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是英国著名的左翼历史学家，也是享誉国际学术界、备受史学工作者推崇的世界近代史大师。他的研究领域从19世纪的英国、欧洲扩展至20世纪的拉丁美洲，其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民族演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堪称当代史家的顶尖之作。他坚持学术不应该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原则，因此写就了以普通大众为阅读对象、跨越了三个世纪的“四部曲”皇皇巨著：《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极端的年代：1914-1991》等，对世界历史特别是欧洲近现代史给予了充分梳理和深入解析，其中《极端的年代：1914-1991》叙写的场景和阐释的地域虽然以欧洲为主，但霍布斯鲍姆有意强调的其实是一种全球经验：历史意识的萎缩与退却。
    《极端的年代》冷静述说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无数局部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痛楚与苦难，客观铺陈了美苏四十多年“冷战”所造成的紧张与不安，深刻揭示了科技进步的利与弊，社会、教育、文化变革的长与短，资本主义发展的荣与衰，社会主义进程的得与失，民族独立与民主运动的起与伏，以及21世纪前景的明与暗，并精辟评估了20世纪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一个作者曾积极参与的历史过程，也是众多读者都无法忘却的历史记忆。历史对芸芸众生而言，也许从来没有多重价值和实际意义：一方面它是过去发生事件的集成与总和；另一方面它又是相关事情的记录和事件的遗迹。但值得关注和重视的是，无论是哪一种意识的历史，都与人类的意识状态和发展方向紧密相连。人类的历史意识不仅协助创造和书写历史事件，而且更直接决定人们如何处理历史事件的遗存和痕迹。过去事件和事件记录的辩证自洽关系，形成了一个典型的诠释学逻辑：历史解读与历史真实之间，有时并不存在明显的边界，甚至我们可以说，没有不在诠释之中的历史真实。“真实事件”其实是由历史解读出来的。可是，由于任何解读都无法不在意识中进行，而且解读的对象无论是怎样久远的历史人事，解读本身仍然在当下的意识中，这就是意大利著名史学家克罗齐那句“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所蕴含的奥义与真谛。明乎此，当我们阅读《极端的年代》并看到霍布斯鲍姆提出“历史意识的萎缩与退却”时，焉能不为之震惊与诧异？这种萎缩和退却，作者在全书开端处仅仅是略略一提，但假如放在他对所谓“短暂的20世纪”的整体重述架构中，人们就会发现，历史意识的萎缩与退却，恰恰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内在表现与外部特征。
    霍布斯鲍姆处于由他自己命名和界定的“极端的年代”（1914-1991），无论是回首前尘还是展望未来，很难说不是一种对“历史意识的萎缩与退却”的研判与回应，因为他并非只属于变幻莫测的当代，他还经历了动荡不安的过去，而他对历史的铺陈与叙述就是在这种由过往而到时下的意识流中进行。霍氏这种非常自觉而且有意识令读者觉察出来的写史态度，可能与他自己深受左翼思想影响有关：如果当代史家意欲对他作出更深入研究更精准评价，可将这部当代史与他此前所写的“19世纪三部曲”作一比较并从中发掘他的史学观念，这种史学观念就是他反复倡导并一再强调的“闲人”立场。所谓“闲人”即周游四方，随时睁开眼睛四下观望的行人与旅者。霍布斯鲍姆正是以行人与旅者身份撰写《极端的年代》，于是我们一方面赞赏他能够主动拥抱大众俗群，坦诚撰写一部有史料、史识、史观的通俗历史著作；另一方面我们也褒扬他不以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自居，而是潜心为宏观通俗史或“大众历史”的传播所作出的非凡贡献。
    主观愿望与客观结果有时并不统一甚至互相悖离。霍布斯鲍姆打算以人民为出发点撰写史书，甚至将史书读者定位为普通大众，但专著本身却不一定属于普通大众，因为这事关本书开端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历史意识的萎缩与退却”。试问：在心浮气躁的现代城市人中，在心高气傲的当下年轻人中，究竟还有多少人葆有历史情结和历史观念？霍布斯鲍姆不像中国乾嘉学派学者那样专注于史料考据，不像近现代中国史学家那样详细注明每处史料的来源与出处，不像海外汉学家那样用枯涩的文字叙述夹杂有感而发的议论与批评，这固然与所谓的“专业”历史写作方式大相径庭，但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学家同时又是诗人，我国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也是以文学笔法写就的，所以，不可轻言专业史作就不一定是大众的读物。也许18世纪以降，历史就已经淡出大众视野，而大众也因此逐渐忘记了历史，包括忘记了历史的价值和重要性。
    霍布斯鲍姆提出的“历史的萎缩与退却”概念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标配与见证———不是大众放弃了历史，而是历史早已远离了大众。“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广布流传和“精英死亡论”的甚嚣尘上，并不表明历史重新由社会精英回归到底层大众，只意味着包括精英在内的历史意识也日趋淡化与瓦解，人们在分辨不清纪实和虚构的同时，也在历史的传统意义中迷失了自我，弄丢了方向。所以，霍布斯鲍姆在本书中的全部努力，在历史被放逐的当下，只能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借鉴”与“参考”，这对于十分看重和着意追求“历史”真相的古代人来说，是不可想象和难以接受的。《极端的年代》告诉人们20世纪自1914年到1991年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即陷入全面战争及其威胁的灾难30年、两极冷战对峙但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30年，以及全球混乱无序的危机20年。本书对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以及不同时期的科学与艺术，力图提炼出一个鲜明的主题、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换言之，面对19世纪欧洲中心主义崩溃垮塌的时代背景，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现实境遇，霍布斯鲍姆有意强调的是支撑世界共存的历史意识的萎缩与退却。尽管在书中流露出一种审慎的有所保留的乐观态度，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剧、中国国际地位明显上升、欧美新保守主义渐趋抬头和神秘宗教不断回潮的大气候下，霍布斯鲍姆的“深邃”与“短视”变得同样突出而明显。由于笔者这代人早已习惯了将历史真相作为历史故事去解读，因而只能把“历史的萎缩与退却”当作“一家之言”，这对霍氏而言已是十分尊重和敬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