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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痴心40载——命中注定的邂逅 位于故宫西华门北侧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远远望去，这排总面积1.76多万平方米的宫殿式的建筑，青砖黄瓦高大气派，宽阔的石阶两侧有精致的汉白玉栏杆。此中收藏着1000多万件明清档案：皇帝的朱批、重臣的奏折、历代大案要案的审讯记录、科考举子亲笔撰写的试卷以及进士名单、大小金榜、官员们升迁考核的履历单片，乃至清室族谱——玉牒……每次走进那些神秘的库房，看见昏暗灯光下矗立着的一排排高大、威严的龙柜、金柜和现代的铁柜、木柜、钢架，都有种沉甸甸的感受——历史走过去，变成了这些车载斗量的文字…… 吴元丰20平方米的办公室，依旧摆放着十年前的大书柜、办公桌、打印复印机等等，显得满满当当；而他，也依旧坐在十年前的那个位子上，戴着跟原来一模一样的眼镜，如果不是头发已经全白，我几乎疑惑这十年的时光是否真的走过…… 如今，吴元丰已然年届花甲，问起人生感触，他笑言：“人这一辈子最幸运的就是能够遇到一个让你喜欢、痴迷、割舍不下的工作，想一直做下去，永不厌倦。这些年，我天天都在看皇帝批的奏折、写的谕旨，感觉像在看小说，很享受，因此也哪儿都不想去，待在满文处一晃40年了。” 1956年，吴元丰出生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扎库齐牛录乡，上面俩哥四姐，他排在老小，父亲虽然是农民，但精通满文与汉文，这让他自幼便受到满汉两种文化的熏陶。上初中的时候，他有了自己的人生第一个偶像——一位中学女老师。上世纪60年代，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在周恩来总理特批下，办过一期满文班，这老师就是那个班的学生，毕业后回到家乡当了老师，经常给学生们讲北京的事情。这些，让少年吴元丰对她怀着深深的崇敬——周总理，那是多么遥远而伟大的人物啊！而老师竟然上过他特批的班！ 让吴元丰想不到的是，仅仅几年后，与老师一模一样的幸运竟然降落到他自己头上——他上了经周总理请示毛主席首肯特批设立的满文班。 “1972年到1975年，我在察布查尔县一中上高中，在班里相当活跃，担任班干部；数理化成绩都很好。故宫招人的时候，老师们都推荐我。只是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事事都讲家庭成分，而我家是中农，成为一种障碍。后来有一位选上的学生家长不让自己儿子远离家乡，这样才临时调整录取了我。”至今谈起此事，吴元丰的脸上仍然是对命运满满的感恩。 满文班一共21人，设在故宫里，由于锡伯语与满语的相同率达到95%，所以，吴元丰的优势非常明显，除了专业或生涩的词汇外，基础单词不需要背。即便如此，那一段时光仍然是清苦的，整整3年他没休过寒暑假，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学习，因为他感觉到了自己在汉语方面的欠缺。为此，他背过新华字典和大量古文。1981年，又与妻子一起考入首都师范学院夜大历史系充电。 过了汉语大关，锡伯族同学的口语优势立即彰显出来，他们之间见了面几乎都是使用锡伯语交谈。吴元丰说：“档案跟图书不一样，档案语言有很多口语的成分，在辞典里是找不到的。有些汉族同学，从事满文档案工作40年，不仅不能开口讲话，就是看档案也比较费力。他们看一份文件，我们可能已经看完几份了。像我从事满文档案工作多年，并有锡伯口语的功底，看拼音形式的满文，已经像看方块文字一样了，因此阅读、理解的速度会快很多。” “那么，满语与锡伯语究竟是不是一种语言？”我问。 “锡伯族应该是鲜卑人的后裔，原本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清代，常说‘边患之大，莫过于新疆’，那时候，漠北蒙古高原、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方都在清政府管辖范围内。清中叶，新疆连年战乱，地广人稀，防务十分空虚，而沙俄也在不断觊觎，企图以步步为营的方式占领中国的领土。在平定准噶尔以后，清政府意识到西北边防的重要性，开始往新疆调兵遣将，辽宁的锡伯官兵及其家眷5000多人被迁到新疆伊犁河南岸，组建成锡伯营，成为了新疆驻防八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营制一直保持到上世纪30年代。大清的官话与国文就这么被锡伯人从东北带到了新疆。由于地域特殊，锡伯营长期作为‘国防军’驻守边境，形成了相对封闭的语言环境，才使沿用多年的‘大清国语’在这里保存下来。1947年，锡伯族知识分子对满文进行了一次改造，作为本民族的文字来使用，称之为锡伯文。” 侃侃讲述的吴元丰，眼波中流露出真纯与坚定。我恍然理解了，在那样一个年代，一个民族为何能够跋涉万里去完成一个使命，又怎样“固执”地将那种古老的大清“官话”保留至今。毕业之后的吴元丰，以同样的精神，在这间小小的办公室坐下来，面对着那走远了的王朝遗留下的200多万件档案，默默无闻地进行看似枯燥的整理编目与翻译出版工作，一坐就是40年；40年间，心静如止水。整理档案之余，他研究满文古籍文献、锡伯族历史、清代新疆史以及清初中国与琉球（今日本冲绳县）关系史。他说，他工作的意义不仅是为历史研究提供第一手原始资料，更重要的还有为维护国家主权、解析边疆问题和民族关系等方面问题提供有力的历史依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