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不能只沉浸在娱乐中,应该有一些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主流文化,引导大众提高文化修养和内涵。 ◆谭利华简介 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北京音乐家协会主席、国家大剧院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北京交响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曾应邀指挥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伦敦爱乐乐团、英国皇家爱乐乐团、以色列爱乐乐团等世界一流乐团,还经常指挥中央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等中国主要乐团。 多年来,他说他只做了三件事:一是普及交响音乐,二是推动本土音乐创作,三是加强乐团高度职业化建设。 在音乐生涯中,他一直所追求的,就是:“真正俯下身子,深入到人民之中,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 …… 这就是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响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谭利华。 采访地点约在了谭利华北京交响乐团的办公室。刚刚从北京杨家沟村下基层演出回来,又指挥彩排一上午《江姐》音乐会,谭利华脸上难掩连日来奔波的疲惫,但精神依然充沛,语音依然铿锵。 他已经习惯了每天的忙碌工作,特别是面对他所热爱的交响音乐。 让小众变成大众 “文化分为陶冶和娱乐两大类,一个国家不能只沉浸在娱乐中,应该有一些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主流文化,引导大众提高文化修养和内涵。”在2017年的两会上,谭利华带来有关“关注主流文化,提高文化自信”的提案,并不断地向在场的委员以及媒体重复着自己的这一观点和思考。 怎样的文化形式可以陶冶人?“就是能启发人思考的作品。”在谭利华的心中,交响音乐就是可以陶冶人的文艺形式。 每年,除了在国内的数十场演出以及在海外的数场巡演外,谭利华及其团队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学校、军营、厂矿甚至田间地头上,将本来小众的交响音乐展现在大众面前。 谭利华就是想让人知道,交响音乐并不都是大家想象得那样阳春白雪、曲高和寡。 “如果喜欢热闹,可以听听舞曲、波尔卡、序曲、圆舞曲;如果喜欢安静,可以听听马斯奈的冥思曲、乡村骑士间奏曲……” 特别是在深入基层、到民众中演出的时候,谭利华会结合每部作品深入浅出地解说,即便每部作品他都已经解释过几十次、几百次,还是会不厌其烦地告诉民众,每部作品表现的是什么内容,想要表达怎样的情感。 他特意用“唠家常”似的解说方式与民众拉近距离:音乐不见得非得听懂不可,只要是某一句旋律能让你产生画面感,让你联想到儿时的、以前的、朋友间的、亲人间的画面,能够获得一种美的享受,就足够了,这就已经达到交响音乐的陶冶功能了。 高雅音乐的人才培养,还得从娃娃抓起。上世纪90年代,北京交响乐团举办的“交响乐进校园”活动,是全国交响乐团中做得最早的。 每次到各个学校去,校长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表达着同样一个意思:现在很多年轻人对欣赏古典音乐好像没有那么浓郁的兴趣,挺让人着急的。对此谭利华倒也淡定,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对音乐艺术的喜好也有不同,不用逼着大家喜欢,只要大家能够走进音乐厅、静下心来欣赏就可以了,随着时间的积累,他们会逐渐爱上交响乐的。 淡定的背后,谭利华却也经历了太多的“苦思冥想”与“想方设法”。一开始是去学校发票请学生们免费观看交响乐,后来开始与中小学合作,成立管弦乐队、交响乐队,培养孩子们的兴趣。在大中专院校,则进行针对性的演出,比如去北大、人大,会演奏一些像肖斯塔科维奇、柴可夫斯基、贝多芬的交响曲;去理工类学校,就演一些大家听得多、耳熟能详的管弦乐。每次演出过程中,谭利华都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介绍交响乐的知识,让学生们通过音乐会,更多地了解交响乐。