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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文小说的伦理意义 一个世纪的现代经验却见证了历史的迷魅非但除之不尽，反而以最沉痛的代价，辗转回到我们身边。而小说与其说是印证了历史的独一无二的理性逻辑，不如说提醒了我们潜藏其下的想象魊域，记忆暗流。在历史不及之处，是小说填补了重要的空白…… 二○○三年岁末的台湾喧哗骚动，不知伊于胡底。在国家朝野领导人的率领下，政客口沫横飞，全民一片乱讲。奇怪的是，种种诳言谵语竟然都包装成一套又一套的「大说」，统独公投修宪自决，你唱罢来我登场，像是儿戏，却又杀机毕现。语言的暴力，可以若是。比较起来，上个世纪末曾经有人提倡心灵改革，高谈希望快乐，虽然也当不得真，竟要让人发思古之幽情了。 小说之为「小」说，正是因为它不能，也不必，担当救国复国的大任 在这个大说横行的时代，我们还有谈小说，读小说的余地幺？眼前的现实如此令人眼花撩乱，只怕小说虚构也相形失色。但小说的命运果然就如此这般？晚明的魏忠贤权倾一时，只是主子死了后，立刻垮台送命。当时的说部，像是《警世阴阳梦》、《梼杌闲评》等，立即渲染传述，是为「时事小说」的滥觞。对照我们某些时人时事的下场，重读《阴阳梦》或《梼杌》，还真要让人发出会心微笑。政坛的群丑跳梁，非自今始，晚清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里有太多人物，简直就像是他们的祖师爷爷。至于比无不无聊，要不要脸，这些小说的世故尖诮，远远超过八卦周刊。 小说不仅反映，甚或预言现实而已...这其实是最保守的看法。不论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一种知识体系，一种政治宣言，或是一种欲望机器，小说形成复杂的叙事网络，建构也拆解现实，并引发无限想象可能。多年前我曾建议相对于大说，小说之为「小」说，正是因为它不能，也不必，担当救国复国的大任。小说不建构中国，小说虚构中国。但这中国的虚构，却与中国现实的如何实践，息息相关。（《小说中国》，2）时至今日，面对大言夸夸的建国论述，我们不也应以同样的方式，「小说」台湾？ 自命爱台湾的，有多少看过《台湾外纪》、《亚细亚的孤儿》、或《余生》？而自命爱中国的，又有多少看过《呐喊》《彷徨》、《三千里江山》、或《厚土》？读过这些小说，不会让我们更多爱我们的所爱。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这些小说对台湾、对中国的描述是如此的不可爱，反而能赋予我们思考的空间，审视周遭歇斯底里的，爱国爱乡的喧嚣。 游走虚实之间，小说将我们原该忘记的，不应或不愿想起的，幽幽召唤回来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动力，不论在实证或叙事层面，都以「除魅」为主轴。在革命与启蒙的号召下，传统与现世中的价值信念苟若不够清明正确，无不被打为魑魅魍魉、牛鬼蛇神。而文学酖酖尤其是小说酖酖往往被赋予揭露黑暗、启迪蒙昧的功能。从梁启超的「新小说」到三十年代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五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再到九十年代的新现实主义小说，莫不如是。台湾的官方小说论述，从五十年代的反共小说，到日后无限上纲的本土文学，其实也不能自外于此。 然而一个世纪的现代经验却见证了历史的迷魅非但除之不尽，反而以最沉痛的代价，辗转回到我们身边。而小说与其说是印证了历史的独一无二的理性逻辑，不如说提醒了我们潜藏其下的想象魊域，记忆暗流。在历史不及之处，是小说填补了重要的空白。十九世纪末的《海上花》或二十世纪末的《长恨歌》，各对一个断代的海上风华与风险，投以哀矜勿喜的回顾。没有了锺理和、黄春明、或王祯和的小说，我们又怎能对半个世纪的台湾原乡，留下这许多的生动印象。游走虚实之间，小说将我们原该忘记的，不应或不愿想起的，幽幽召唤回来。姜贵的《旋风》记录了国共圣战下的血腥闹剧，难怪引起执政者的侧目；二二八事件后，是叶石涛以〈三月的妈祖〉辗转写出了受难者的心声；而又有谁能像郭松棻的《今夜星光灿烂》那样，竟从屠杀者的立场，反思二二八的伤痕？如果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白先勇仍然值得我们一读再读，原因不仅在于他们的家国憧憬或风格特色，也更在于他们对面对历史迷魅，不能自已的疑惑好奇，与忧伤纪事。 