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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和此山之玉 语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出《诗·小雅·鹤鸣》)。他山之石,古人叫厝,字亦作错。 现在讲汉字起源,学者多借鉴苏美尔、埃及、玛雅的古文字,立说于比较研究。苏美尔楔形文字,进化分四阶段:陶符-陶筹-原始楔形文字-成熟楔形文字。受这一进化模式启发,有些学者认为,汉字的进化应与之相似,也是从陶符发展而来,所谓原始文字,主要功能是记数记名,不一定有固定读音,更没有固定的词序和文法,比如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就这么看。 葛英会认为,中国史前的刻划符号,记数符号是原始数字,记名符号是早期象形字,记数符号早于记名符号,汉字的发明可能与古人传说的结绳、契刻、筹策有关。此即所谓“先数后文”说。但另一方面,他强调说,通常所谓的几何形符号是象形符号或象形符号的抽象化,不应称为指事符号。他又把象形符号看作原始文字的主流。 现在,借鉴西亚模式,寻找王名表、习字表和簿书统计,似乎是探讨文字起源的几个主要途径。比较研究很重要,但不能代替汉字本身的研究。 陶符在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分属不同的文化类型,不能混为一谈。它的历史也很长,即使晚近,粗瓷大碗、砖头瓦片上照样有之。现在主张陶符是原始文字者,意见并不统一。 事实上,陶符是个混沌。所谓原始文字,标准是什么,尺度宽一点还是窄一点,结果可能大不一样。 陶符的年代 来国龙、郑也夫批评语言中心主义,认为定义说和突变说不能解决汉字起源问题。现在受上述模式启发,很多学者相信,殷墟文字之前肯定有一个准备过程。这个过程有多长,有各种推测。过去,陈梦家说,至少得上推五百年,即至少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 中国史前的刻划符号,贾湖遗址所出(约前6000年)最早,是否为原始文字,争议比较大。半坡遗址所出(约前4500年),裘锡圭叫甲类符号。大汶口遗址所出(约前2700-2500年),裘锡圭叫乙类符号。郭沫若认为,甲类符号早于乙类符号,是最早的文字。裘锡圭相反,认为甲类符号不是文字,乙类符号记名物,才更接近语言学家定义的文字。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他曾一度把大汶口陶文的族名符号视为类似商代族徽的符号(1978年)。虽然后來他又放弃此说,认为两种符号都不是文字(1989年A、1993年)。他说汉字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约在夏商之际(1978年)。他说的夏商之际,其实并非通常认为的夏商之际,而是约公元前第三千纪的中期(1989年A),也就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可见他是拿乙类符号作原始文字的下限,把成熟文字的出现放在这一时间后。 再晚,丁公遗址所出(约前2300-1800年)、龙虬庄遗址所出(约前2000年),属于广义的龙山时代。中国进入铜石并用时期,城市遍地开花,开始出现成行成片的符号。很多人说,这些总该是原始文字了吧,但裘锡圭说,这些符号是“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无法断定与作为成熟文字的甲骨文有关(1993年)。 中国人,心中往往有个潜台词,夏、商、周三代才是最早的文明。许宏把公元前2000年的“陶寺革命”视为中国文明的起点。1984年陶寺遗址出土陶扁壶上有两个符号,引发种种猜测。很多人都认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无论如何,中国应该有文字了。《史记》有夏世系,更加强了这类联想的信心。裘锡圭说,“夏代有完整的世系流传下来这件事,就是原始文字有了巨大改进的反映。这种改进为汉字在夏商之际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打下了基础。”(1978年) 商代,小双桥遗址出土的陶文,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435-1412年。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400年,这段时间很关键。问题是,研究这一段,目前还缺乏线索,前后关系并不清楚。 礼仪说和管理说 文字是干什么用的?向有二说,一说为了宗教礼仪,比如祭祀、祷告、占卜、祈禳;一说为了国家管理,比如财会收支、商贸往来、政令颁行、史事记载。 表面看,埃及的圣书体偏于前者,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偏于后者;欧洲中世纪的拉丁文偏于前者,秦汉以来的汉字偏于后者。其实,各国文字差不多都有这两种功能,僧侣用它通神,官吏用它管理,都是为了统治百姓。文字跟国家权力分不开。 礼仪说,从宗教着眼,说文字主要不是写给人看的,而是写给神看的,比如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展出的亚述石刻,本来文字朝里砌在墙上,从外边看,什么也看不见。它的文字就是写给神看的。 中国,甲骨文是占卜文字,当然是用来求取神喻。青铜器是礼器,也毫无问题。商周铜器,铭文多在内底,小口深腹的觚,不打光,朝里瞅,啥也看不见,拓时得拿个长长的镊子夹着很小的拓包,伸到里面拓,有人说,这肯定也是给神看的。 现在,罗泰强调礼仪,主张金文主要是写给神祖看的,属于宗教文书。波斯特盖特、汪涛、威尔金森、贝格利和王海成强调管理,认为古代书写材料的主体是简册一类软材料,甲骨文和金文是刻铸在硬材料上,前者易腐,早就烂掉,现在看不到。 其实,甲骨、金文只是商周文字的一部分。礼仪说和管理说只是各执一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