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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国学者韩南对中国近代小说深有研究，主要成果集中见之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中国小说》(Chinese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一书中。本文主要根据这部著作来述评韩南在这一研究领域的贡献，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韩南对19世纪中国小说叙事的研究，以《儿女英雄传》(1878)、《风月梦》(1883)、《海上花列传》(1894)等为中心。第二部分讨论韩南对“传教士小说”的发现和研究，所谓“传教士小说”，指的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及其助手用中文写成或译出的叙述文本，现存20多部。第三部分讨论韩南的翻译，韩南不仅研究中国近代文学，而且本人亲自动手翻译，在近代中国小说方面他有三部译作：Stones in the Sea(《禽海石》)、The Sea of Regret(《恨海》)、The Money Demon(《黄金祟》)。 关键词 韩南 近代小说 小说叙事 传教士小说 英文标题 Patrick Hanan’s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Late Qing Fiction(Gu Jun) 韩南(Patrick Hanan，1927~ )是美国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1968年起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1987~1995年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韩南早年专攻中国古典小说，在《金瓶梅》、话本小说和李渔研究中，成绩斐然，多所建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韩南又对中国近代小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成果集中见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中国小说》○1一书，本文拟主要根据这部著作来评述韩南在这一研究领域的贡献。 一 关于晚清小说，学界的普遍看法是，直到梁启超1902年发表文章呼唤“新小说”之后，活泼的创造和试验方才开始。对此美籍华裔学者王德威首先提出了质疑，在他的专著《华丽的世纪末：晚清小说被压抑的现代性》○2一书中深入考察了从太平天国到宣统退位60多年间新旧杂陈、多声复义的文学现象，但主要还是从思想主题的角度进行研究，没有涉及叙事问题。在叙事这一领域，国内外学者的代表性著作如米列娜的《晚清小说的叙事模式》、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3，主要讨论的也是1898年(最早也是1895年)以后的作品;而韩南则认为19世纪是一个充满实验的时代，中国小说家早已开始了叙事创新方面的尝试，《儿女英雄传》(1878)、《风月梦》(1883)、《海上花列传》(1894)等小说所展现的叙事技巧的革新，特别值得予以关注和研究。 胡适很早就指出过，《儿女英雄传》的价值“全在语言的漂亮俏皮、诙谐有味”○4。由于小说是模仿评话的口气，用现代叙事学的眼光来看，这“漂亮俏皮、诙谐有味”的赞誉应该给予说书人，也就是小说的叙事者。韩南认为，在此书以前的中国小说里，还不曾出现过如此生机勃勃、滔滔不绝的叙事者。不仅如此，这个叙事者还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不断地对故事的情节发表评论，比如在安学海遭人陷害被革职拿问后，叙事者有如下的一段评论： 列公，你看，拿着安老爷这样一个厚道长者，辛苦半生，好容易中得一个进士，转弄到这个地步，难道果真是“皇天不佑好心人”不成?断无此理。大抵那运气循环，自有个消长盈虚的定数，就是天也是给气运使唤着，定数所关，天也无从为力。照这样讲起来，岂不是好人也不得好报，恶人也不得好报，天下人都不必苦苦的作好人了?这又不然。在那等伤天害理的一纳头的作了去，便叫作“自作孽，不可活”，那是一定无可救药的了;果然有些善根，再知悔过，这人力定可以回天，便教作“天作孽，犹可违”。何况安老爷这位忠厚长者呢?……○5 确实是口若悬河。类似的评论在全书中多达上百处，而且往往都比较长。夹叙夹议是中国传统小说的一大特色，但这么多、这么长的议论的确比较少见，这构成了该小说的一大特色。韩南还注意到该书的另外一大特色是，叙述者不仅评论故事内部的人和事，还对故事本身的技巧、结构以及作者进行评论。