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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华精神文化以感性的形式呈现在“琴、棋、书、画”之中。在两三千年的音乐活动中，琴渐渐具有了超出一种乐器本身的文化蕴涵。其核心部分当属对恬淡冲和境界的向往，对知音的渴望，对人格的坚守，这较多通过士人的诗文表现出来。而附着其上的还有下层社会的义气、统治阶层的教化等，表现为各不相同的书写。 关 键 词：琴/文化/文学书写/蕴含 作者简介：陈洪，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清中叶小说《儒林外史》是一部反思社会文化及读书人命运的作品。主旨是揭示、批判功利性的科举考试造成了“儒林”的集体堕落及人格的萎缩、异化。全书的结尾处，笔锋却陡然一转，离开了“儒林”，写了市井中的四个“异人”。这四个“异人”其实只是下层的“细民”，用今天的话语讲就是“小市民”。作者为什么这样写呢?原因是这四个人各有一技之长：一个季遐年，“他的字写的最好，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了去……却是要等他情愿，他才高兴。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写了字，得了人家的笔资，自家吃了饭，剩下的钱就不要了，随便不相识的穷人，就送了他”。一个王太，“自小儿最喜下围棋”，偶然见到“三四个大老官簇拥着两个人在那里下棋”，口称“天下的大国手”，“在扬州盐台那里，下的是一百一十两的彩，前后共赢了二千多银子”。结果被他杀得大败，然后“大笑道：‘天下那里还有个快活似杀矢棋的事!我杀过矢棋，心里快活极了，那里还吃的下酒!’说毕，哈哈大笑，头也不回就去了”。一个盖宽，“每日坐在书房里做诗看书，又喜欢画几笔画。后来画的画好，也就有许多做诗画的来同他往来。虽然诗也做的不如他好，画也画的不如他好，他却爱才如命。遇着这些人来，留着吃酒吃饭，说也有，笑也有。这些人家里有冠、婚、丧、祭的紧急事，没有银子，来向他说，他从不推辞，几百几十拿与人用”。后来连遭天灾人祸，“可怜这盖宽带着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一个僻静巷内，寻了两间房子开茶馆”，“依旧坐在柜台里看诗画画。柜台上放着一个瓶，插着些时新花朵，瓶旁边放着许多古书。他家各样的东西都变卖尽了，只有这几本心爱的古书是不肯卖的”。一个荆元，“开着一个裁缝铺。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余下来工夫就弹琴写字，也极喜欢做诗”。自己讲：“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他生意闲时，“自己抱了琴来到园里，于老者已焚下一炉好香在那里等候。彼此见了，又说了几句话。于老者替荆元把琴安放在石凳上。荆元席地坐下，于老者也坐在旁边。荆元慢慢的和了弦，弹起来，铿铿锵锵，声振林木，那些鸟雀闻之，都栖息枝间窃听。弹了一会，忽作变徵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①这四个人或狂放，或狷介，但有两点是共同的：一是淡泊名利，一是人格自信。 这一回，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寓言笔法。这四位都是功名利禄之外的小民，都具有狂放不羁的气质，而他们的一技之长合起来便是“琴棋书画”。作者用这样奇特的描写，似乎在表达一种观念：科举制度之下，读书人所丧失的精神，幸而还保存在“琴棋书画”之中——这可以说是另一种“礼失求诸野”的思路。 虽然是小说家言，却揭示出一个深刻的道理，就是中华精神文化以更生动、更感性的形式呈现在“琴、棋、书、画”等艺术之中。 中国是世界上音乐文明发源最早的地区之一。出土的骨笛、陶埙等乐器都有数千年的历史。《吕氏春秋·仲夏纪·大乐篇》：“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先王定乐，由此而生。”钟磬乐代表着先秦时期音乐术的最高水平，而曾侯乙墓出土的大型编钟便是突出的代表。秦汉以后，随丝绸之路的开通，华夏音乐与西域音乐相互交流融合，成为五六百年间音乐的主要潮流。特别是南北朝之后，燕乐歌舞大曲以及琵琶、筚篥、箜篌等少数民族音乐因素逐渐有了更大的影响。宋代以还，城市文化加速发展，市民音乐代替隋唐的歌舞大曲成了为主流的音乐形式。元明清三代，戏曲的繁荣使得戏曲音乐进入了多样而丰富的时期，戏曲音乐与说唱音乐是社会音乐生活的主要形式。 自商周以来，华夏音乐的三千余年发展史上，出现了品类繁多、表现力强大的百余种乐器。先秦时期见于文献记载的乐器就有六七十种，包括打击乐器钟、磬、鼓、铃等，吹奏乐器排箫、管、埙、笙等，弹弦乐器琴、瑟、筝、篪等。汉以后陆续传入的外来乐器，则有箜篌、琵琶、筚篥、羯鼓、铜钹、羌笛、唢呐、扬琴等，并不断和中原文化融汇，演变成今天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乐器。其中，弓弦类的胡琴衍生成一个乐器家族，包括二胡、四胡、板胡、京胡、坠胡、粤胡等，成为各地民间戏曲音乐的主要伴奏乐器。 在繁多的民族乐器中，古琴具有特殊的文化蕴涵，以至超出了一种乐器作为器物本身的意义。 一方面，在官方的话语系统中，古琴被赋予了“高大上”的道德功能。《旧唐书·乐志》： 琴，伏羲所造。琴，禁也；夏至之音，阴气初动，禁物之淫心。 《乐府诗集》据以发挥道： 琴者，先王所以修身、理性、禁邪、防淫者也。是故君子无故不去其身。 舜弹五弦之琴，而天下化。② 与此相应，就有了尧、舜、禹、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等“圣贤”弹琴的传说，以及他们留下的琴曲的名目。而琴曲的名称也有了道德色彩很强的阐释，如： 和乐而作命之曰“畅”，言“达则兼济天下而美畅其道”也。忧愁而作命之曰“操”，言“穷则独善其身而不失其操”也。“引”者，“进德修业申达”之名也。“弄”者，“情性和畅宽泰”之名也。③ 这一类的说法，虽然不无牵强之嫌，但毕竟是从提升社会道德水准的角度立论，因而还是被广泛接受，助推了“琴文化”的升格。 另一方面，则是在士人的话语系统里，古琴被赋予了较多的与人格修养密切关联的文化内涵。尽人皆知的《陋室铭》写道：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緑，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陋室，是贫穷、物质匮乏的表现。“何陋之有”，是对自己人格、精神财富的自信。而这种精神财富的重要表现，就是做什么与不做什么。做什么?“调素琴、阅金经”。不做什么?“丝竹乱耳，案牍劳形”。“案牍劳形”指代官场公务，“阅金经”则喻指超脱达观。有趣的是，做什么与不做什么都涉及了音乐。“调素琴”是清净心、“吾德馨”的表现，“丝竹乱耳”却是富贵场中热闹而鄙俗的气氛。显然，这里的“素琴”代表着淡泊名利、高尚人格、诗意生存的人生追求。 类似的意思，更早些是在陶渊明的诗文中表达出来的。如《答庞参军》：“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朝为灌园，夕偃蓬庐。人之所宝，尚或未珍。不有同爱，云胡以亲?”把“琴”与“书”作为安贫乐道的寄托，也作为拒斥世俗社会“人之所宝”的精神支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