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欣淼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历代文物、文献，可谓古代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故宫研究院院长郑欣淼于2003年首次提出“故宫学”学术概念，提倡将故宫博物院当作一个文化整体来进行研究。15年来，故宫与海内外专家学者对故宫所蕴含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入挖掘与广泛普及。本期学术周刊邀请郑欣淼做专访，结合其学术研究及在故宫管理工作经验，来谈谈“故宫学”研究的特点、进展与意义。
    故宫学的文化整体性
    学术周刊：您于2003年首次提出“故宫学”的概念，这是基于怎样的思考？如何界定这一概念与学科？在此之前，是否已有相关学术研究？
    郑欣淼：2003年，我在南京博物院成立70周年博物馆论坛上发表了题为《确立“故宫学”学科地位开启故宫研究新局面》的讲演，正式提出“故宫学”学术概念，并从故宫学研究的对象、故宫学研究已有良好基础、确立故宫学学科地位的目的和意义三个方面做了详细论述。
    其实，我对故宫文物引起关注，可以追溯到2000年。当时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一个“清代宫廷包装艺术展”，当时还在国家文物局任职的我，受邀来观看展览，受到很大启发。我发现，这些包装不是一般器物的包装，而是与珍贵文物结合在一起的，并且是专为皇室或皇帝制造的用品。展览把清代宫廷包装定位在艺术的角度来展示欣赏，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好的包装不仅讲求实用，而且注重美观，把科学与艺术结合了起来，是创造性劳动的结晶。这一展览加深了我对文物内涵的了解，拓宽了我对文物概念的认识。据故宫同志介绍，由于认识上的原因，过去往往把文物与其包装物区分开来，对包装不甚重视。例如著名的乾隆“一统车书”玉玩套装，是利用日本漆匣作为外包装，匣内错落有序地摆放10层锦盒，锦盒内有造型各异的古玉及为之彩绘的山水、花鸟、诗词咏颂。为防止套匣置放顺序混乱，特将层数顺序与吉祥祝愿的名字合二为一，如一统车书、二仪有像、三光协顺等，把实用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底蕴结合起来。这套精美的套匣，无疑也是文物，但长期以来只是把匣中的玉器作为文物保藏，而把套匣弃放它处，据说为了这次展览，也是费了好大劲儿才让它与玉器合在了一起。看完展览后，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提出要扩展文物的概念，不只限于传统的青铜器、瓷器、玉器、字画等方面，也不应简单地按某一年代作界限。只要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意义，就应该当做文物。
    这就涉及一个问题，即怎样看待故宫的文物藏品？故宫文物包含两类：一类是传统的文物，如铜、瓷、书画、文玩及其他工艺品等，它们一直是作为艺术品而庋藏的；另一类是反映宫廷典章制度以及日常文化生活、衣食住行的物品，大多是当时的实用之物。过去不少宫廷历史文物长期未被视为文物，或仅列为“文物资料”，其原因主要是认为这些遗物存在缺乏艺术性、不完整性、大量重复性、时代晚近性、材质普通性或重复品太多等问题。比如宫廷戏曲文物很多，除过大小4个戏台，还有1万多册清宫剧本，7000多件戏衣，以及刀枪等各种道具等，这些都被列入文物之列，但有关戏曲的888件靴子与盔头，在当时则不被纳入文物之列。如果研究清宫戏曲史，肯定是要包括所有跟戏曲有关的实物，包括这些靴子与盔头。这也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是把故宫仅仅当做藏宝之所，还是展现宫廷历史文化的场所？这是关系故宫价值、故宫博物院性质的认识问题。我们认识到，清宫的所有遗存，没有不是文物的。其一砖一瓦、一物一件都有其自身的价值与生命。这是故宫的最大特色，也是故宫的特殊价值，而保护好一个完整的故宫则是故宫博物院的使命。
    我提出故宫学，其依据与基础就在于故宫文化的整体性。我与一些人交流，经常有人会说，郑先生是讲故宫学的，故宫里那么多东西，当然可以称作“学”的。我说，提出故宫学不仅是故宫藏品多，还包括这些藏品与宫廷建筑、与皇帝的关系，藏品之间的关系，包括这些藏品背后的故事等。比如说“三希堂”的三件法帖，可以从不同角度研究，但是弄清楚这三件文物是怎样进入宫廷并放在什么地点，又如何最后藏到养心殿西暖阁的三希堂，并且研究乾隆皇帝在其上的众多题跋等等。这就是故宫学的研究。只有坚持故宫学视野，才能看到故宫文物的生命，也才能深切地体会到，这些文物是有历史内涵的、有故事的，是互相联系的。
    故宫学提出之前肯定有相关的学术研究，这些研究为故宫学的提出奠定了基础。特别是经过10多年的发展，故宫学得到了很多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认同、支持与参与，故宫学研究人员也开始实现学术范式的转化，这关系到对故宫历史文化的发掘与传承。在研究过程中，我对清宫文物也产生了一些新感想与新思考———清宫留下的文物，特别是一些工艺品与图书，不能简单地看作国宝，还要看到以乾隆皇帝为首的知识分子对它的研究，这个研究与清代学术史相呼应，对清代考据学也有一定推动作用。今天看清宫收藏，应该看到其中也包含着一定的学术成果。