此前李渔的小说中曾出现过这样的评论，但远不如《儿女英雄传》典型。当然，叙述者大抵是说好话，但也有批评的时候。如13回安骥问父亲十三妹的来历，没有得到爽快的回答，叙事者就此评论道： 那时不但安公子设疑，大约连听书的此时也不免发闷。无如他著书的要作这等欲擒故纵的文章，我说书的也只得这等依头顺尾的演说。大家且耐些烦，少不得听到那里就晓得了。○6 这是对于作者的故弄玄虚给予了毫不客气的批评，此外在22回中还有对小说过于冗长的批评。考虑到叙事者原是作者的一个替身，所以凡此等处实在是作者自己批评自己;这样行文，在韩南看来，就为小说提供了一种特别的幽默和戏谑。我想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自嘲式的自赞，也正是胡适先前未及进行详细分析的“诙谐有味”的一大原因。 鲁迅曾指出过，晚清时期《儿女英雄传》这类的侠义小说之所以被创作出来，是因为“有憾于《红楼》”，《红楼梦》专讲柔情，虽盛行一时，但“久亦稍厌，渐生别流”○7;于是除了侠义小说大为兴盛之外，作为对《红楼梦》另一种反动的狭邪小说也出现了。鲁迅认为《海上花列传》乃是该类小说的压卷之作，并特别赞赏它“近真”○8的写实主义创作路径。而如果就叙事方面来考察，《海上花列传》 “穿插藏闪”的手法是颇具独创性的，正如作者在“例言”中所说： 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惟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全部并无一丝挂漏;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虽未明明叙出，而可以意会得之。此穿插之法也。劈空而来，使读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此藏闪之法也。○9 韩南认为这种穿插藏闪的手法影响了晚清的许多小说;而该书的另一个重要的叙事手法却少有继承者，这就是他所谓的“最弱化的叙事者”(the minimal narrator)，具体表现在小说中，就是所有的背景资料、甚至人名，都在对话中自然出现。如主人公赵朴斋其人的若干情况及其家世背景就是在他与母舅洪善卿的见面中揭示出来的： 洪善卿问及来意，朴斋道：“也无啥事干，要想寻点生意来做做。”……善卿道：“说也勿差。耐今年十几岁?” 朴斋说：“十七。”善卿道：“耐还有个令妹，也好几年勿见哉，比耐小几岁?阿曾受茶?”朴斋道：“勿曾。今年也十五岁哉。” 善卿道：“屋里还有啥人?” 朴斋道：“不过三个人，用个娘姨。”善卿道：“人淘少，开消总也有限。” 朴斋道：“比仔从前省得多哉。”○10 再如朴斋结识陆氏姐妹也是运用同样的手法： 朴斋看的出神，早被那倌人觉着，笑了一笑，慢慢走到靠壁大洋镜前，左右端详，掠掠鬓脚。朴斋忘其所以，眼光也跟了过去。忽听洪善卿叫道：“秀林小姐，我替耐秀宝妹子做个媒人阿好?”朴斋方知道那倌人是陆秀林，不是陆秀宝。○11 这种只描写人物的言语和外部动作的方法也可以称之为客观的叙事方式，它能让读者更容易产生一种真实可信的感觉，但掌握起来难度比较大。此后的晚清作家只有吴趼人的《查功课》(1907)和包天笑的《电话》(1914)采用了这种方法。 《海上花列传》与《儿女英雄传》可以说代表了两个极端，一个是最弱化的叙述者，一个或可称之为最强化的叙事者(用韩南的术语来说是“个人化的叙事者”——the personalized storyteller)，从叙事角度来说，它们都是第三人称叙事。一般认为，晚清用第一人称进行叙事的首部小说是吴趼人1903年出版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但此前是否有人进行过某种尝试呢?韩南认为《风月梦》在某些方面可以算是一种。在该小说第一回中，叙事者以第一人称说到自己的经历，但后来讲的却是“过来仁”的故事，而没有直接讲述自己的故事，其实他自己的经历和“过来仁”几乎一致，那么为什么不现身说法呢?韩南认为，这并非出于作者的谨慎，怕别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因为本来用的就是笔名“邗上蒙人”)，而是因为直接讲述自己不堪的经历让人尴尬，而且当时用第一人称仍为时尚早——中国读者还无法接受。 二 韩南对中国近代小说研究的另一大贡献，我以为是对“传教士小说”的发现和研究。此前还几乎没有学者涉及这一课题，或虽已论及下文提到的一些中文著作，但没有注意到它们作为小说的性质○12。 所谓“传教士小说”，指的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及其助手用中文写成或译出的叙述文本，这些文本应视为小说，现存20多部，其中比较重要的创作作品有：米怜《张远两友相论》(1819年)、麦都思《兄弟叙谈》(1828)、郭实腊《赎罪之道传》(1834)、《常活之道传》(1834)、《是非略论》(1835)、《正邪比较》(1838)、《诲谟训道》(1838)、《悔罪之大略》(时间不明，但不会晚于郭实腊去世的1851年)、理雅各《约色纪略》(1852)、《亚伯拉罕纪略》(1857)、杨格非《引家当道》(1882)等等。 