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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蔡邕等人上书皇帝,奏请正定儒家经典文本,刊刻于石,以免贻误后学。灵帝批准并选定了《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的正本,由蔡邕主持,二十四位经学家参与校勘订正。蔡邕用隶书体写成定本文字,再由工匠镌刻于石碑上,作为全国儒家经典的标准版本,依年号取名《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历时9年完成,刻石共46块,刻后立于当时的洛阳城开阳门外太学门前。其书写和刻石都出自当时的“国手”,用笔刚柔相济,气势恢宏,是汉隶成熟期的典型,被书家奉为隶书之典范。 《后汉书·蔡邕传》载:“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熹平石经》完成后,前来围观抄写者众多,每天上千辆马车来往,造成严重的交通拥堵,堪称一场文化盛事。 兴衰交叠,清代中兴 经过东汉的巅峰,隶书“承汉末之遗势而顺进之”,从魏晋至明朝,历经1400多年的低谷期。 从魏晋之后,楷书取代隶书占据主流。书法家虽善于隶书,但夹杂了“楷法楷式”。20世纪60年代,在南京(东晋都城建康)郊区相继发掘出三块王羲之家族的墓志。这三方墓志都采用了一种近乎楷化的“方笔隶书”。笔画方厚平直,棱角分明,撇捺也呈现方直化。 唐初,国力强盛,社会安定,文学艺术事业显露勃勃生机。唐代几位帝王喜好书法,太宗以行书刻碑《温泉铭》,武则天以行草撰写《升仙太子碑》,而唐玄宗李隆基则擅隶书,其笔画丰腴,开唐代隶书新风。 “唐玄宗好八分,自书《石台孝经》、泰、华两铭,鄎国、凉国两公主碑,於是天下翕然从之。”玄宗用隶书写就《石台孝经碑》,其用笔丰腴华丽、大气磅礴,结构庄严恢弘,成为唐朝碑刻隶书的鸿篇巨制,创造了魏晋以来隶书的一段辉煌。这一时期著名书法家有韩择木、史惟则等,碑刻有《纪泰山铭》《叶慧明碑》等。从总体看,唐隶取法魏碑,太多雷同,不及汉隶自然天成。即便与同期的楷、行、草书比,也大为逊色。 书至清朝,金石考据学兴起。书家搜集和学习汉碑,直接取法汉碑隶书,研习汉碑渐成风气。至乾嘉时,隶书盛行,再现复兴之势。 清朝书法名家辈出,如以颜楷入隶的伊秉绶,以吴碑入隶的金农,以篆笔入隶的邓石如,表现出前无古人的创造精神。其中,邓石如被视为隶书复兴的中坚人物,其书艺备受世人推崇。他精于正、草、隶、篆四体书,有“四体皆精,国朝第一”的美誉,又能融会贯通,富有创造性地将篆、隶笔法相糅合。他的隶书雄健古茂、豪劲浑朴,“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笔画“中截无不圆满遒丽”,被时人奉为“神品”。 汉字隶变,是一场跨越数百年、渐变式的改良。在这场改良中,既实现了汉字的简化重构,又最大程度保留了其原本意蕴。今天人们使用的汉字,其规范的“方块字”和便捷的“横竖撇捺”,都得益于这场伟大的“隶变”。不少书法家主张,学习书法应从隶书入手。隶书上承大篆,下开各种近体书式,学好可以“上溯古体之本,下控近体之源”。而且,隶书“蚕头燕尾”,书写时“一波三折”,更是趣味无穷。 先秦的简牍,汉朝的碑刻,东晋的方笔墓志,清朝的碑版隶书,时间跨越两千年,精彩层出不穷。一波一磔,隶书见证了中国历史的兴衰更迭,展现中华文化的血脉绵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