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十年的普及,交响乐培养了一批年轻观众。在维也纳,欣赏古典音乐的多是50岁至70岁的人,谭利华的外国朋友解释说,人大概在年轻时都比较浮躁,当年纪大了,沉静下来以后,才会在交响音乐、古典音乐中去寻找自己的过去,来回忆、来想象。这时,谭利华总会很骄傲地告诉他的朋友:中国现在很多年轻人渴望了解古典音乐文化,愿意听听真正的交响乐。这种现象有别于西方,是谭利华认为中国交响乐发展大有可为的地方,也是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交响乐进校园”的初衷。 2007年,作为全国表演艺术最高殿堂的国家大剧院建成,谭利华再次看到普及交响乐的机遇。他清楚地记得,国家大剧院的首场交响乐是由他执棒的,距今已整整10年。在这期间,他作为国家大剧院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经常利用这一平台进行演出、讲座。10年合作,大剧院给他的感觉,就是“专业、规范、细致”。在他看来,国家大剧院专业细致的服务,能让更多人切实感受与欣赏到交响乐的真正魅力,从而愿意走近交响乐。而这也正能接近他“普及”的初衷。 交响乐的普及,“品牌”支撑必不可少。没有品牌怎么办?那就自创品牌。从1997年起,谭利华开始倡导并策划北京新年音乐会,并坚持至今,成为北京交响乐团的品牌。这一举措,其实来源于谭利华观看1987年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时的一个顿悟———过春节不只有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热闹地吃吃喝喝的方式,“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用欣赏音乐、享受美的方式来辞旧迎新,不也很有意义吗? 20年后的今天,谭利华清晰地记得,1997年的北京新年音乐会,连演了两场,一场是晚上7点半至10点,第二场是10点半到跨年,出乎意料而又在意料之中的是,一票难求。两场音乐会结束后,下起了大雪,连续忙碌十几个小时的大家亢奋地在雪路上走着,丝毫没有困倦。就是这个场景,让谭利华一坚持,就是20载。 北京新年音乐会的场所,多选择在基层的文化馆或演播厅,旨在为最普通、最基层的百姓演出。“对于高雅艺术,很多时候不是人民群众理解不了,而是没有向他们展示最好的艺术形式。”在上世纪90年代末,谭利华就已经预见到普及交响乐的必要———再过几十年的北京,将会成为世界一流首都,必须有一个和首都地位相称的交响乐团,需要有一批能够欣赏交响音乐的观众。 其实,普及交响音乐的理念,谭利华深受其老师、指挥大师李德伦的影响。“李先生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普及交响乐。”谭利华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幅跟随李德伦走过上百场演出的情景:大到熙熙攘攘的万人礼堂,小到寥寥几十人甚至几个人的小教室,李德伦都在不厌其烦地讲交响乐对一个人的性情多么重要,讲接受美的享受对一个民族有多么重要。 谭利华显然已经出色地接过“普及交响音乐”这一棒,践行着他这一代音乐人的责任与使命。 美的音乐享受,是相通的 “中国音乐作品,需要一个平台,让世界观众来了解、来喜欢。”谭利华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 自2001年至今,他率领北京交响乐团多次出访欧美,足迹遍及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美国、塞尔维亚、黑山等多个国家。每年的国外商业巡演,谭利华都坚持上半场演奏中国原创交响作品,展示中国原创交响音乐的实力与魅力;下半场演奏最有国际影响力的交响乐,展示北京交响乐团的职业水准。 一开始,外国经纪人担心演出效果不好,但最终彻底打消了如此顾虑———几次世界巡演后,北京交响乐团的演出不仅得到了掌声、鲜花和良好的票房,还获得当地权威乐评界的好评——“每个声部融合得如此协调,像磨得光光的钻石闪亮和耀眼”。外国经纪人开始主动要求北京交响乐团演奏中国原创交响作品,按谭利华的话说就是,开始从客观、平等的角度来评判中国音乐作品的思想深度以及表演感染力。 谭利华说,音乐所带给人们的美的享受,在世界各地都是相通的。我们应该向世界展示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不光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还有与时代同行的当代“土壤”。