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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研究年鉴》编辑部：鲁迅的文化自觉联结着宽广而深厚的文化视域，既有对民族文化的忧虑与反思，也有对民族前途的拷问与考量；既有对本土文化的诊脉和甄别，又有对世界文化的探究和展望。那么，郭沫若的文化资源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何意义呢？ 张江：周恩来同志在1941年就曾指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由此确立了鲁迅和郭沫若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两面旗帜的地位。如果说鲁迅代表着理性的文化思考的话，那么郭沫若就是感性的浪漫精神的代表，以他们为代表的两种文化力量共同汇聚成了现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洪流。 相较于鲁迅的坚韧和冷静，郭沫若则带给了中国现当代文化更多的创新思维和感性精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各类知识分子竞相登上历史舞台，演绎了一场狂飙突进的文化变革，郭沫若以其“凤凰涅槃”的变革精神和“天狗狂飙”的感性热情迅速成为了“五四”文化场域中重要的一极。但当“五四”文学革命热情消退，变革的人群开始陆续退场，鲁迅也不免发出“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感喟之际，郭沫若借助这种创造性革新、跳跃性思维延续着“五四”文化革命的历史使命。他是唯一一位亲自参加自北伐战争到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的“五四”文人，更是中国现当代社会历次重要政治运动的经历者和参与者，见证了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的全程。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够管窥到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得与失、取与舍、扬与弃。 郭沫若的文化资源对于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不是某一具体方面，而是一个全方位、立体式的文化参照系。 《郭沫若研究年鉴》编辑部：在当今文艺批评领域，您多次强调要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的指导地位，就必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掌握中国文艺理论的话语权。那么具体到郭沫若研究方面，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他的文艺批评思想，发展他的哪些文艺批评理论呢？ 张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构建起属于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掌握文艺理论的话语权。改革开放后，中国理论界大量引入西方文论，出现了“套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人审美”的现象。长此以往，将会背离中国文艺发展的正确路径。如何构建文艺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郭沫若的文艺批评中得到一些有益启示。 郭沫若除了创作出大量的文学作品外，还有很多文学批评作品传世。在他的《文艺论集》《文艺论集续集》等批评文集中，都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文学批评理论。此外，郭沫若在创办《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时也非常注重文学批评理论和批评话语的构建。特别是他所译介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并没有照搬照抄河上肇的理论，而是通过自己的理解并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郭沫若这种对待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方式，是值得我们今天的批评者认真学习和借鉴的。在今后的郭沫若研究中，我们应该加大对郭沫若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力度，总结其文学理论方法的得失，发掘其批评话语的当下价值，努力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