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有几缕秋云，阳光从云隙发出一些不甚明的光；云下，存着些没有完全被微风吹散的雾。江水大体上还是黄的，只有江岔子里的已经静静地显出绿色。葡萄的叶子就快落净，茶花已经顶出一些红瓣儿来。”
    如果单看老舍短篇小说 《不成问题的问题》 里这个段落，能理解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 得到的褒奖：温柔，克制，抒情，高级的文人电影。
    可小说原作并不是一派山清水秀。不同于他的长篇小说的意趣，写短篇小说的老舍，下笔很“毒”，不放过普遍人性中的弱点和缺点，一句顶一万句。他那篇广为流传的 《抱孙》 是这样，《不成问题的问题》 也是这样。这样的小说既好看也“不好看”。说好看，在于辛辣讽喻，戳心戳肺；要说“不好看”，因为过分骨感，速写白描近于漫画了。老舍在短篇里无意于写“人性的、太人性的”人物，这其实给电影改编设置了一道难题。
    《不成问题的问题》 主要出场人物三个：丁务源，秦妙斋，尤大兴。
    农场主任丁务源是个“捣浆糊朋友”，他来了半年，农场赔了半年，他这个主任却做得风生水起。老舍是这样写的：“谁家出了不大痛快的事故，不是人家丁主任像自天而降的喜神一般，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他老在说话，而并没说什么。遇见大事，他总是斩钉截铁地下这样的结论———没有问题，绝对的！ 说完这一声，他便把问题放下，而闲扯些别的，使对方把忧虑与关切马上忘掉。等到对方满意地告别了，他会倒头就睡，睡三四个钟头；醒来，他把那件绝对没有问题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他只知道敷衍能解决一切，至少能使他无忧无虑，脸上胖而且亮。”
    “敷衍能解决一切。”这是点题的一笔。老舍写丁务源，写他身上集合了人情社会里方方面面的“坏处”，坏透了。相比小说，电影就像很多影评形容的，实在是过于“温柔”。扮演丁务源的范伟当然演出了这个角色“奸猾”的一面，可他也让这个人在人情世故里沉淀下去，含混复杂起来。电影里的第一个小高潮是丁务源给老板家的小儿子张罗寿宴，遭了老板奚落的他，仍腆着脸应承，这个“喜神”背转身，独自在花园抽烟时，不动声色透出了阴冷的怨气。丁务源的犯贱是真的，苦涩也是真的，当他对小跟班说出“乱世里人活一条命”，那个瞬间生存本身含辛茹苦的况味是真切的。他并没有小说里那样彻头彻尾的“坏”，至少不是“大奸大坏”。当他教训秦妙斋“朋友要讲义气”，或感叹“能活下来就不错”时，未见得全然是做戏，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真假参半的暧昧中悬浮的人性。范伟的表演虽和小说的描写有距离，但确实让电影的前半部分散发着一言难尽的世情滋味。
    然后，秦妙斋的出场打破了丁务源小世界里的平衡。小说里的秦妙斋是地主家的傻儿子，一个空头艺术家，虚张声势的丑角。他的出场，老舍是调侃着写的：“虽然身量很高，可好像里面没有多少骨头，走起路来，就像个大龙虾似的那么东一扭西一拱的。”他啃老不成，身无长物，“颇想摹仿屈原，把天才与身体一齐投在江里去。投江是件比较难于做到的事。于是，他转而一想，打算做个青年的陶渊明。”作者这口吻是相当挖苦的。
    扮演秦妙斋的张超从长相到扮相都过分好看，却是这部电影里的意外之喜。如果说范伟的演出丰富了一个“丑角”，给这个本质荒诞的寓言注入了小人物的现实主义重力，那么外形跟“丑”不搭边的张超捕捉到了“丑角”的内在气质，他演的这个“拆白党”，言行夸张，行动乖张，外强中干，他越是表现得放诞不经，惹人生厌，就越吻合小说的初衷。
    电影的缺陷在尤大兴登场后显现。原本，这是故事里矛盾升级爆发的高潮部分。尤大兴是个不讨人喜欢的理想主义者，他来农场顶替丁务源的职位，试行改革，祛除宿弊，效果是有的，可工人们怨声载道，结果是丁主任回归了农场，一切又将是“不成问题”的。和丁务源、秦妙斋一样，尤大兴也是高度概念化的。老舍对彼时人情社会的“恶”有透彻的洞察，信笔写来格外从容，然而无论在长篇还是短篇小说里，“理想主义者”是他一直想写却一直写得不太成功的一类形象。作者写得不温不火，演员演得中规中矩，随着表演的光环褪去，电影最根本的困境出现了：什么样的电影语言能无缝契合这部小说？
    导演梅峰反复提及他对布列松和费穆的推崇，《不成问题的问题》 是这位资深编剧的导演处女作，显见是受了他的两位偶像的影响。室内戏的风格一目了然地来自布列松，基本不用运动镜头，画面安静，剪辑干净，就连麻将桌和家宴这些最能诱发调度炫技的场景，也朴素得没一点“花活”。梅峰或多或少是受了布列松的塑造，这位法国导演擅用极简主义的手法表现“被困的人”，梅峰做编剧时屡屡写的也是“被困的人”，改编 《不成问题的问题》 也不例外，他认为树华农场就是一个“困局”。丁务源是被困的人，尤大兴的太太也是。这位尤太太在小说里戏份不多，却喜感极了，老舍写了一个生动市侩的细节：尤太太到了农场，和那里的人一样做些贪小便宜的勾当，每天摸俩鸡蛋，攒出了一篮子。而电影颠覆了原作，尤太太美丽、柔弱、忧郁，她承包了电影里的诗情画意，也承担起向费穆和《小城之春》 致敬的重任———她穿着素淡旗袍、提着食盒走在山野间的身影，太像 《小城之春》 的女主角玉纹。
    学得太像，就坏事了，因为致敬成了负担。
    布列松风格的镜语果真适合再现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式的世情人情流动么？ 布列松和费穆的两套美学表达适合平行并置在这个荒诞底色的寓言里么？ 把老舍不留余地的“不好看漫画”改写成温柔哀伤的“文人电影”，是一个合适的改编策略么？ 这些，并不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吧？ 能看到老舍的小说改编成电影，终究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像尤大兴一样，凡事较真些。
    （作者为本报首席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