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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是同性恋者，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在十九世纪俄国的上流社会，同性恋仍然是一件羞耻的事，柴氏为了见容于社会，甚至决定结婚，在一八七七年娶了一个莫斯科音乐学院崇拜他的女学生，原以为这位思想简单惟他是从的女子，可以与他维持夫妻的名分。不料，婚后却发现她竟是一个性欲狂者，两个人的婚姻勉强支持了九个礼拜就宣告破裂，后来柴氏的兄弟 —— 也是一个同性恋者 —— 把他救回圣彼得堡，他终于精神崩溃。 柴可夫斯基是一个十分内向的人，精神复原后仍然免不了受头痛之苦，于是他酗酒、打牌，并且时常暗自哭泣，对于自己的作品毫无自信，幸亏他在一八七七年结婚同时认识了一个有钱的梅克夫人，两个人都很害羞。所以约定避不见面，以书信维持十几年的友谊。也由于梅克夫人的资助，柴可夫斯基才可以辞去教职，专心著作。为后世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 柴氏的第六交响曲本来他自己命名为《节目交响乐》 —— 至于这个 “ 节目 ” 指的是什么，却是一个谜，后来他的兄弟将之改名为《悲伦》。似乎有点缅怀同性恋的悲剧性命运的意思，性学家埃利斯 (Havelock Ellis) 就称这首交响乐的秘密 “ 节目 ” 就是同性恋的悲剧，也有的乐评家认为他的第五交响曲中的 “ 命运主题 ” 所指的也是同性恋。 十多年前有一部非常有名的影片《乐圣柴可夫斯基》 (Music lover) ，导演是在英国专门以拍音乐家传记出名的肯 · 罗素 (Ken Russel) 就是描写柴氏的这段 “ 冤孽 ” ，记得我当受到震撼，片中有不少十分大胆的场面，最后疯人院镜头尤其惊心动魄。 我举出柴可夫斯基的例子来谈西方音乐界的同性恋，初步目的只是为了证明一个事实：音乐界 —— 甚至艺术界和文学界 —— 中的同性恋者极多，至于原因如何界定，这有待于专家们的研究。从一个外行人的立场，我也许可以分两面来谈谈： 柴可夫斯基的例子，使我感觉到他的同性恋和他的内向性格是互为因果的，特别在一个闭锁的社会中，同性恋被视为羞耻之事，于是更促成柴氏内心和外在生活之间的距离。他的内心煎熬，无法经由正常的渠道公诸他人 —— 甚至他和梅克夫人的通信中也不能提起 —— 遂诉诸音乐。这是一个极粗浅的解释。然而音乐语言的本身并不足以代表作曲家的感情，虽然柴氏在创作第六交响曲的时候饮泣再三，这并不表示乐谱中的音符充满了同性恋的影子。我认为 “ 标题音乐 ” 或 “ 节目音乐 ” 这个名称。事实上是有点骗人的，其实音乐不可能有标题，我们听一首交响乐，自己脑海中会产生一些幻象，但随人而异，有的曲子可以使我感动，但并不一定引起别人的共鸣。同性恋和音乐的关系不在于乐曲的形式和内容，而在于创作行为的本身。关于这一层次的分析，其实弗洛伊德已经做过 ( 见其对达 · 芬奇的研究 ) 。浅显地说，艺术作品只能象征地表现创作者的内心世界。从心理学的立场来说，我们只能把柴氏内心的压抑看成他艺术创作中的原动力之一。如果柴氏是一个正常的人，也许他不一定能够创造出这么多动人的作品。这个论点，勉强可称之为艺术家的 “ 煎熬说 ” 。 然而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谈艺术上的同性恋：艺术本身是对于各种形态的美的追求，在这种追求过程中，人体 —— 甚至人 “ 性 ”—— 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古希腊的雕刻中有不少是颂赞男性的人体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现代主义各流派中。也更多以男性 —— 特别是青年男子 —— 为美的化身。汤马斯 · 曼的《威尼斯之死》是一个著名的例子，故事中老艺术家在威尼斯的铂家旅馆中惊鸿一瞥，见到了一个波兰贵族青年美男子，于是展开了意识上和心理上的追求，但并没有诉诸真正的行动。我认为这基本上是 “ 形而上 ” 的一种美的向往，而且和老年人对于死的恐惧恰成对比，美和死是西方现代文学中两个极重要的主题。 据说汤马斯 · 曼本人就曾有类似的经验，然后才写成《威尼斯之死》。而当意大利导演。维斯康堤把这篇小说改成电影时，就直接地把故事中的老年人影射作曲家马勒 ( 片中的主要音乐是选自马勒的第五交响曲 ) 。维斯康堤的本意，我不得而知，也许他以音乐来代表所有的艺术；也许他认为 ( 而且他也确曾作过研究 ) 马勒的内心有同性恋的倾向，虽然马勒结过婚，而且婚姻也似甚快乐，他可能是一个 “ 双性人 ” 。 也许我们可以说在艺术美的领域中是不分性别的，往往产生 “ 双性 ” 的形式。一个美的化身，可能是男性或女性，甚至也可能是双性，而一个追求美的艺术家。其本身的性向也可能是双性的 (bisexual) 。西方现代音乐家中，除了纯同性恋外，双性恋的例子也不少，最有名的是美国指挥家和作曲家伯恩斯坦 (Leonard Bernstein) ，当妻子过世、子女成人后，他公然从异性恋 “ 回归 ” 同性恋，带着他的年轻男伴侣到处旅行演出，伯氏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常常在指挥完毕后，下台亲吻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我就亲眼看到维也纳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在被伯氏拥吻后啼笑皆非的窘状。然而，我想，在伯氏的眼里，他已经不再是一个男人或女人，而是一个促成演奏成功的 “ 美的化身 ” 。 西方音乐界的同性恋者。已经公开承认不讳。由于他们的成就使得同性恋不再是羞耻的行为，而是音乐界和艺术界的正常现象，甚至把同性恋变成一种有艺术感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世纪前柴可夫斯基很难预料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