还有什么比获得文化尊敬与文化认同更能够大快人心的呢? 坚持在国际舞台上演奏中国原创交响作品的自信,来源于谭利华倡导与鼓励中国原创交响音乐作品的思考。他常常扪心自问: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此期间,中国文化能留下什么?一想到这儿,谭利华便感觉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对他来说,就是推动中国原创交响音乐的创作与演出。 创作有量才有质。每年,谭利华都会邀请两三名作曲家来创作蕴含中国元素的作品。就在前不久,他刚刚委约一位著名作曲家创作《京杭大运河》,囊括吴越、淮扬、齐鲁、京津四个地区的不同音调与民乐,比如吴越的笛和箫、京津的京韵大鼓和三弦、齐鲁的唢呐胡琴丝竹等,用交响乐与民乐协奏的形式呈现出来。 明年,谭利华还打算创作关于长城题材的作品,这一题材已经在他脑海中盘旋很久。他说长城是中国形象与力量的重要标志,包蕴着诸多有意义的中国故事,他想创作与演奏出长城的春夏秋冬四季,比如春天的迎春、夏天的古北水镇,秋天的红叶,冬天的残雪,以强烈的四季画面感,来讲述跟长城有关的故事。 …… 这些,离不开谭利华对音乐的真正热爱与练就的扎实的音乐功力。 15岁那年,谭利华进入济南空军文工团,第一次拿起指挥棒,6年后,他娴熟掌握了演奏、作曲和指挥,直到1977年,谭利华幸运地赶上国家恢复高考的大潮,凭借一曲《上前线》免试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师从著名指挥家黄晓同先生。 黄晓同给学生的规矩是,课前必须背谱,并且准确说出每一段落的节奏组合、编曲方式与调式特征。在同学眼中,谭利华记忆力超群,别人三星期才能完成的进度,他一星期就轻松过关。但他自己最清楚,只有特别努力,才能看上去毫不费力———他总是在别人休息或睡觉的时候,暗自下功夫,最后竟然养成了“背不下来不睡觉”的习惯。 在“偷偷”的努力下,谭利华具备了出色的背谱能力与扎实的指挥基础,迅速成为班上最出众的学生,开始在外宾参观时担任示范表演重任。初露头角的谭利华,可谓风光无限。 但是随之,他受到了突如其来的一棒。1979年,有着“世界三大东方指挥家之一”美誉的小泽征尔率波士顿交响乐团来访中国,中国行的其中一站就是去上海音乐学院观摩指挥课,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上百个带着相机的记者,这就意味着担任示范表演的那个孩子还没走出校门,就先跃入国际视野了。而那次,镜头对准的是同班另外一位同学。这一痛棒,让谭利华顿悟起来———是自己太急于求成,太渴望炫技的机会了,该踏实还是该表现,该酝酿还是该喷薄,所有问题在他心中都有了清晰的答案。 2004年,谭利华在中山公园音乐堂背谱指挥了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当时,世界上能背下这一谱子的指挥家只有两个,一个是谭利华,另一个正是小泽征尔。 谭利华除指挥北京交响乐团外,还经常受邀指挥中国其他主要乐团以及一些世界名团,其中包括世界三大著名交响乐团之一的俄罗斯国立交响乐团。一次演出后,俄罗斯交响乐团里70多岁的低音提琴首席走到谭利华面前说:“感谢您给我们这么美好的音乐,我好久没有这样的艺术享受了。”该团74岁的音乐总监斯维特兰诺夫则评价说:“谭有一双金手。” 这些,又何尝能跟他平时的努力以及扎实的基本功分得开。 乐团职业化,从“立规矩”开始 “你去国外,是锦上添花;留在这儿,是雪中送炭。” 在留学潮兴盛的1990年代,李德伦的这句话让谭利华忍痛放弃了就读英国威尔士大学的机会,选择在当时几成烂摊子的北京交响乐团拿起了指挥棒。一同放弃的,还有那张中央交响乐团的指挥聘书。 当时的北京交响乐团,在业界也是“有名”的———经常被音乐院校的一些老教授们挂在嘴边,作为震慑学生的典型对象:“现在不好好练,等毕了业你们就去北交!” 不到40个人,一年20来万的经费,屈指可数的演出场次……这是谭利华接手北京交响乐团的全部资产。 几经思考、理清思路之后,谭利华对北京交响乐团做出整顿措施———立规矩。 演出质量,首先在于演出人员的态度与质量。于是谭利华从人员考核开始“立规矩”———合格留下,不合格走人。他首创“拉幕考”的方式,找来韩中杰、黄飞立、李德伦等七位音乐大家做评委,从全世界交响乐团都考的曲目中抽取困难片段,拉上幕布,现场演奏。扣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平均分过了80分留下,不过走人。通过选拔进了乐团也并非万事大吉,3个月一考,不行还是得走人。 在这期间,他经受住了骚扰、威胁与恫吓,坚守着“好就是好,错就是错,没得通融,音乐也得讲规矩”的原则。 