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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运用战国秦汉简帛资料研究汉语史的成果日益增多,汉语史研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同时,我们注意到,研究者在运用出土文献资料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对这些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和科学的态度,汉语史研究也有可能落入新材料的陷阱。 近年来,运用战国秦汉简帛资料研究汉语史的成果日益增多,汉语史研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同时,我们注意到,研究者在运用出土文献资料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对这些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和科学的态度,汉语史研究也有可能落入新材料的陷阱。 商周秦汉出土文献资料的大量发现,为语料缺乏的上古汉语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1950年代,王力先生撰写《汉语史稿》时就对如何利用殷商甲骨文和两周金文等出土材料进行过讨论。近年来,运用战国秦汉简帛资料研究汉语史的成果日益增多,汉语史研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同时,我们注意到,研究者在运用出土文献资料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对这些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和科学的态度,汉语史研究也有可能落入新材料的陷阱。 一、“出土文献”并不都是“同时资料” 语料的选择是汉语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日本学者太田辰夫曾用“同时资料”和“后时资料”来区分汉语史语料。所谓“同时资料”,“指的是某种资料内容和它的外形(即文字)是同一时期产生的”,如甲骨、金石、木简、作者手稿等;所谓“后时资料”,“是指资料外形的产生比内容的产生晚的那些东西,即经过转写转刊的资料。” (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跋》,第38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在近出一些汉语史研究论著中,有些学者认为战国秦汉简帛等出土资料大体上相当于“同时资料”,并基于这种认识来讨论上古汉语史的有关问题。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许多出土文献应属于太田辰夫所说的“后时资料”。从战国秦汉简帛书籍形成的角度看,受制于材料的限制,当时的书籍形态与后世并不一样,大多数书籍本来是分篇单行的,当汇集单篇成书时,各篇编次先后和内容多寡会出现差异;从流传的过程来看,这些文献大都经历过复杂的传抄过程,有的甚至经过口传转写,不同时期的传抄者对文本进行增删改造时有发生。因此,新发现的战国秦汉简帛资料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同时资料”。只有墓主人下葬时的遣策以及那些未经传抄的应用性文书等,才可能是较为明确的“同时资料”,如战国包山楚墓遣策、文书、卜筮祷祠记录等。新发现的战国秦汉古书文献类材料,一般都经过传抄甚至口传,只能是地下出土的“后时资料”,如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以及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银雀山汉墓竹简等古籍文献,大都是典型的“后时资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