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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求学和任教将近四十年，但只出过三本文集：《西潮的彼岸》（ 1975 年）、《浪漫之馀》（ 1980 年）和这本《中西文学的徊想》（ 1986 年）。此书是香港三联书店的“海外文丛”之一，总策划是现任《明报月刊》编辑的潘耀明，责任是名作家舒非（蔡嘉苹，她也是拙著《铁屋中的呐喊》中译本的编辑）。事隔三十年后，我还是要表达一份感激之情。 我翻看这本书的目录，发现内中部分文章早在前一本书——《浪漫之馀》——中已经收过了，又“再版”一次，有点像唱片公司把某演奏家的旧版再重新包装，似乎有点欺骗“消费者”。这本书本来在香港出版，编者认为香港的读者未必看过我在台湾出版过的书和文章，所以愿意重印，这当然是他们的厚爱和善意。但此次再出新版，我不愿自我重复了，所以决定腰砍我的《浪漫之馀》，将内中所有关于当代台湾和大陆作家的文章放入本书的前半部份，而保留本书原版的后半部份，庶几合乎《中西文学徊想》的意旨。 我在一九八五年写的《自序》中曾为本书的内容略作解释，此处不赘。然而我仍然感到一股凄凉：非但“五四”文学已成了过去，而且本书中讨论的几位作家—— 如钟理和、王桢和和高晓声 ——也早已作古，只有刘宾雁仍然流亡在外。这些人的作品，有的早已成为文学经典，有的却似乎被时代遗忘了。在过去二十年间，海峡两岸的华人社会都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变迁，所以这几篇半学术性的文章也随着它所讨论的作家成了明日黄花，甚至连“学术价值”也所余无多。我只能感叹，却无由自辩，只好说保留了一点主观的见证。我也自觉是上一代人了，所以近年来对于当代海峡两岸的作家和作品不够关注，好在有我尊敬的学者和“接班人”王德威，为当代作家写了不少权威性的评介，我甘愿作他的读者——和所有后起之秀的作家的读者。 我感到吊诡的是：大多数的中国人在老年“落叶归根”回归自己的文字和文化，而我适得其反，越老越不安分，虽然是用中文写作，但近来感兴趣的题目仍然是西洋文学、音乐和电影，而且更变本加厉，想用中文著书立说，讨论这类本属于我专业以外的题目。所以我有时自嘲说：“看来我还要‘欧''化一段时期，才能够听到东方的‘梵''音，再回归‘此''岸。” 读者不难在本书的第二部分看到我对于现代南美和东欧——特别是捷克——文学的浓厚兴趣。后来我非但数次欧游，成了布拉格的常客，而且也陆续写了数篇此类的文章。今年初老友刘绍铭约我编一个自选集（名为《浪漫与偏见》，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我忍不住又把这些东欧的文章一古脑儿全部放了进去。其实还有两三篇曾在台北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登载过，但至今连原稿也找不到了，否则理应放在本书中补遗。 我为什么对东欧和捷克的文化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原因至少有二：普实克和昆德拉，前者是我在哈佛时现代中国文学的老师，后者是我最仰慕的当代欧洲作家（他久居法国以后的作品，我反而失去了兴趣），二人皆是捷克的知识分子，况且普实克的命运，还和中国文化切身相关，是欧洲汉学界的启蒙人物之一，我曾在本书中的长文《布拉格一日》中特别提到他，并故意和卡夫卡——我在大学时代最敬仰的现代主义作家——相提并论。 而昆德拉呢？他的早期小说当然令我想到了中国，本书中有两篇文章论到他，据说内中一篇《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于八十年代初在武汉的一个学报转载后（是徐迟先生安排的），还引起不少中国作家的讨论。至于捷克诗人塞浮特，则给予我接触捷克文的唯一机会，在个人的心路历程中弥足珍贵。可惜我没有足够的功力再写一篇关于捷克的作曲家雅纳契克的评论文章；还有另一位作家哈拉巴（ Hrabal ），我也曾看过他几本小说，也应该写点观感。看来我和捷克和东欧文化的缘分也没有完。 如果找到遗失的三篇文章，我还会加注说：第一篇《费心生教授语录》纯属虚构，但主人公的影子则出自我在芝加哥大学的捷克同事和教我译塞浮特诗的史维耶考斯基教授；第二篇《蓝胡子的城堡》纯系在布达佩斯的希尔顿酒店观赏一出歌剧（配以唱片）时的幻想；而《双城记》中游历东西柏林的经验，一是写实，一是虚构。在原版《中西文学的徊想》中尚附有两张和几位朋友同游西柏林的照片。多年后—— 2004 年 5 月——我与妻子同游欧洲，我特别带玉莹去看我当年流连忘返的两个城市：布拉格和柏林，而东西柏林之间的那道墙也只剩下一小块供人凭吊了。 在欧洲的各大城市，我处处感受到历史的幽魂，反而在 东方的香港和大陆 ，似乎真的觉得历史终结了，年轻的一代人往前（钱）看，而我却处处在学着本雅明笔下的天使，背着“进步”的时代风暴前行，却面向后看。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所显示的，就是这种“直面后看”的产物，也是一种个人的历史记忆。 —— 2005 年 6 月 30 日于大连旅次。 （此书列入“李欧梵作品系列”，即将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