在这些作品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米怜《张远两友相论》。该书共12回，讲述了一个基督信徒与他一个邻居的12次会面，两人在会面中讨论了基督教义的主要问题。其后的传教士小说尽管在叙事、对话等技术层面上有所变化，但内容都是有关基督教义的，写这些小说的出发点也完全一致：只读圣经是无法理解基督教原理的，还必须用更为通俗易懂的方式。正因为《张远两友相论》是此类文体的开山之作，影响特别巨大，根据韩南的统计，该书从1819年在马六甲初版到1886年，至少再版了30次，成为19世纪重印频率最高的一部小说。 如果从叙事角度来考虑，则郭实腊的《悔罪之大略》非常值得重视，因为它称得上是晚清最早用第一人称写的中文小说，比吴趼人1903年出版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要早至少半个世纪。 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在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历史、地理的著作中，也不乏借用小说形式，如最早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于1815年出版的《古时如地亚国历代略传》采用一种简单的白话写成，并显示了章回小说的一些特征;而1819年出版的《西游地球闻见略传》则采用了一个虚构人物叙述自身游历的形式。这两部作品都在《张远两友相论》之前，此后郭实腊的《大英国统志》(1834)和《古今万国纲鉴》(1838)则融小说与历史为一体。 传教士翻译的以宣传基督教教义为内容的叙事作品也不少，比较重要的有《日内瓦的穷钟表匠》(1829)、《金屋型仪》(1852)、《小亨利和他的果树》(1852)、《天路历程》(1853)、《安乐家》(1875)、《贫女勒诗嘉》(1878)等，这些作品的影响都不能与《张远两友相论》相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翻译小说的叙事方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韩南发现，早期的翻译者往往模仿中国传统小说的形式，甚至运用中国的纪年，但从19世纪50年代起，继起的翻译者对中国小说的模仿越来越少了——他们的译作可以说开始变得“洋化”起来。韩南认为他们可能出于这样的考虑，即中国读者对西方的叙事方式已经足够熟悉，可以不必再借重中国的传统叙事方式了。这一估计照我来看很值得怀疑，因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人要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逐渐接受西方小说的叙事模式，这一基本事实恰恰可以从一个方面来解释这些翻译小说为什么影响不大。 19世纪影响最大的传教士翻译小说恰恰是一部世俗的作品，即爱德华•贝拉米的《百年一觉》(Looking Backward，1894年广学会出版)。这部由李提摩太翻译成中文的小说影响了梁启超的第一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1902)，这种影响也帮助建立了一个文学子类——理想小说。李提摩太之所以翻译这样一部与基督教没有什么关系的作品，是因为他坚信在中国首先需要的是进行社会改革，而不是宣讲福音，这种信念使他与多数传教士不合，但来自英国的另一位著名人物傅兰雅则与他持相同的观点。根据韩南的研究，以翻译科技和工程技术书籍闻名于晚清的傅兰雅，早于梁启超七年就提出了“新小说”的概念。1895年 5月，傅兰雅发布了一条有奖小说竞赛的通告，通告要求应征的小说必须抨击在他看来是中国社会三大流弊的鸦片、八股文和缠足，受这次竞赛的鼓舞而写成的小说现存两篇，即《熙朝快史》与《花柳深情传》，堪称最早的中国现代小说。韩南认为，尽管傅兰雅的影响远不能和梁启超相比，但他的关于小说应当揭露当前社会弊端并提出良方的概念，更为接近晚清谴责小说的特征，他发起的征文竞赛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晚清小说发展的总体方向。 最早对中国作家产生影响的小说除《百年一觉》外，还有《华生笔记案》(1896)和《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同样都是世俗小说，所以，尽管从数量上来说，传教士小说远远超过19世纪译成中文的世俗小说作品，但影响却并不因此而更大，由此也可以从一个方面看出晚清中国人士特别是中国作家对基督教的态度。 实际上，在1894年《百年一觉》出版之前20年，晚清最早的世俗翻译小说就已经出现了，这就是连载于1873年至1875年《瀛寰琐记》3至28期的《昕夕闲谈》。