在谭利华眼中,乐团就像台机器,“里面每个小齿轮都必须合格,这机器才能运转起来。德国交响乐为什么那么出色?这跟德国人骨子里对秩序的尊崇、对规则的敬畏绝对有关系。” 在日常管理方面,他也给北京交响乐团立下了一大堆规矩——排练时不许迟到,手机不许发出声响……每一条“不许”后,谭利华标注了明确的价码,失了规矩就罚款,道歉也没用。所有人员都必须遵守,包括他这位当时立规矩的年轻团长。 2001年至2009年,谭利华先后四度率领北京交响乐团赴欧洲巡演。每次出国前,他都会先说清楚规矩:“说几点就几点,误了车,自己想办法去音乐厅。误了机,自己掏钱买国际机票。”在规矩的问题上,一向温文尔雅的他变得严肃甚至不懂通融。 随着“规矩”立起来的,还有北京交响乐团在中国乃至世界交响乐舞台上的形象与口碑。他们首次有些“战战兢兢”地带着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在奥地利著名的林茨布鲁克纳音乐厅演出后,欧洲媒体不吝赞美:“阵容庞大的北京交响乐团,无论在人员素质、演出状态、指挥与演奏员的配合,还是音乐表现手法的变换以及艺术造诣方面,都表现出一流的专业水准,不愧为亚洲最棒的交响乐团。” 在谭利华“规矩”下,2007年,北京交响乐团从上世纪90年代初那个毕业生唯恐避之不及的烂摊子,变成第一个与国际唱片品牌EMI唱片公司签约的中国交响乐团。 让最深厚的传统文化,散发出新意 2015年从北京交响乐团团长职位退休的谭利华,成为北京交响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他并不比退休前更清闲。而今,他思考更多的是,如何将交响乐与时代相结合,从中国原创交响音乐的角度来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 他说,这是他作为文艺工作者应该做的,更是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所应履行的职责。作为履职15年的老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让他丝毫不敢懈怠地时刻关注着文艺的时代脉搏,探索着最贴合时代发展的文艺表现形式。15年的履职,他大多时间也都在为文化自信、文化繁荣、文化传播鼓与呼。 他讲到华彦钧(即阿炳)的作品《二泉映月》,这部曲子,在上世纪70年代初,曾经把小泽征尔感动得说只能跪着听。为什么?在谭利华看来,就是因为它展现了一种社会底层民间艺人对生活的期盼,对人事的诉说。那种哀怨、苍凉、期盼、愤慨、无奈的情调,胡琴演奏是一种味道,交响乐队演奏又是另外一种味道。 谭利华尝试用交响乐的形式让这部经典音乐作品更加丰厚,更具震撼力与感染力。“将这样的经典作品展现给全世界,都会很信服你。”他坚信。 中国不乏《二泉映月》这样优秀的民间的、民族的音乐作品。但用怎样的形式,才能让世界更加容易了解与认识?谭利华几经探索,认为交响乐是最佳的演奏方式之一。 谭利华说,西方人对中国有种猎奇心理,但并不了解纯粹的中国音乐,用民族器乐与他们熟悉的西洋交响乐队结合协奏的方式,则更容易接受。谭利华于是专门举办了“中华情怀”系列演出,用民族乐器与西洋交响乐器协奏形式,弘扬民族文化,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不仅要演奏中国已有的经典作品,还要创作展现新时代风貌与精神的优秀作品,在谭利华看来,这是当代音乐家必须履行的职责。这又与他一直思考的问题“不谋而合”:当人们吃好穿好后,我们这代音乐人能够为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什么,能够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什么? 就是要提供能体现“高峰”的文艺作品,这种作品要经得起历史长河的考验,多少年过后,还会有人想起来演奏它,老百姓听起来依然还觉得那么亲切,就像《黄河协奏曲》《梁祝协奏曲》那样,久演不衰,不管经历多少年,依然散发着无可阻挡的魅力。 传世之作,靠推动、靠演出才能让人们耳熟能详,才能产生更多更大的影响力,才能不断完善成熟真正优秀。“我们这代音乐家有这个责任。”这是谭利华在采访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离开北京交响乐团的路上,记者收到谭利华一条长长的微信语音留言,他用郑重的语气再次强调说:我们国家富裕了,人民过上了好日子,但还需要社会文明的提升。交响乐能使最深厚的传统文化散发出新意,潜移默化地在提升社会文明方面作贡献,无论对城市、还是对人民群众来说,都很重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