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阿富汗在新闻报道中呈现给世界的形象，几乎就是绑架、暗杀、爆炸等恐怖主义活动的代名词。这个身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国家在世人的普遍认知中，与那些战乱频仍的中东国家并无二致。除此面相之外，很少有人会有兴趣对它再做更多的了解。
    今年3月至6月间，故宫博物院举行了“浴火重光——来自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宝藏”特展，我的微信朋友圈也随之热闹起来，除了贴图分享那些金光闪耀的珍贵文物外，配套的展览解读也让更多人知晓了阿富汗作为古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十字路口的伟大意义。尤其是1978年考古发现的贵霜王朝皇族墓葬文物（即“巴克特里亚宝藏”），历经二十五年战火动乱后重现于世的传奇故事，更使世人对这个国家守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卓越贡献充满敬意。
    然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再过辉煌的历史似乎只能令人徒增感伤。当代阿富汗的真实面貌到底是什么样子？是否确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封闭与贫穷？
    
    《寻路阿富汗》
    2001年至2002年间冬季，一位毕业于英国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年轻人罗瑞·斯图尔特开始了徒步穿越阿富汗中央山区的行动。经过三十六天的艰难旅行，罗瑞·斯图尔特成功走完了全程，并将这段经历写成一本后来为他赢得巨大声誉的著作《寻路阿富汗——在历史与现实之间》（The Places in Between）。书中，罗瑞·斯图尔特以自己的亲身遭遇，为读者展现了略带神秘感的阿富汗中部乡村生活图景。
    没有女人的街道
    在罗瑞·斯图尔特开始阿富汗之旅前，他已经花了十六个月时间在伊朗、巴基斯坦、尼泊尔、印度等国分阶段行走，阿富汗的行程只是他徒步穿越亚洲计划的一部分。相比前面几段旅行，横穿阿富汗的想法无疑会更具挑战性，就连他本人也承认，“可能这是一次冒险，但这是我穿越亚洲旅行中最有意思的篇章”。
    启程第一天，罗瑞·斯图尔特遇到了《洛杉矶时报》的记者大卫，大卫问他为何想要徒步穿越阿富汗。他回答道：“从荒漠到喜马拉雅，从波斯、希腊到印度文化，从伊斯兰教到佛教，从神秘主义的伊斯兰到军事组织的伊斯兰，阿富汗是这其间的一片土地。我想要看看这些文化互相融合或者触及全球的地方。”
    但在此后的旅程中，罗瑞·斯图尔特看到的唯一能把自身与当下世界连接起来的东西只有武器，具体来说就是随处可见的卡拉什尼科夫枪，那是一种由俄罗斯人设计、伊朗人制造、目前被亲美的阿富汗人使用的机械。
    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恶名昭著的塔利班政权随着美军入侵而垮台，阿富汗短暂地向世界敞开大门，罗瑞·斯图尔特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在乱局复归之前，实现了这次计划已久的旅行。
    罗瑞·斯图尔特的行程是从阿富汗西北部历史名城赫拉特出发，到首都喀布尔结束，但并没有走更为平坦的常规线路，即绕道南部的坎大哈，而是选择直线穿越崎岖的中央山脉。凑巧的是，这条线路正好与十六世纪初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创立者巴布尔的足迹重合，因此罗瑞·斯图尔特在记述自身见闻的同时，还平行引用了许多《巴布尔日记》（中文版译作《巴布尔回忆录》，王治来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的内容，作为今昔对比。
    
    《巴布尔回忆录》
    自从1978年爆发“四月革命”后，在长达二十四年的时间里，阿富汗先后经历了苏联入侵、军阀内战和塔利班统治，想象中应当是断壁残垣、满目疮痍。果然出发后不久，罗瑞·斯图尔特就感受到这个饱经战争创伤的伊斯兰国家与世界长期隔绝后所展现出的愚昧与落后：
    我漫步在没有女人的街上，听到失业毛拉的大声抱怨、不识字的持枪者在讨论表亲婚姻。没有人买任何东西。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是物物交换，或者赠予。每个人都互相认识。两个年轻男人在谈论我，英格兰在哪里，外国人吃什么、带什么、玩什么。他们在进行一系列不需要我参与的简单推测。
    村里的许多房子都是空的。大多数男人，如果没有带着家人去难民营，就是在伊朗工作。这里没有通电，没有电视，没有诊所，也没有孩子们的学校。街上也看不到妇女，唯一的一幢重要的公共建筑是我们身后的清真寺。