历史的迷魅，小说的记忆：检视百年现代小说经验，从《彷徨》《沉沦》到《家变》《废都》，从《啼笑因缘》到《笑傲江湖》，毋宁让我们充满感喟：家国的想象可以如此沉郁荒谬，也可以如此通俗传奇。与此同时，小说从业者介入历史的激情（以及往往随之而来的牺牲或幻灭），未曾或已。从大陆的茅盾、巴金，到台湾的杨逵、陈映真等，只是最明白的例子。历史所留付的小说纪录更令人深思：历史的运作与诠释何以如此不可思议，以致一如虚构？而小说创作何以如此迫近现实，以致以放弃想象的自由为代价？ 在台湾，在大陆，在海外，有一个幽灵徘徊不已，挑逗着蛊惑著作家神游物外，从事一场奇异的冒险 相对于现代文学彼端的「除魅」工程，我认为当下小说的关怀是「招魂」。魂兮归来：在森森鬼影间，我们再次探勘历史废墟，记忆迷宫。八十年代以来，不论雅俗文学及文化，鬼魅灵异题材突然卷土重来，其实不能等闲视之。这显示了大历史瓦解后，怪力乱神得到释放的空间。但另一方面，菁英作家的参与，才更点明了历史与叙事间搏斗的痕迹。在台湾，在大陆，在海外，有一个幽灵徘徊不已，挑逗着蛊惑著作家神游物外，从事一场奇异的冒险。这幽灵是什幺？是历史潜意识？是意识形态的旧怨新愁？是情欲深处的力比多(libido)？ 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所谓的小说招魂出现了。朱天心小说（如《古都》、《梦游者》）的「老灵魂」，舞鹤小说（如《拾骨者》、《余生》）的「拾骨者」，只是最明显的例子；他们以灵媒般的姿态，引领我们穿透死生，悠游梦幻与真实。黄锦树的《乌暗暝》，平路的《微雨魂魄》，陈映真的《忠孝公园》，李永平的《雨雪霏霏》，洪凌的《异端吸血鬼列传》，宋泽莱的《血色蝙蝠降临的城市》，李碧华的《烟花三月》，黄碧云的《烈女图》，还有骆以军的《遣悲怀》等，都可作如是观。值得注意的是，这股风潮也吹向大陆，连主流作家也趋之若鹜。残雪及韩少功早期即擅处理幽深暧昧的人生情境，其它如苏童（《蛇为什幺会飞？》）、莫言（《怀抱鲜花的女人》）、格非（《敌人》）、李锐（《旧址》）、贾平凹（《白夜》）、王安忆（《长恨歌》）及余华（《世事如烟》）等，也都优以为之。新中国的土地自诩无神也无鬼，何以魑魅魍魉总是挥之不去？ 这些作品并不是魔幻写实主义的余波荡漾，也不是传统说部式的谈玄说鬼。多数作家其实有意回到生活本然的层面，却发现太多不能已于言者的缝隙，必须让他们重新定义真实，以及为「真实」背书的历史。两岸作家在铭刻政治／社会版图的分裂游移，世路人情的幽魅彷徨上，其实有着对应。 阅读、评论小说的意义不是再还原真相，而是体验真相的种种拟态 如果传统叙事的功能是编织散乱世事，回归意义的原乡，二十世纪末小说作者的原乡渴望，就不以回到故园为高潮。恰相反的，它是一种梦魇式的漫游，以回到一个既陌生又极熟悉的所在为反高潮。如果运用佛洛伊德式说法，我们可说这一回归引发一种诡秘(uncanny)的征候，「家」及「非家」的感受混淆不清，因此引起回归者最深层的不安。当代的小说招魂，不论是韩少功的〈归去来〉或是朱天心的《古都》，多半不正面触及鬼魂人物，但读者不会错过故事中阴惨黯淡的背景。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都恍若隔世。迷离恍惚中，但见事物影影绰绰，阴阳难辨。这一视象的暧昧感，加上小说家无所不在的命名渴望及命名错误，更显示叙事再现、指涉系统的离散。而也就在感官及认知功能的错乱中，幻想与现实交投错综、互为因果酖酖造成鬼影幢幢。 唯有承认历史神圣性的解体，叙事阐释权的掏空，我们才能以更谦卑的态度，面对萦绕历史周遭的迷魅，挖掘小说表象之下的记忆与想象。而阅读、评论小说的意义不是再还原真相，而是体验真相的种种拟态；不是对文学史料作实证叙述，而是正视虚构叙事的本命，以及由此所折射的历史光影。 或有论者要反驳，这样的观点无非是后现代主义或新历史主义的辩证游戏。我的立场恰恰相反。正是有鉴于上个世纪中国历史与文学所呈现的种种决定论式的命题，以及因之所产生的虚惘暴虐的后果，我们才有必要重新思考历史与小说的伦理承担。而这一伦理承担的切入点之一，我以为正是在于释放并检讨历史的幻魅力量，与小说的记忆潜能。 除非我们反省「国」「史」论述内驳杂的想象线索，尊重文字／形式以虚击实的力量（而非简单的文学反映论），我们无从深入反省人文主体的建构，也难以挣脱历史目的论的宿命。也正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可以借小说叙事铺陈现代及现代性的洞见及不见，并为下一轮的「盛世」酖酖或更可能是乱世酖酖先写下备忘录，预留（自我）批评的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