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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和“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 文字起源是多源还是一源?盖尔布(Ignace J. Gelb)有“激发扩散”说,以为世界文字同出一源,俱出美索不达米亚。这种一源说,早被证明是误解。 汉字是独立起源,但不是孤立发展。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有“五大发现”。它们除殷墟甲骨、西域简牍、敦煌卷子和大内档案,还有一项是“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 王国维说的“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主要指丝绸之路中国段的古文字,如梵文、佉卢文、焉耆文、龟兹文、于阗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藏文。此外,中国北方还有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八思巴文、蒙古文、察合台文、满文,南方还有彝文、傣文、东巴文。这些文字,多半是拼音文字,少数是方块字。 中国有两个古文字学会: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研究汉字系统的甲骨、金文和简帛,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研究汉字系统以外的古文字。 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十五:“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卢,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 这是翻译佛经遇到的三种文字。它是以佛经写本和译本的先后为早晚。 梵文从左往右写,佉卢文从右往左写,都是横着写。汉字不同,竖着写。释道世把汉字排在梵文和佉卢文之后是不对的。梵文和佉卢文并不比汉字早。 汉字与上述文字一直有来往,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是个多元一体的文化圈。 突发说和过程说 研究汉字起源,有突发说和过程说。 突发说是语言学家从语言学定义出发,也可以叫定义说。此说强调,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不经人为设计,制定听说读写的规则,不成其为文字;不经人为传授,不可能成为交流工具。这就像打牌,光有牌,我们无法知道它的玩法,必须有人告你怎么玩,你才知道怎么玩。因此,文字发明不可能集思广益、约定俗成。相反,它只能由一个权威机构,指派少数人或一个人,比如仓颉类的聪明人,在短时间内突然发明,一次性发明。 过程说,认为文字是复杂系统,不可能从无到有,一蹴而就,总得有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准备过程。此说比较投合考古学家的口味。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大时段的历史过程。他们希望从成熟文字往前追,找到更古老的文字,叫什么无所谓,反正文字得有个前身,不可能无中生有。 现在,这两种说法,突发说主于成熟文字,过程说主于原始文字。成熟文字是安阳甲骨文,前面只有陶符。陶符和甲骨文不一样,陶符和陶符也不一样,时间拉得很长。 郑也夫说,陶符不是文字,但文字起源是渐变加突变。 问题是,文字起源的源有多早?渐变的渐有多长?突变和渐变,界限在哪里?陶符如果都不算文字,那什么算原始文字?成熟文字还有没有前身? 定义是一把刀,历史是一条河 过程说遭遇定义说,语言学家说,你们找到的那些符号,再多也没用,再早也没用,那都是符号,并不是文字。文字的定义很清楚,它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是个系统。记录语言的文字,不可能一个一个发明,或按指事-象形-会意-假借-形声一类顺序,分期分批创造。尽管考古学家搜集了很多资料,通过比较,说某些符号和某些符号像,某些符号和某些文字像,样子很像,但持定义说者一棍子就把它打死了。他们说,符号不等于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只有音节、词义固定,有词序和文法,可以读出来讲明白,这样的符号才能叫文字。陶符,别说单个不算,就是写成几行也未必是,只要不表音,读不出来,没有连贯的思路和文义可寻,就不是文字。 考古有个难以摆脱的困境:语言学家刻意追寻的是声音的痕迹,而考古学家面临的却是无声世界,他们只能“用眼睛阅读”。 现在,我们要想找到早期文字的过硬证据,只能从已知的文字体系,反向逆推——用饶宗颐的话讲,就是“以后证前”。但反向逆推的结果是什么?走着走着,线索就断了,前途非常渺茫。殷墟文字相当成熟,前面没有文字,后面一旦有了,就一应俱全。定义说是个要么全无要么全有的创世说,很像孙悟空出世,文字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符号是哑巴,只要找不到它和成熟文字的联系,它就不会开口讲话。而不会开口讲话的文字当然也就不能证明是文字。 可以证明的无须证明,不能证明的也无法证明,大家很尴尬。 定义是一把刀,符号、文字,一刀两断。历史是一条河,抽刀断水水更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