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圈里很热门的一个话题，是“中国故事”。刚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我心里未免有些惶惑。文学就其本质来说是不具形状、没有疆界的自由体，像风，像云，你很难给这样的物体冠以限定词，就像你很难给风和云穿上衣服戴上帽子一样，而“中国”，恰恰就是一个限定词。后来我才发觉，是狭隘关闭了许多理解的可能性。我狭隘地把“中国”一词定义为有形的国土和疆界，而忘了它同时也是一门语言、一种文化、一个传统、一串基因密码、一些与故土和童年相关的记忆、无数祖先留传给我们的还有眼睛和心灵带领我们亲历过的历史……于是，我找到了自己关于“中国故事”的诠释。
    1986年我怀着对外边世界的好奇走出国门，当时最切实的计划，是如何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找到可以落脚的一尺之地。当然，在脚踏实地的生存计划身后，还掩藏着一个在当时看来几乎不着边际的梦想：成为一名作家。而在我登上越洋飞机的那一刻，我绝对没有想到：这一走，竟然会错过中国整个风起云涌的30年；我也没有想到，我将会在异乡源源不断地写出这么多关于故土的文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先生曾说过：“一个没有离开过故土的人其实是没有故土的。”当时这句话对我有些震惊，之后认真一想，也不无道理。在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之前，我一直生活在温州，甚至没有一个人出过远门。那时的温州是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城市，与外边世界的唯一联系是一条常常受台风影响的海路。记得第一个寒假回到温州，我发现那个小城对外边世界的门猝然打开了，涌进来一片从未见识过的光怪陆离，下船的码头上到处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港台货物。人群街景的巨大变化使我一下子蒙了，我第一次意识到了“缺席”。“家乡”这个概念，大概就是在那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的。我知道，我已经和温州有了距离。
    曾经我拼命想逃离温州，只是没想到，后来我会走得那么远，那么久。我一生在海外度过的时间，和在国内的时间相比，大概是一半对一半的。这一半和那一半在时间上是等长的，但在重量上却完全不同。童年青少年的时光，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是具有加权重量的，那些早期记忆和印象决定了他后来写作的基调。所以尽管我走过了世界的很多地方，离故乡越来越远，小说想象力的落脚，总归还是故土。我闭上眼睛，几乎可以数得出从街头到街尾每一座房子的样式和细节，想得起各式各样的人在那些院落里进进出出的样子。可是很奇怪，我只有在远方书写故土的时候，故土的样子才清晰具象，有纹理和质感。也许身在远方才会产生某种审美距离，距离让尘埃落定，距离使零碎的印象组合成整体，距离使个人的感性观察变得理性。
    从个人的创作经历来说，我的“中国故事”配方里一个必不可缺的元素，就是中国语言。我经受过七年正规的英美语言文学系统训练，用英文书写一个故事，应该不算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我曾经尝试过用英文改写一部已经用中文发表过的小说，最后发现改写过的成品是一个“四不像”，原作小说字句段落之间隐含的社会历史人文因素，在经过另一种语言的过滤之后几近丢失。而且我在母语中具有个人特色的行文风格和情绪表述，在转换到另一个语种之后，突然变得笼统和苍白，意义虽在，特色尽失。语言作为载体有时和被承载的内容一样重要，是一个视角、一种观察、一种情绪的表述出口。每一种语言本身都具备了与它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密切相关的机智幽默嘲讽隐喻双关，这些因素在另一种语言里失去了生存的根，失去了生命灵气，变得刻板呆蔫。改写之后的英文小说显得平庸无趣，不伦不类。我这才意识到，特定的文化表述必须借助特定的语言工具，所以从那时起，我就放弃了用英文写作的尝试。
    我的“中国故事”配方里的另一个重要元素，是人物。我在北美生活了30年，并且做过17年听力康复师。工作为我打开了一扇观察北美社会的窗户，使我得以深入那个社会的生活构架之中。在职业生涯里，我接触过无数个从战争中归来的退役军人，也为许多难民做过听力康复。这些人亲历了战火带来的灾难以及骨肉分离的痛苦，使我对苦难的观察，有了一个新的维度，也使我对“疼痛”和“创伤”这一类话题，有了全新的理解和认识。《劳燕》里阿燕被战争带来的耻辱碾压成尘土，却在尘土一样的卑微中找寻到一条生存之路；《余震》里李元妮被灾难逼到墙角，必须在自己的亲生儿女之间做出残酷的生死抉择；《金山》里方得法家族四代人为了生存，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骨肉分离；《阵痛》里勤奋嫂母女为了生命的延续，可以用匍匐的方式承受任何屈辱……这些人物身上，体现了许多病人带给我的创作灵感和生命启示。但我却从没有想到把某个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美国二战老兵，某个在“沙漠风暴”中听力和心灵都受到创伤的美国年轻退役军人，塑造成我小说中的主人公，尽管我熟知他们的故事。他们给我的感动是普遍意义上的感动，我无法把这些感动直接转化为我的人物，因为他们和我之间不具备相同的文化基因。我必须使用我的文化过滤器，将这些感动转化到和我分享同一种文化基因的中国人物身上去。文化基因是文化血液的承载物，很难在后天培育，所以尽管成年之后在异国他乡生活多年，我依旧无法创造出一个外国的故事，因为一个作家无法跨越他的文化基因。当然，在我的小说里也出现过外国人形象，但他们都和我的中国主人公产生了深入的互动和交融，我没有办法想象自己能创造出一个全然游离于我的中国元素之外的“跨基因”人物。
    这些年里，我的写作一直是错位的：在一个英语国家里居住，却用母语写作，我的发表渠道和读者群体与我的居住地遥隔千里；我一生都在逃离故土，却在孜孜不倦地书写那个我一直都在逃离的地方；我明知道已经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家园，却在试图通过写作一次次地回归故里。我不需要专门去思考如何书写我的“中国故事”，因为它已经在我的血液里，在我的认知经验中，在我每一根观察世界的神经触须里，它牢牢地把守着我创作灵感的出口。我唯一需要认真对待的，是如何诚实地面对我的认知经验，在把它转换成文字的过程中，尽可能让它少受干扰和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