，说他“适俗”我以为还是恰如其分的。如果李伯元当时写出《儒林外史》这样的作品，中下层市民并不一定会如此趋之若鹜的“狂热”： 晚清上海，本是中国骂官的最好的场所，允许骂，有人听。《官场现形记》骂得痛快淋漓，，全面，解恨，因此出版以后，纸贵一时，影响空前。模仿之作，风起云涌。 据统计，从1905到1911年，以“官”或“官场”命名的小说，至少有16部，而以“现形记”命名的小说，也至少有16种。 清朝的文字狱是一直非常厉害的，可是在上海就能骂。胡适说： 向来人民对于官，都是敢怒而不敢言；恰好到了这个时期，政府的纸老虎是戮穿的了，还加上一种傥来的言论自由，——租界的保障，——所以受了官祸的人，都敢明白地攻击官的种种荒谬，淫秽，贪赃，昏庸的事迹。 其实鲁迅的“特缘时势要求”，“以合时人嗜好”这12个字是容量非常大的。但“以合时人嗜好”的精英视角与大众视角的结论是不同的。可以想像，一般的市民对李伯元的作品已有了一种“嗜好”，那就是有了一种“瘾”，就如嗜烟嗜酒一样，现在是嗜书——嗜谴责小说，有李伯元在《世界繁华报》上的《现形记》的连载，就要去买来过“瘾”，上海的现代化文化市场中的文学板块就是这样孕育发展起来的。只要看《现形记》的光绪甲辰本（1904），就是24册36卷的“口袋本”，每册只有2回、至多3回小说。这种几乎是比64开本还小的书是给人放在口袋中的，它不是给文人雅士在书斋中密圈密点地去研读的，而是符合市民读者的既便于随身携带，也可随时翻阅的要求，这也说明我们的文化市场正在考虑迎合各类读者的需求——不仅内容的迎适，而且也考虑到外观形式的多样化，这也是文化市场步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而胡适更从“反省态度”和“社会改革的先声”这个角度来论证此类谴责小说的社会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论点。中国人过去一向自诩为“地大物博”、“开化最早”、“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鲁迅称之为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 的夸大狂。而胡适则认为谴责小说出现了一种民族的“反省的态度”、“责己的态度”，这也是一种民族的良知的觉醒，因此他觉得应该向这些指斥中国罪恶的谴责小说家脱帽致敬。我认为胡适在这篇序言中既同意鲁迅的审美角度去批评《现形记》的不足，同时又多角度地探讨谴责小说的积极面，胡适的见解是全面而中肯的。 再说，《儒林外史》与《现形记》的社会影响面也是不同的。胡适看到了这一点： ……书里的人物又都是“儒林”中人，谈的什么“举业”、“选政”，都不是普通一般人能了解的。因此，第一流小说之中，《儒林外史》的流行最不广，但这部书在文人社会里的魔力可真不少！ 至于《怪现状》，胡适没有为它写过什么长篇论文，但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中与钱玄同通信时，他说：“钱先生谓《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六书为小说之有价值者，此盖就内容立论耳。……《二十年怪现状》在上所举同类之书中，独为最上物。所以者何？此书以‘我’为主人。全书中种种不相关属之材料，得此一个‘我’，乃有所附着，有所系统。此其特长之处，非李伯元所及。” 当时的评论家是很重视第一人称的小说的，认为这是刚外国小说中学来的技巧。因此，在《怪现状》中一个“捉襟见肘”的“我”，竟使胡适钦服到这般地步，贸然就将它列为六部之首。到1922年，他在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时，对这一“我”字结构的评价略有改正。但他对该书并没有什么精辟深刻的论点。 （二） 胡适还为《老残游记》写过序言 。胡适序言的开端也像《现形记?序》一样是从刘鹗的传记谈起的。他首先为刘鹗辩诬。关于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也是大快人心的。像刘鹗这样一个人，一生也做过不少好事，也想救国救民，结果被流放到新疆，郁郁客死他乡。他的罪名竟是“汉奸”。胡适却为他翻了案： 他是一个很有见识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个很有识力与胆力的政客。……刘鹗先生一生有四件大事：一是河工，二是甲骨文字的承认，三是请开山西的矿，四是贱买太仓的米来赈济北京难民。为了后面的两件事，他得了许多毁谤。太仓米的案子竟叫他受充军到新疆的刑罚，然而知道此事的人都能原谅他，说他无罪。只有山西开矿造路的一案，当时的人很少能了解他的。他的计划是要“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这种办法本是很有远识的。但在那个昏愦的时代，远见的人都逃不了惑世误国的罪名，于是刘先生遂被人叫做“汉奸”。 刘鹗真是生不逢时，如果他生在今天 ，那他一定会在改革开放大业中做个开路先锋，还是一位为引进外资大献身手的外贸谈判专家。刘鹗的见解实在太超前了。 解放以来，主要是因为他对“北拳南革”的一些所谓“预言”不合潮流，以至于给他戴上了“反动文人”等等的帽子。