    学术周刊：今年是“故宫学”提出的第15个年头，有观点说，故宫专家多、学者少，是否赞同？在这期间，“故宫学”从理论与实践上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郑欣淼：我认为，这个观点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专家与学者各有所长，但不可分割。如果专家没有一定学养，专业不可能“专”得很好。我们现在指的专家，主要是一些专门家，指的是比如说鉴定文物上比较有优势，但相关学问有些欠缺。但故宫专家都是勤恳学习，有一定学养的。对故宫的发展来说，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专家型学者、学者型专家。
    2002年以来，故宫学在机构设置、重点学科研究上，都开始有所发展。2005年至2009年，故宫博物院先后建立古书画研究中心、古陶瓷研究中心、古建筑保护研究中心、明清宫廷史研究中心、藏传佛教文物研究中心五大研究中心，通过组织学术研讨会、合作科研课题以及专门人员进行互访等形式，推动故宫博物院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学术界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与研究。
    在这期间，还重视故宫学术整理与出版。比如《唐兰全集》，因为手稿字迹潦草，专门邀请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进行手稿鉴别，共12册，直到2016年才正式出版。其间开始出版500卷左右的“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这是有关“纸上故宫”的重大工程，至今已出近百卷，并一直在出。
    我任职故宫博物院期间，还做了一些基础性工作。故宫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宫殿和文物，不只是纯粹的理论文献，因此故宫学研究还具有实践性。对宫殿的百年大修、文物的清理保护也是故宫学的应有之义。完整的故宫遗产，不只有物质遗产，还有非物质遗产，多年来，故宫的古建维修及文物保护技艺、技术，已有多项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
    2012年后，单霁翔委员开始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手抓“平安故宫”，一手抓“学术故宫”，单就学术研究而言，取得了重要成绩，最重要的是成立了故宫研究院，已有20个研究所；同时成立了故宫学院，主要是宣传推广与培训。这两个机构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产生了重大影响。
    故宫文化要研究，也要普及
    学术周刊：您曾提出，研究“故宫学”需要有大文物、大故宫、大传统、大学科的学术观念，为什么？
    郑欣淼：大文物、大故宫是就故宫学的研究对象及范畴体系而论的，大传统是从故宫学研究对象及范围的文化意义层面而论的，大学科则是从故宫学的学术理念及研究方法角度而论的。可以说，这四个概念基本概括了故宫学的范畴体系。
    对于故宫研究，需要有一个“大故宫”概念。在历史上皇家建筑是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的，这就需要在重点研究紫禁城宫殿时，还要注意与它有密切关系的如沈阳故宫以及明清坛庙、陵寝、园囿、行宫，重视故宫明清建筑的整体性。“大故宫”不止是空间概念，还包括时间内容，与今人对这些遗产的保护、研究等联系在一起。
    大文物就是全面认识故宫文物藏品的价值，凡是能够反映宫廷历史文化的遗迹、遗产，都是故宫遗产的一个部分，都要重视与保护。这里面就囊括了故宫所有遗存，包括古建筑、可移动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文物的观念在于把故宫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完整的文化体来看待，既是典章制度和宫廷生活的载体与反映，也蕴含着丰富生动的内容与故事，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比如3000多件腰牌，相当于今天的出入证，上面还简单记载持有人的面目特征，由此可了解当时的门卫制度。
    大传统要求整体把握故宫研究对象的价值与意义，故宫文化既是对中国封建社会皇家文化的传承，又有其新的发展特点，还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的主流文化，同时带有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征。故宫文化的大传统性质主要体现在独有性、集大成、累积性和象征性几个方面，承袭着传统文化又接续着现代文明，是历史的也是未来的。
    大学科的概念，是基于故宫学研究对象的丰富性、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以及研究成果的重要性而提出的，不是当今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某一学科门类所能简单涵盖或对应的，而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
