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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末期，海峡两岸的文化政治暗潮汹涌，而一批年轻的小说家已蓄势待发，朱天文姊妹颂赞礼乐神州的同时，宋泽莱正幽幽写著「蓬莱志异」，苏伟贞作完花木兰开始学作「世界女子」，黄凡离开了食品加工业加入文字手工业。杨照还小，「迷路的诗」一路迷到救国团，而彼时的张大春——唉，要怎麽说呢——既不撒谎，也不撒野。 套句葛西亚?马奎斯最为人熟知的句法，「多年以後」我们才知道那真是小说界的好时光，诸神已经退位，众声将要喧哗。大历史再难收买人心，是小说家以真真假假的笔触，铭记了中国及台湾种种啼笑因缘，一九七八年张大春以「鸡翎图」向台湾的一个历史／文化世代告别，同年上海的卢新华推出「伤痕」，开启毛以後大陆文学的序幕。来年黄凡写下「赖索」，在美丽岛事件後的喧嚣中，预言一个新的政治生态的诞生。而随著八十年代初戴厚英登高一呼「人啊！人」，大陆的文化主体论述从此豁然开朗。 （一） 从八十到九十年代，台湾、大陆、香港及海外的中文小说不断绽放新意，而且互动频仍。回顾前此现代小说的创作环境，我们还真找不出一个时期，能容纳如此多声复调的现象，作家反思家国历史的变化，观察欲望意识的流转，深刻动人处，较前辈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政治依然是不少作者念兹在兹的对象。但感时忧国以外，性别、情色、族群、生态、甚至宗教，无不引发笔下锋芒。更不提文字、形式本身，所隐含的颉顽玩忽姿态。 不论大中国还是大台湾，张承志（「金草地」）、东方白（「浪淘沙」）从小说见证意识形态的真理；男男也好，女女也好，白先勇（「孽子」）、邱妙津（「鳄鱼手记」）藉文字模拟肉体无尽，也无禁，的欲望。王文兴（「背海的人」）、李永平（「海东青」）把小说升华为美学修练，王朔、廖辉英则把小说经营成美学事业。莫言、贾平凹大写共产乌托邦中畸形的「酒国」与「废都」，杨照、陈烨则在历史的「暗巷迷夜」和「泥河」里，找寻失落的族群记忆。苏童「妻妾成群」、李昂「暗夜」、「杀夫」，尤有甚者，平路的国父会恋爱「行道天涯」、张大春的总统净撒谎（「撒谎的信徒」），彼岸要说这是（後）「新时期」的怪现状，我们不妨称之为「世纪末的华丽」。 我们的世纪虽自名为打破传统，推翻前人的「现代」，但在建构文学史观时，贵古薄今的气息何尝稍歇？鲁迅曾被神化为绝世宗师，仿佛新文学自他首开其端後，走的就是下坡路。而写实主义万应万灵，从当年的为人生为革命，到今天的为土地为建国，正是一脉相承，所幸作家的想像力远超过评者史家。他（她）们不但勇於创新，而且还教我们「温新」而「知故」。大陆阿城、韩少功的「寻根小说」，使沈从文的风采重见天日。香港的西西、也斯提醒我们在「先锋」「後设」、「魔幻写实」前，一脉作家已在从事文字实验。而张爱玲传奇的历久弥新，不正来自张迷作家的活学活用？文学史所谓的传承，其实是由无数断层所组合。当代小说家 的成就未必得呼应任何前之来者。但也正因此，他（她）们所形成的错综关系更凸显新文学的传统，原本就应是曲折驳杂，毋须定於一尊。 然而反讽的是，小说家如今文路广开的局面，也可能是一种反高潮。从鲁迅到戴厚英，从吴浊流到陈映真，现代小说的发展曾与国族、文化想像息息相关。小说家作品的流布或查抄，无不成为一个年代社会象徵活动的焦点。三十年代巴金的「家」到七十年代王文兴的「家变」曾引起多少议论；沈从文的「边城」、钱锺书的「围城」、西西的「我城」，每一座「城」的出现都是一次历史空间想像的大转折。影响所及，甚至金庸或琼瑶的禁刊或风行，也可作如是观。但曾几何时，小说家发现他（她）们越能言所欲言，他（她）们与家国「大叙述」互动的地位反而每下愈况。经过半世纪的磨练，当代中国小说的可读性与日俱增，昔时的读者却不可复求。世纪末的资讯充斥、影音媒介暴增，不过是问题的一端而已。 一种文类的兴盛与衰亡，在过往的文学史里所在多有。中国现代小说，果不其然要随著二十世纪成为过去？有能耐的作者，早已伺机多角经营。他（她）们或为未来的作品累积经验。或藉已有的文名，现炒现卖。是非功过，都还言之过早。与此同时，就有一批作者宁愿独处一隅，以千言万语博取有数读者的赞叹。写作或正如朱天文所谓，已成一种「奢靡的实践」。彼岸的王安忆更以一本「纪实与虚构」，道尽小说家无中生有，又由有而无的寓言。从自我创造，到自我抹销，满纸是辛酸泪，还是荒唐言？两百五十多年前曹雪芹孤独的身影，依稀重到跟前。而我们记得，「红楼梦」写了原是为一二知音看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