    关于穆斯林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绝对控制似乎无需再做过多普及。我想补充的一个案例是，来自中国旅行者班卓在《陌生的阿富汗》一书中讲过她当年在在阿富汗时听说过的一件事：某个浴池老板突然把生意兴隆的浴池给关闭了，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如果有女人从我浴池旁边的墙下走过，当她知道里面是一个浴池时，也许就会联想起男子的身体来，这是对真主的大不敬。为了避免产生这样不敬的机会，他索性将浴池关闭。
    近距离观察的人类学记录
    除了女性地位之外，阿富汗国内的民族问题亦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对大部分阿富汗人来说，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不过是一个遥远而抽象的概念。由于不断发生的大规模民族迁徙和战乱，以及在相对封闭的地域内互相混合形成的种族、部落和家族构成了阿富汗最基本的社会结构。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畅销小说《追风筝的人》就反映了作为阿富汗第一大民族的普什图人与第三大民族哈扎拉人的冲突。
    罗瑞·斯图尔特这趟旅行途经阿富汗的四个省份：赫拉特、古尔、巴米扬和瓦尔达克，那里分别居住着塔吉克人、艾马克人、哈扎拉人和普什图人。在旅途中，他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并记录了这些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和风俗信仰。
    譬如，在进入哈扎拉人居住的村落后，罗瑞·斯图尔特在街上第一次遇到了女人，“她们戴着显眼的药盒女帽，身穿点缀着银饰的衣服。她们不仅没有遮住脸，而且静静地站在那儿看着我。我注意到她们的皮肤非常苍白，有着细长的蒙古眼睛，在阿富汗人中很特别”。
    关于哈扎拉人的介绍中，通常都会强调他们的蒙古血统。1229至1447年的两百年间，蒙古人跟随成吉思汗的军队从中亚移民到阿富汗，并同当地操突厥语的族群不断融合，逐渐形成了哈扎拉族，他们是阿富汗唯一保留着蒙古利亚人种许多特征的民族。哈扎拉族如今人口约五百万，约占阿富汗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大多生活在贫瘠的中部山区和喀布尔、马扎里·沙里夫和赫拉特等大城市，信仰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
    罗瑞·斯图尔特在哈扎拉人的地盘上不仅第一次在街上见到了女人，而且第一次被允许和女性待在同一间屋子里，还第一次被邀请进入清真寺。“在步行途中，从没有逊尼派穆斯林邀请我进入清真寺。但是在哈扎拉贾特（哈扎拉人在阿富汗聚居山区的统称），我经常在受邀进入某家之前，被请进一座清真寺。在伊朗的什叶派地区也是如此。”
    由于政策等原因，哈扎拉人在阿富汗长期遭受歧视和压迫，许多人世代沦为奴隶，这种情形因在《追风筝的人》中得到充分反映而被外界所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普什图人为主的塔利班武装政权上台后，对哈扎拉人进行了大规模的驱赶和屠杀。除了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古老仇恨外，罗瑞·斯图尔特指出，造成这种暴力的原因还包含强烈的民族和文化成分，普什图人会鄙视哈扎拉人的蒙古利亚人种的外貌和传统。
    在书的后记里，罗瑞·斯图尔特回顾了他与阿富汗结缘并弃学从政的经历，最后希望“有关战争的滔滔宏论逐渐消逝之后，这本书作为在塔利班和国际社会冲突之时，对阿富汗中部乡村生活的记录依然不失价值。与政治学意义相比，我更重视它的人类学意义”。从这点来看，他写作的目的已经达到。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大多数人类历史都创自步行速度而引发的人类交往，即便是有些人骑在马背上的时候。我想起了那些去西班牙的孔波斯特拉、去麦加、去恒河源头的朝圣之旅；想起了用行走接近上帝的云游苏非、苦行僧和托钵修士；还有通过行走来冥想的佛陀和在湖畔漫步时写下十四行诗的华兹华斯。
    这是罗瑞·斯图尔特在思考步行的意义时写下的一段话，在他看来，人类是用脚把世界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所以他拒绝使用任何交通工具，坚持走完阿富汗旅行的全程。然而要实现在这一目标，自然离不开一路上与当地人的交流。
    阿富汗的官方语言是达里语（波斯语的一种方言）和普什图语，二者同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是姐妹语言。罗瑞·斯图尔特虽然只能用达里语进行日常对话，但对获取信息和解释沟通来说已经足够。事实上，相比其他很多阿富汗的旅行者来说，他也得益于这种语言优势，尤其旅行末尾进入一个塔利班控制的普什图人村庄时通过随机应变而化险为夷。
    当途中被问及具体职业时，罗瑞·斯图尔特出于安全考虑总回答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他也确实对中亚历史、考古充满探寻的欲望。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的繁盛辉煌与出土文物令罗瑞·斯图尔特痴迷不已，他渴望在路上收获更多的发现。然而阿富汗千疮百孔的现实却使人意兴阑珊。“现在的行走，让我很难对丝绸之路产生兴趣。那些事物对于现代阿富汗而言毫无意义，而且我怀疑住在这幢建筑里的人们是否清楚地了解这里的过去。”