但胡适在这一问题是作了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他认为，“《老残游记》的预言无一不错。这都是因为刘先生根本不赞成革命。”他又用一种精确的计算法告诉我们：“此书作于庚子乱后，成于丙午年，上距拳匪之乱凡五年，下距辛亥革命也只五年。他说拳祸，只是追记，不是预言。”那么，胡适是话中有话的，就是说刘鹗对拳乱的评价是不错的。我认为，胡适的见解是基本正确的。胡适对刘鹗将“南革”看成是“阿修罗部下的妖魔鬼怪”，是持否定态度的。不过他又指出，刘鹗也“只是根据当时的趋势”，我们总不能因为在革命派与改良派尚在剧烈论争中，他对革命有误解，而否定他的整部作品的成就。胡适就在这样的前提下，开始用审美视角谈《老残游记》的文学技术。胡适说： 但是《老残游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贡献却不在于作者的思想，而在于作者描写风景人物的能力。古来作小说的人在描写人物的方面还有很肯用力气的；但描写风景的能力，在旧小说里简直没有。 《老残游记》最擅长的是描写的技术；无论写人写风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语烂调，总想熔铸新词，作实地的描画。在这一点上，这部书可算是前无古人了。（重点原有） 在这一点上，鲁迅与胡适的见解是有相通之处的。鲁迅也认为刘鹗的作品“叙景状物，时有可观”。但胡适则是将刘鹗这一优点，提到了文学史的高度——着眼于作品在文学史上富有创新的闪光点。胡适认为这闪光点最主要的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以第12回刘鹗写“止水结冰”、“流水结冰”和“月下云山”等描写段落为例，说作者懂得不但人有个性的差别，“景物也有个性的差别”；二、以第2回王小玉唱书为例，说作者善于用“通感”手法使读者“从这些逼人的印象里感觉那无形象的音乐的妙处”。关于第一点，胡适非常称颂刘鹗的实地的精细的观察，“知道了景物各有个性的差别，我们就应该明白：因袭的词章套语总是浮泛的，拢统的，不能表现某地某景的个别性质。”胡适将刘鹗的成功经验给总结出来了，有精细观察还得和顶尖的白描工夫相匹配，互为表里，才能相得益彰：“这种白描的工夫真不容易。只有精细的观察能供给这种描写的底子；只有朴素新鲜的活文字能供给这种描写的工具。”所谓“通感”也叫“移觉”：“人们日常生活中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各种感觉往往可以有彼此交错相通的心理经验，于是，在写说上当表现属于甲感觉范围的事物印象时，就超越它的范围而描写成领会到的乙感觉范围的印象，以造成新奇、精警的表达效果。” 胡适认为，王小玉的唱书是小说中“最用气力的描写”，也是“很大胆的尝试”：“音乐只能听，不容易用文字写出，所以不能不用许多具体的物事来作譬喻。白居易、欧阳修、苏轼都用过这个法子。刘鹗先生在这一段里连用七八种不同的譬喻，用新鲜的文字，明了的印象，使读者从这些逼人的印象里感觉那无形音乐的妙处。”我们读那第2回时，先是感到“叹为观止”，叹是叹的刘鹗能将具体的比喻化为乐谱，用文字再现王小玉的歌喉；后又感到“余音绕梁”：他的文字 “凝固”了这美妙的乐音，刘鹗这段文字可以随时随地为读者“重放”这段千古绝唱。胡适在论文中一再用“白描”、“新鲜”、“鲜活”、“肯用力气”、“熔铸新词”、“逼人”的“活文字”，来强调刘鹗的特有的、前无古人的文字魅力，说明了他受感染和被征服的阅读体验。 至于对《老残游记》的主要内容的欣赏，鲁迅与胡适是有着共同的感受的。那就是写所谓“清官”的可怕。他们两人共同引用了刘鹗的第16回回评： 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作者苦心愿天下清官勿以不要钱便可任性妄为也。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 胡适指出，刘鹗笔下的两个“清官”，一个是实有其人的，玉贤即影射毓贤；另一个是刚弼，“似是一个假名，只借‘刚愎’的字音”，是作者塑造的酷吏形象。毓贤在山东曹州做知府时，杀人如麻，竟杀出了一个“路不拾遗” 政声来，被上司误当“清官”与“能吏”。可是《老残游记》却指出，这个玉大人“只为过于要做官，且急于做大官，所以伤天害理的做到这样。而且政声又如此其好，怕不数年之间就要方面兼圻的吗。官愈大，害愈甚：守一府则一府伤，抚一省则一省残，宰天下则天下死！”那就是说，刘鹗所否定的不是“清”字，而是“任性妄为”，将那种不顾老百姓死活，劳民伤财还不够，甚至用“万家流血顶染腥红”作为手段，泡制“政绩”，为自己画就一幅连升连捷的“升官图”。刘鹗笔下的酷吏，虽然没有贪污，可是他们不择手段，甚至以残害百姓的恶劣手段制造“政绩”，他们的升官是建筑在民不聊生的基础之上的，这实际上是呈现了刘鹗自己的一付“为民请命”的赤热心肠。 通过上述对《老残游记》的分析，它确是在内容和艺术上均属上乘之作，小说既无“辞气浮露”，又没“笔无藏锋”，也不“连篇‘话柄’”，它怎么能划进“谴责小说”之列？ （三） 胡适对所谓“四大谴责小说”的评价的最大失误是对《孽海花》的若干见解。他在1917年答复钱玄同对六部有价值的小说的评价时说：“《孽海花》一书，适以为但可居第二流，不当与钱先生所举他五书同列。此书写近年史事，何尝不佳？然布局太牵强，材料太多，但适于札记之体（如近人《春水室野乘》之类）而不得为佳小说也。”