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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义的现代华文文学研究里，马华文学曾经只是聊备一格的传统。由中国大陆所主导的“大叙述”铺天盖地，俨然以正统自居，台湾、香港都不在话下，更何况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样的现象在近年有了明显改变。识者对国族想象的探讨，对文学典律的解析，还有对后殖民“离散”文化的关照，在指出国家文学的兴起，有其文本与非文本的复杂因素。相形之下，文学史的写作与传布也不能再视为照本宣科的工作，而是一场史料与史观，想象力与权力的对话过程。 马华文学在二十世纪的发展，恰恰提供我们一个极佳视角，观察文学与国族想象间的的绵密互动。从十九世纪末的丘菽园、黄遵宪到三四十年代的郁达夫、铁抗、丘士珍等，所谓的“南洋写作”已经自成一格。但这些作者，不论是流寓还是永居，率皆被收编为华族纪事的海外抽样；他们的在地经验也不过更衬托了中原情怀的无远弗届。然而随着一九四九之后中国政治地理的位移，以及马来西亚（一九五七）与新加坡（一九六五）先后独立建国，过去曾被笼统称之的“南洋”，陡然平添了国族的自主性，而所谓的“华侨文学”也转化成为新马本土文学的一部分。 但这只是问题的开始，而非结束。新一代的文学史研究者奉国家之名，要如何追本溯源，为马华及新华文学理出“史前”与“史后”的脉络；如何检讨多元语境中，语言与族裔代表性的关系；如何回应其它华文地区对文学“所有权”的争夺；如何运用，也批判，方兴未艾的全球后殖民理论；还有最重要的，如何辩证文学“本土性”内蕴的吊诡，都是立即的挑战。 马华前辈学者如方修等，曾为这一文学史的写作打下基础。时移事往，他们的洞见与不见也成为后之来者或继承，或辩驳的对象。多年来学院内的杨松年、王润华等人的努力，也持续增益我们对马华及新华文学传统的认知。更引人注目的是晚近年轻一辈学者的加入研究，像在大陆的黄万华，在台湾的黄锦树、张锦忠、林建国，在新马的朱崇科、许文荣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发掘史料，引介理论，相互辩难，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论述场域。这些评者的“立足点”尤其彰显了马华文学论述的特性。黄万华人在中国，却能观照新马；黄、张、林等曾是赴台留学的马华“侨生”，离乡之后反而认清了原乡的所在；朱崇科则是由大陆到新加坡问学，发展出对新马在地文化的深切关怀。我以为这些学者所构成的复杂旅行路线及对话网络，适足以成为马华文学史的重要资源。一反以往文学史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土地性，他们正为另一种史观—游动的，多重的，跨国的史观—作准备。 在这一观点下，朱崇科的新书《本土性的纠葛》值得我们注意。这本书搜集了作者近年对马华及新华文学的反思及建言，如书名副题所言，重点置于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三方面。朱对以往的马华文学论述作了相当丰富的介绍；从方修到杨松年、王润华、黄锦树，他都能指出各家的特色，并提出一己看法。同时他也讨论马华老少作家，如郁达夫、英培安、吴耀宗等人的作品；行有余力，他更涉猎曾毓林、唐正明、九丹等通俗作家及文化现象。以外来者的身份对在地文学作考察，朱的态度不卑不亢，堪称是有心人。 朱崇科行文的重点是马华及新华文学“本土性”的迷思。他反复申论“本土想象”的历史动机，以及潜藏其下的必然与偶然性。对照新马华裔背景，朱认为本土性的追求犹如双刃之剑，它凸显华人在地的主体性，却也同时点出此一主体性的权宜坐标。朱以本土色彩、本土话语、本土视维作为他的架构，层层推进，以求厘清他的论点。这样的划分毕竟是抽刀断水之举，但他的企图心已然可见。朱也呼应林建国的看法，认为马华及新华文学的本土性不应只是相对中国文学而论，而应置诸第三世界后殖民文学的脉络中，加以省思。究其极，任何本土性的探讨不指向正本清源的始原迷思，而指向杂糅交流的“技术”革新。建构本土的同时，我们也解构本土。 我以为以现有的理论资源而论，朱已对新马文学史立论部分作了详尽的观察。但过于追求面面俱到，也使他的辩证显得苦口婆心，已有冗长繁复之虞。而他对新马本土文学的文本研究，仍有待开展。我期望朱能藉理论更上层楼，在未来有系统的重新解读文学史料。毕竟作品、作家、与文学环境间所体现的问题，不能尽由一二论式所涵盖；我们需要更多的实例。百年来新马与中国间频繁的来往互动，必有许多精彩故事，有待发掘。郁达夫的例子已成为典型，遮蔽了我们对马华及新华文学更仔细的检视。比如白话叙事文学之外，古典诗词和纪实文学就可成为另一重要方向。 我对朱崇科的论文集也许有求全责备之处。但惟其因为朱所要处理的问题如此复杂，而他所显现的兴趣又是如此专注，我们对他的期望自然更较一般为大。离开了中国大陆，朱反而发现了华文文学的丰富面貌：不论是他乡是本土，语言文字的流传及其所折射的现象，千变万化，哪里是一二主义或权威所能尽涵？以朱崇科对文学史及文学理论的深厚训练，未来的批评必有可观，也值得我们继续期待。 注释： *朱崇科著《本土性的纠葛——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即将在新加坡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