这部小说到底译自何人何作，过去一直没有答案。韩南经过细致的研究，发现原作乃是英国作家爱德华•布威•利顿的《夜与晨》(Night and Morning, 1841)，利顿在19世纪70年代是与狄更斯齐名的作家;无独有偶，第一部翻译成日文并广为人知的小说也是利顿的作品。韩南同时还解决了有关译者问题的迷团，虽然他的结论无法像前一个问题的答案那么肯定。他认为，署名“蠡勺居士”的译者可能就是《申报》早期主编之一的蒋芷湘(其章)，而且蒋在翻译的过程中又很可能得到了《申报》社社长欧内斯特•美查的帮助。我想，韩南的这一推测应该是不错的，在19世纪，中西人士合作翻译的情况非常普遍，传教士在翻译(更不用说写作)小说时都有中文助手;同样，中国人在19世纪70年代也还不可能具备独立翻译外国小说的能力。我们从这一时期第一首英文诗歌(朗费罗的《人生颂》)的中译本也能得到有力的旁证——那也是中西人士通力合作的结果○13。 三 韩南不仅研究中国古代、近代文学，而且本人亲自动手翻译，在近代中国小说方面，他有三部译作：Stones in the Sea(《禽海石》)、The Sea of Regret(《恨海》)、The Money Demon(《黄金祟》)○14。韩南的译文质量自属上乘，译文前的“序言”则都是非常精彩的研究论文。实际上，韩南之所以选择翻译这三部小说正是出于他深入的学术思考。 虽然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1903)在近代开创了第一人称叙事手法的运用，但他并没有坚持始终;其后续之作《近十年之怪现状》(书名已没有了“目睹”二字)更是回到了传统的全知的叙事角度。于是出版于1906年的《禽海石》就成为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说，韩南认为它完全可以被称为一部真正的“私小说”，而且比日本的同类小说要早数年出现。这部小说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没有受到读者和研究者足够的重视，所以韩南决定将它翻译出来，以此来表示对它的价值的肯定。 与《禽海石》的不甚为人所知相反，出版于同年的《恨海》则是晚清最知名的小说之一。胡适曾认为《恨海》“叙事颇简单，描写也不很用气力”○15。韩南不同意这一看法，他认为这是最杰出的中篇小说，并从两个方面驳斥胡适：一是小说对主人公棣华在逃难过程中面对恐怖和暴力时的心理折磨有非常精彩的描述，大量的心理独白是这部小说的一大特色○16;二是《恨海》成功运用了第三人称限制叙事手法，是晚清小说中少数几个范例之一，作品以焦点人物棣华为中心，告诉我们她的思想、感觉和行动，并且坚持不从任何外在的视点为我们做出解释。其手法之谨严只有吴趼人的另一部作品《上海游骖录》和刘鹗的《老残游记》可以相提并论。 如果说上述观点还不完全是发前人所未发的话，那么下列观点则是韩南的独创了：《禽海石》与《恨海》是有关联的，《恨海》的写作是为了回应《禽海石》。为了证明这一论点，韩南首先从情节上考察了这两部出版时间仅差五个月的小说，发现它们有惊人的相似：两部小说的故事都是开始于19世纪90年代北京的一个大宅院里，宅院被租给新上任的官员，然后该官员又将一部分房屋转租给另一位新上任的官员。男女主人公在家塾中第一次见面，最终与对方订婚。可惜，在结婚前夕，他们因为义和团起义而被迫南逃。两部小说都有一方父母留在京城，或因为父亲觉得不应该放弃职务，或是相信义和团会获得胜利，结果他们都为这一决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另一相似之处在于，逃亡的人都是经过天津、沿大运河南下上海，经历了惨痛的旅程。两部小说末尾都是死别的场景，而死因又都跟鸦片有关。这么多的相同相近，显然不是巧合。 韩南从作品的思想方面加以考察，又发现两者虽然都标举“写情”小说，但对“情”的看法却截然相反：《禽海石》借主人公之口张扬情感自由，抨击传统的婚姻制度;《恨海》则认为儿女之情与传统儒家伦理并不矛盾，个人的感情如果不能维护社会的价值，就只能叫做“痴”和“魔”。种种迹象表明，《恨海》是为了同《禽海石》唱反调而写作的。 正因为这两部小说之间有如此紧密的关联，所以在出版英文译本时韩南将它们放在了一起。韩南认为，即使两部小说之间没有这样的具体联系，仍然应该放在一起来读，因为它们都是中国作家在世纪之交对大量涌入的西方思想的反应——当然是不同的反应。 《黄金祟》(1913)是最早的自传体言情小说，一般被看作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但韩南认为它与典型的鸳蝴小说其实是有区别的：叙事者有多个而不是一个情人，小说也不是以常见的悲剧结局，这些差别来自于小说的自传性质。虽然小说并不能与作者的实际生活一一对应，但基本有迹可寻，而自传体也使叙事者不必遵循常规的叙述逻辑，而只须根据实际生活中事件之间的联系来展开情节;另外金钱的主题也比一般的鸳蝴小说更为突出，这一点从小说题目就可以一目了然。 《黄金祟》是用文言文写的，这也是该小说的特色之一。