他接着又说：“《孽海花》尚远不如《品花宝鉴》。” 这更不知从何说起，因此，后人认为胡适只是在上海念书时读过《孽海花》，以后就只凭印象随便说话，而且再也没有认真去研究它。1922年，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时，在论及谴责小说的前三部后，竟然对《孽海花》一字不提。直到曾朴逝世，胡适写纪念文章时，对曾朴的翻译功力大加赞扬，而对《孽海花》还是坚持己见：“但我曾很老实的批评《孽海花》的短处。十年后我见着曾孟朴先生，他从不曾向我辩护此书，也不曾因此减少他待我的好意。” 其实曾朴是为他的小说的“布局太牵强”的批评作过辩护的，只是胡适没有读到此文罢了。曾朴说： 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线，穿一颗算一颗，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练；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时收时放，东西交错，不离中心，是一朵珠花。譬如植物学里说的花序，《儒林外史》等是上升花序或下降花序，从头开起，谢了一朵，再开一朵，开到末一朵为止；我是伞形花序，从中心干部一层一层的推展出各种形象来，互相连结，开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儒林外史》等是谈话式，谈乙事不管甲事，就谈到丙事，又把乙事丢了，可以随便进止；我是波澜有起伏，前后有照应，有擒纵，有顺逆，不过不是整个不可分的组织，却不能说它没有复杂的结构。 这正是鲁迅评价《孽海花》时所说的“结构工巧”了。鲁迅对《孽海花》的结构的见解是胡适所不及的。分析长篇小说“结构”是需要“细读”的，稍一粗疏，就会忽略过去，与作者的匠心产生极大距离。胡适对《孽海花》结构艺术的批评即为适例。 当金松岑将这一题材写成政治小说，把稿子寄给曾朴看时，曾朴建议“想借用主人公做全书的线索，尽量容纳近三十年来的历史，避去正面，专把那些有趣的琐闻逸事，来烘托出大事的背景，格局比较廓大。当时就把我的意见，告诉了金君，谁知金君竟顺水推舟，把继续这书的责任，全卸到我身上来。我也就老实不客气的把金君四五回的原稿，一面点窜涂改，一面进行不息，三个月功夫，一气呵成了二十回。” 曾朴敢接这部稿子并非贸然。曾朴过去经常出入金雯青的原型洪钧的府第，洪“为吾父之义兄，同时又为余闱师之师，谊属‘太老师’，故余当时每称赛金花为‘小太师母’。” 他们是世交。曾朴既熟悉晚清上层知识界和官僚的生活，他笔下的许多人物原型又是他的父执。而他又很有气魂地定下了这部小说的主干立意： 这书的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着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它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系的一些细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 因此，鲁迅说它“结构工巧，文采斐然”是不错的。至于说它“张大其辞”的批评就显得较笼统，因为“张大其辞”与夸张之间是划不出明确的界线的。将《孽海花》说成是谴责小说也缺乏足够的根据。其实这是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有论者认为：“事实上，最早突破传统历史小说‘复活’‘历史’模式，用‘生活史’和‘精神史’形式表现历史进程的，是20世纪初曾朴的《孽海花》。”也就是说，过去中国的历史小说的模式是“复活”历史，而对法国文学素有研究的曾朴则吸收了法国19世纪小说的叙事格局，以世态风俗描绘去展示时代风貌，他实际上是一位“中国现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开拓者” 。 《孽海花》前二十回出版后，很快就再版达15次，行销5万部。得到许多好评。蔡元培说： 《孽海花》出版后，觉得最配我的胃口了，他不但影射的人物与轶事的多，为从前小说所没有，就是可疑的故事，可笑的迷信，也都根据当时的一种传说，并非作者捏造的。加以书中的人物，大半是我所见过的；书中的事实，大半是我所习闻的，所以读起来更有趣。 而林纾则评价说：“方今译小说者，如云而起，而自为小说者鲜。纾日困于教务，无暇博览，昨得《孽海花》读之，乃叹为奇绝。” 他又曾说：“所恨无迭更司其人，能举社会中积弊著为小说，用告当事，或庶几也。呜呼！李伯元已矣，今之健者，惟孟朴与老残二君，能出其绪余，效吴道子之写地狱变相，社会之受益，宁有穷耶！谨拭目俟之，稽首祝之。” 至于对曾朴这位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定位，还是郁达夫说得较为确切：“中国新旧文学交替时代的这一道大桥梁，中国20世纪所产生的诸新文学作家中的一位最大的先驱者。” 本文的结论是，按照鲁迅对谴责小说的“定义”：“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那么我们只能将《现形记》与《怪现状》列为谴责小说。《老残游记》虽有如此强烈的谴责性，可是它应属于社会小说；而《孽海花》则是历史小说。