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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仅两月之后，“反右”运动开始，老师们一个个被打成右派，另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陈克礼，甚至含冤被判处了死刑。 虽然“文革”后获得平反，但时至今日，李华英提及此事，仍然愤愤：“到现在还有人说，陈克礼被枪毙是‘事出有因’，再反复提这件事会扰乱视听。我觉得恰恰相反，我愿意尽一切努力，写文章、发言，还陈老师一个清白。” 2. 由一首译诗改变的命运 用李华英的话说，“从经学院毕业之时，就是我向命运低头之日”。 在北京根本找不到工作，四处碰壁，难以立足，唯一能给李华英提供工作的，是青海柴达木一间小小的邮局。毕竟有家要养，李华英心气再高，也无法对这个机会说不。在邮局汇兑员的岗位上，李华英干了整整四年，只是每每走到背人处，他会控制不住地号啕大哭。 直到1962年的某一天，邮局发行科一捆报纸的包装上，一行不起眼的小字跳入李华英的眼帘——“外文出版社阿拉伯语编译室”。李华英从没听说过这个单位，但至少，那是个需要阿拉伯语人才的地方！自觉跌入命运谷底的李华英仿佛看到了幽微的希望之光。他立刻着手把何其芳的诗《我最亲爱的祖国》翻译成阿文，并附上自己的简要情况介绍，寄给了外文出版社。 没过多久，李华英收到回信——他被外文出版社录用了！ 漫卷诗书喜欲狂。那时的李华英还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外文出版社有个规矩：只录用留学归来或国内名牌大学毕业且有实际翻译经验的人员，要求一上岗就能着手工作，刚毕业的大学生原则上都不予录用。像李华英这样仅凭一首译诗走进外文出版社的大门，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重回北京，自小生长在传统穆斯林家庭中的李华英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当时的阿文编译室有两名叙利亚专家，其中一位是作家，正是他拆读了李华英的信，并立即把这个远在青海的年轻人推荐给了出版社领导。阿文室的其他成员都是专业外语院校的毕业生，只受过传统经堂教育的李华英显得非常“另类”，尤其是口语生疏。但凭着自己的努力，一年之后，李华英的翻译成果就评上了出版社的一等奖。1970年，与外文出版社同属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管辖的《人民画报》任命李华英为画报阿文版负责人，几年后被任命为室主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