从民国建立到1917年，即文言被横扫、废除前几年，文言小说创作出现了繁荣局面，特别是用文言写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大量出现，不能不说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对此韩南提出了三点解释：一是林译小说的影响;二是当时报纸上的文章几乎都是用文言，而很多小说是先在报纸上连载然后才成书的;三是文言对于写情小说更为合适(幽默和讽刺小说则用白话更适合)，而读者对于用诗词来表达情感的传统方式仍然十分认同。韩南认为《黄金祟》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价值在于，它主要是写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生活，而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学中写童年生活的很少见。 综观韩南对中国近代小说的研究，成就是多方面的，而叙事问题无疑是他关注的中心，这从上文三个部分、特别是第一部分的讨论可以清楚地看出。韩南的研究成果值得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观察和研究近代小说以至近代思想发展的历程。 本文为教育部重大课题“20世纪中国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的前期成果。 注： ○1Patrick Hanan, Chinese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中译本题为《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徐侠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中文本与英文本在选目和内容上略有出入，本文基本利用中文译本，在有出入之处则据英文本。 ○2David Der-wei Wang, 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前者收入米列娜所编的The Chinese Novel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0)一书，后者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 ○4○15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0、246页。 ○5○6[清]文康《儿女英雄传》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7~38、200页。 ○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8页。 ○8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9页。 ○9○10○11[清]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6页。 ○12参见Suzanne W. Barnett & John K. Fairbank (eds.),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特别是Daniel Bays 的文章。 ○13参见钱钟书《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国外文学》1982年第1期。其改定本见于《钱钟书论学文选》第6卷，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167~200页。 ○14前两部译作合为一册以The Sea of Regret: Two Turn-of-the-Century Chinese Romantic Novels为名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韩南认为这两部小说具有密切的联系，详见下文。后一部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 ○16有学者将《恨海》称为“中国心理小说的开端”，参见Milena Dolezelova-Velingerova(ed.), The Chinese Novel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0), pp.174~175.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4期，135-144 (谢谢作者供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