这两部虽是未竟之作，但就已发表的部分来看，他们的艺术水准是达到了优秀小说的条件了，它们不应属于“别谓之”的挡次之中。 不过我们也应该辩证地看问题：谴责小说本不能算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小说类型。我认为，应该着眼于鲁迅的非常精辟的“特缘时势要求”，“以合时人嗜好”这一论点，这12个字真可算是对“谴责小说”的经典评价：它说明在清末的时势中，这种谴责性的小说的数量必然是可观的，而所谓“嗜好”，也就是读者的强烈的“期待视野”。这些小说对揭发当时腐败的政府，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们其实也是清末特定时势下的从讽刺走向“怒斥”的必由路径；这些谴责小说深入中下层社会，动员市民关心政局，起到了梁启超们倡导的政治小说所不能达到的社会效应。在那时，“婉而多讽”不可能成为时尚，那时的流行色调是“掊击”与“纠弹”，鲁迅的这4个字也是极有份量的，它说明特殊的时势要求小说有一种火辣辣的烧炙感。对这种从讽刺走向怒斥的小说我们也可“别谓之”谴责小说，像《老残游记》这类优秀的小说，按其内容划归为“社会谴责小说”也无可厚非，条件是在我们的头脑中应该将鲁迅对谴责小说判断不视为是一个“定义”，也不再将谴责小说看成“低人一头”的小说类型，“辞气浮露，笔无藏锋”是某些具体作品的缺点，不是所有谴责小说的通病。至于有关黑幕小说的问题，当容后专文详论之。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3篇?清之讽刺小说》，《鲁迅全集》第8卷第181—18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8篇?清末之谴责小说》，《鲁迅全集》第8卷第239—250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本文中所引的鲁迅评谴责小说的引文，如不特别注明，皆引自该文。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8篇?清末之谴责小说》，《鲁迅全集》第8卷第250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胡适：《官场现形记?序》，见《胡适文存》第3集第383—393页，黄山书社1996年版，本文中所引的胡适评《官场现形记》的引文，如不特别注明，皆引自该文。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第5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林瑞明：《〈官场现形记〉与晚清腐败的官场》，《晚清小说研究》第236页，台湾联经出版社1988年版。 鲁迅：《热风?三十八》，《鲁迅全集》第1卷第3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16页，载《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上海书店1987年根据1922年《申报》馆本影印。 胡适：《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转引自《胡适文存?第1集》第28页，黄山书社1996年版。 胡适：《老残游记?序》，见《胡适文存》第3集第394—411页，黄山书社1996年版，本节中所引的胡适评《老残游记》的引文，如不特别注明，皆引自该文。 《辞海（增补本）》第32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 胡适：《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转引自《胡适文存?第1集》第28页，黄山书社1996年版。 胡适：《追忆曾孟朴先生》，转引自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第2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曾朴：《曾孟朴谈〈孽海花〉》，转引自魏绍昌《〈孽海花〉资料》第1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曾朴：《曾孟朴谈〈孽海花〉》，转达引自《〈孽海花〉资料》第129—130页。 崔万秋：《东亚病夫访问记》，转达引自《〈孽海花〉资料》第139页。 曾朴：《曾孟朴谈〈孽海花〉》，转引自《〈孽海花〉资料》第131页。 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第26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蔡元培：《追悼曾孟朴先生》，转引自《〈孽海花〉资料》第198页。 林纾：《红礁画桨录?译余剩语》（英?哈葛德原著），商务印书馆1906年版。 林纾：《〈贼史〉序》（英?迭更司原著），商务印书馆1908年版。 郁达夫：《记曾孟朴先生》转引自《〈孽海花〉资料》第207页。 [原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