    最能说明历史与现实巨大落差的地方就是阿富汗最著名的古迹贾姆宣礼塔。这座塔是十二世纪九十年代由古尔王朝的苏丹建造，高六十四米，八边形的塔基直径近九米，塔体用砖和石灰建成，蓝色瓷砖贴面，上面雕有各种精美的几何图案、花纹和铭文。
    尽管贾姆宣礼塔在罗瑞·斯图尔特到访的200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由于其面临行将倒塌的危险所以也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在我到达之前，阿富汗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的官员已经八个月没有收到关于这座塔的可信报告了。在过去的十年里，阿富汗的大部分文化遗迹或被迁移或被破坏；喀布尔博物馆已遭洗劫，而塔利班也炸毁了巴米扬大佛。”
    更令人心痛的是，罗瑞·斯图尔特还看到了附近村民正在进行的非法盗掘活动。在塔利班统治贾姆期间，这座伊斯兰文化遗迹得到了较好的保护，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反而打开了肆无忌惮的古董走私市场。
    经过与当地人的交谈，罗瑞·斯图尔特相信贾姆宣礼塔伫立之地就是古尔王朝失落的首都“绿松石山城”，他深知这里“容纳了十二世纪从整个亚洲传来的艺术”。“绿松石山城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不仅仅关乎阿富汗，而且关乎蒙古人统治前整个亚洲那失落的荣光。”然而遗憾的是，村民的盗掘显然已经极大地破坏了这片遗址，在资本与利益的驱使下，无价的历史信息或许已经永久丢失。
    战争的胜利或失败
    纵然现实如此不堪，但对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来说，仍然需要像罗瑞·斯图尔特这样冒着生命危险体察阿富汗基层社会的思想者为政治决策提供一手的根据。罗瑞·斯图尔特如此嘲讽和批评那些喀布尔的新政策制定者：
    他们大多数年近三十岁，或三十刚出头，有着至少两个学位——通常是国际法、经济或者发展研究。他们来自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家庭。每天晚上，他们相约吃饭，交换当局腐败和联合国无能的奇闻异事。他们很少开着他们的四驱车驶出喀布尔，因为安全顾问禁止他们这么做。
    罗瑞·斯图尔特多次提示我们，阿富汗基层社会的复杂现实往往超乎生活在后现代的、世俗的、全球化国家中的决策者的想象，意识形态上的“国家”或“法规”等抽象概念距离阿富汗人的真实生活仍旧太过遥远：
    我遇到的村民大多数是文盲，远离电器或者电视，对外部世界了解极少。……即便在短短一周的徒步旅行中，我就历经了本地伯克们被伊朗资金支持的社会革命所推翻的地区，和封建结构仍旧保持不变的地区；村民们遭受塔利班暴力的地区与村民们互相折磨的地区。这些不同人群的隔阂很深，难以捉摸，很难克服。乡村民主、性别政策和中央集权在一些地区将很难有市场。
    例如，关于美军武力推翻塔利班的伊斯兰激进派统治，在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看来，似乎就像文明战胜野蛮那样理所当然。但罗瑞·斯图尔特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在阿富汗的主要族群中，除了哈扎拉人支持美国赶走塔利班以外，塔吉克和艾马克人都并非完全反对塔利班，塔利班对女性的态度以及对伊斯兰教法的运用在某些乡村甚至颇受欢迎。
    美国“9·11”事件之后，以提出“东方主义”闻名于世的爱德华·萨义德在举国愤慨之际写下《复仇无法消灭恐怖主义》一文，站在伊斯兰教与阿拉伯世界的角度，反思了当时美国呼吁发动反恐战争的主流情绪：
    我们不愿花多少时间去了解美国在这世界上扮演的角色，以及美国与其本土之外复杂世界的直接关联；美国东西两岸濒临大洋，与世界其它地区悬隔万里，一般美国人根本不会想到那些地区。你总以为“美国”是个沉睡中的巨人，而不是个在伊斯兰教世界征战不休、冲突不断的超级强权。美国人民对于奥萨玛·本拉登的名字与脸孔已经熟悉到麻木的地步，几乎全然磨灭了他以及他的追随者的历史；在集体的想象中，他们已成为所有可憎可恨事物的代表。
    爱德华·萨义德彼时冷静理性的观点与罗瑞·斯图尔特反对向阿富汗不断增兵的政见可谓不谋而合。如今的事实证明，尽管付出了惨重代价，但美军从未彻底消灭“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势力，2014年随着“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向中亚地区的强势渗透，阿富汗安全形势重新恶化。
    今年8月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发表阿富汗新战略，表示将继续增加美军的驻军规模，不知罗瑞·斯图尔特得知后是否会发出一声无奈的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