    学术周刊：关于故宫学，您曾谈到“文化整体”的概念，这对挖掘故宫历史文化内涵有怎样的作用与意义？
    郑欣淼：提出文化整体的概念，其意义在于克服人们对故宫的碎片化认识与研究，使之全面深刻地来了解故宫。同时将故宫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故宫学研究将会更加深入，不是简单停留在说某件文物好，而是进一步论证这件文物在当时宫廷中的状况，还可以与档案、其他实物相结合进行研究。
    学术周刊：之前人们多认为故宫只是旅游景点或者藏宝场所，很少重视故宫文化价值。请您从故宫学角度，来谈谈如何推动对故宫历史文化的普及？
    郑欣淼：故宫是中国古代宫殿建设的集大成者，在我国文化遗产中很具代表性，这就需要认识故宫的真正价值，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与反映，也是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
    故宫的学问很深，但要不同层面人群接受，展览就很重要。通过多年来的探索与发展，故宫展览的展示方式、水平在提高，特别是与时俱进，利用了很多科技手段。近几年来，单霁翔院长对故宫推向世界、深入群众做了相当了不起的工作，比如文创产品的开发，引发社会的热烈反响。这些也与人们的整体素养在提高分不开。2015年故宫展出《清明上河图》，吸引了很多观众，甚至很多人不惜半夜排长队等待参展。其实故宫在2005年就曾做过《清明上河图》的展览，参展者相对不多。这也反映了人们对高雅艺术、传统文化的需求与渴望在不断提升。当然这与近年来故宫做了大量推荐、宣传工作密不可分，通过各种形式来吸引观众、引导观众，影响观众，比如电影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引起很大轰动，也可说是对社会价值观的一个引领。
    在国际视域下来看故宫
    学术周刊：2009年，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一行对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访问，这是海峡两岸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首次相聚，打破了两岸故宫60年的隔膜。您是如何促成此次“破冰之旅”的？对两岸文化交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故宫学研究有哪些推动作用？
    郑欣淼：关于两岸故宫的首次文化交流合作，首先是碰到了机遇，同时我们也抓住了机遇。在这期间，我们与台北故宫共同克服了一些困难，解决了一些问题，取得了很实在的两岸文化交流的进展，意义重大。当时有媒体称，“它不仅是两个故宫60年来的重新聚首，而且是我们两岸同胞对于我们共同的历史与文化的一个深情的拥抱，它是对我们的历史，对我们的文化的一个认同。”当前在两岸文化交流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与新问题，但从长远来看，由于两岸故宫文物的同根同源以及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它们之间的交流合作是会继续的，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断的。
    台北故宫博物院在文物管理与文物研究上做了大量工作，对故宫学概念与学科的提出，也表示认可与支持。故宫学是连接“一个故宫”和“两个博物院”的纽带。
    学术周刊：您指出，故宫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为何要将故宫学放在国际视域下进行研究？这需要故宫学研究者具备怎样的基本素养？
    郑欣淼：故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需要读懂故宫；作为世界遗产，其价值与意义应该属于世界人民，同样关于它的研究也应该是世界范围的。客观上来说，海外保存着一批清宫文物、文献以及有关的资料，比如梵蒂冈保留着很多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在清代宫廷的历史档案，这些档案文献的研究，对于了解故宫历史文化就有着重要意义。
    学术周刊：您喜爱并创作了很多古体诗词，其中一部分是关于故宫的，主要表达了怎样的情怀？故宫，对您自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郑欣淼：对于故宫，我始终保持一种学习的态度与敬畏的情感。我虽已退休，但仍然继续进行故宫学研究。我每天都在接受故宫的教育，我在故宫学习的东西远远多于我在故宫的付出。故宫给了我很多启发，知识与智慧的，让我认识到中国历史的悠久绵长、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特别是故宫博物院，把古代皇宫当作人民的公共文化场所，为公众服务，每看到举办一个展览能吸引很多人关注与参与，我都会由衷的高兴与自豪。还有在我之前的，同时的，还有之后的一代代故宫人都在无比热爱着这项事业，将自己的终身无私地奉献在故宫文化的保护、传承与传播上，特别是上世纪抗战时期的文物南迁，那一代故宫人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值得我们终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