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写小说，我可能早就得忧郁症了。但其实小说并没有“治郁”功能，多数时候它只会导致更多忧郁——不过我并不打算纠正这看起来自相矛盾的话。我宁愿要小说带来的忧郁，也不要没有小说的那种忧郁。两种忧郁的区别在于，小说带来的忧郁是有意思的、是纯粹的。我发现很多小说家都有点纯粹的忧郁，能从这种忧郁悲哀中落落大方走出来，他就成了艺术家。
    现在的人挺容易把日子过得很没意思。也因其没意思，小说才显得有那么点意思。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说，所有伟大的写作都根源于对腐朽的恐惧和对不朽的痴迷。腐朽没意思、令人恐惧；不朽的东西多数都是有意思的、值得痴迷。小说仿佛是让正在腐朽的事物呈现不朽的价值——这句话也可以说成是，小说以“没意思”来呈现“有意思”。世界变化快，小说也从没脱落在世界之外；而且奇妙的是，世界变了那么多，小说家关心的东西倒是多年来都没什么本质改变，因为那些东西，是多么有意思。
    《火山》写于两年前。其中写到的地点、路线，我都走过。然而其时其地得来的体验，或者并不比导游小张给予我的印象更深刻。两年前我写过小张，生于一九八八年，属龙。这个属相的男人和星座中的狮子座一样，霸气。如果属龙又刚好是狮子座，基本就只能是霸道总裁了。我不知道小张的星座，我没问。他身高目测一米九以上，仰视着跟他说话让我有压迫感，好在他很和善——证明并非狮子座。说中文时有东北口音，说日语的口音我没法分辨。
    小张是导游。他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在日本的十余天，他带领我们十几名游客从大阪、东京到北海道，方方面面照顾周详——这是他的工作。但我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没有见过像他这样喜欢谈论自己家人的导游，其他导游讲风土人情，高端一些的会讲历史政治乃至艺术宗教，但小张不关心艺术宗教，他最好的口才都用来描述自己的老婆儿子了。那种喜形于色的满足感、别无所求的笃定踏实，让我对他的生活特别好奇——我的动机可能不是太善良，因为还是托老那句话：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于是我向小张打探，关于他在日本的生活——不是当下的。当下的他，有个明星般漂亮的老婆、明星般漂亮的儿子，老婆已又怀孕，在家待产二胎……这些，我已经听了太多。我想问的，是小张这幸福生活背后的故事。
    “你什么时候来日本的啊?”“你老婆什么时候来日本的啊？”“你父母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啊？”“你以后是不是就打算留在日本了啊？”……但我能感觉到，他只是用一些简短的答话来敷衍我。
    一天，需要坐很长时间的车。小张才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个完整的家族移民史——他认为这“说来话长”，像我那样隔三岔五地问来问去，实在很难解释，所以，必须等到有足够的时间了，才能让我听他细细分解。
    从日本回来后，我找了一些关于“黑龙江方正县日本遗孤”的资料，适逢举国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二〇一五年七月，出现了“日本遗孤回方正县”这样的新闻。也是七月，我写完了《火山》。我没有写过这样的题材，也不知道能不能写成，但是小张告诉我的那些事，我总是无法忘记——方正县城大量的日本战后遗孤所导致的持续多年的移民行为，以及第一代移民如何为在日本生存而努力。当然，肯定还有一些更敏感的部分，比如小张这样的年轻人如何看待中日关系，他们血脉上都是中国人，但后来幸福地生活在日本。
    和《火山》中的文亮一样，小张在哈尔滨读大学。小张倒是顺利毕业了，之后来到日本，便留了下来，和父母一起生活——小张的父母没有离婚。之前，小张只到过日本一次。“十几岁的时候，来玩儿的。”他说。他做过很多在我看来很不容易的工作，比如拉面店的服务员、药妆店的导购，后来他用功学习导游课程，终于顺利成为一名收入丰厚的优质导游。他对每项工作都很敬业，这一点他很像日本人。在药妆店，他比店里的导购更熟悉那些繁多的药妆每一种之间的细微差别。和文亮不同，小张生活态度积极，几乎称得上是勤劳勇敢的模范奶爸。他每天都要跟儿子老婆视频，还每天给我看他老婆儿子的照片，偶尔他还要煽情，说出一些“为了老婆孩子，我真是做什么都值了”这样的话。
    关于移民小张的幸福生活，我愿意它成为《火山》中的文亮的结局——一个童话般的happyending。我愿意终有一天，文亮会在生活的波折中体悟并成熟，担负起一个男人所应担负的东西，并因为这种担负而收获幸福。毕竟，小张的幸福生活也并非一夜之间从天而降的，他也经历过文亮那般的踟蹰，有过文亮那般的软弱。我知道。小张告诉过我，关于他独自在中国长大的经历，他曾无所谓地晃荡掉的那些青春，他和父母之间曾有的隔阂，以及，他如何在中国国籍和日本国籍之间慎重做出的选择。“我没有申请日本国籍，尽管我可以，我老婆也是中国人，也是中国国籍，尽管她是在日本长大的。我有一天肯定还是会回中国去的，住在乡下，过田园生活。”小张说，毫不掩饰他的满足与喜悦。
    《火山》之后，我的小说越写越慢。困境时常出现，多是写了一段时间后，写不下去了。有人说这种时候得“硬写”，但我很难“硬写”。如果还能“硬写”，就不能说写不下去了。这种时候我只能硬去读书、硬去做家务，一边告诉自己，还没那么糟，你还能写下去。焦虑是常态，我认可它、接受它，偶尔享受它。我甚至有时会因为突然意识到“最近怎么不焦虑了”而焦虑。很难想象有不焦虑的作者。写作者如果从不焦虑，那他写出的东西非常值得怀疑。焦虑是因为对自我有质疑、对自己不信任，怀疑我写出的东西是否真的值得被写出来？又是否真的值得以这样的方式写出来？它让我想得很多，好在对小说来说，想得多也不是坏事。
    我该适应自己的节奏，相信缓慢的积累、持续的思考终会于我有益，而不是天真以为一击而破的奇迹时刻真的存在。也许困境更像围困我们的潮水，它会一点点消退，岛屿一点点露出形貌。这时，你站在岛屿上，守得云开见月明，你就该去看那月亮。你看见那些曾经的混沌，就那么一点点地消散了，有些东西就那么一点点地明朗了。
    周李立获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小说新人奖。《小说月报》2015—2016年先后选载其作品《天使的台阶》（2015年5期）、《力学原则》（2015年6期）、《火山》（2015年11期）、《东海，东海》（2016年4期）、《刺桐》（2016年10期）。其中《火山》与获奖创作谈收入《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小说月报获奖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