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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自《郭沫若研究年鉴·2015卷》起担任编委会主任。值此卷出版发行暨郭沫若诞辰125周年之际，《郭沫若研究年鉴》编辑部对张江教授进行了访谈。张江教授就《郭沫若研究年鉴》出版的时代意义，郭沫若研究中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今后《郭沫若研究年鉴》的编纂方向等谈了自己的看法，对今后郭沫若研究和《郭沫若研究年鉴》编纂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郭沫若研究年鉴》编辑部：关于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能否请您首先谈谈《郭沫若研究年鉴》创办的时代意义。 张江：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郭沫若研究年鉴》的创办，恰逢党领导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加快构建富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伟大契机。《郭沫若研究年鉴》是中国社会科学年鉴系列中唯一一部以人物为主体的年鉴，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一个很好的拓展和补充。多年来，我国学界在郭沫若研究方面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但也应承认在郭沫若研究领域中同样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突出问题，郭沫若本有的历史价值尚未得到充分发掘，在现代化、当代化上下功夫不够，郭沫若研究还没有建立起应有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样一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学风问题造成的，诸如急功近利、东拼西凑、闭门造车和坐而论道等不良现象还普遍存在。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呢？我认为现阶段的主要工作应该是对郭沫若过往和当下的研究成果进行“盘点”，总结研究得失，汇集优秀成果，特别是要对郭沫若研究的文献资料进行“摸底清查”，而这恰恰就是《郭沫若研究年鉴》学术功能最集中的体现。所谓“鉴”就是要明得失，察事理，辨方向，《郭沫若研究年鉴》承担了对年度郭沫若研究的成果辨析、问题解析、方向明晰的使命和责任，也必将对构建郭沫若研究的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以及郭沫若研究的蓬勃发展起到有力推动作用，以学术的方式和思想的力量为繁荣发展富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出自己的贡献。 《郭沫若研究年鉴》编辑部：您提出的当代文论的重建路径，特别是“强制阐释论”和“公共阐释论”在中外文论界产生很大影响。其实在郭沫若研究领域也存在着“强制阐释”的现象，您对此有何看法。 张江：受西方文论有关思潮影响，就像在中国文论界一样，在郭沫若研究特别是对郭沫若有关文学作品的研究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强制阐释”的征候。所谓“强制阐释”，主要是将其他学科的理论移植到文学批评领域之内，使文学批评脱离了正常轨道。此外，文学批评者为了达到某些目的，主观预设批评立场，使文本的阐释背离了文本的原意。 在郭沫若文学研究中也普遍存在这种现象，比如对《女神》的阐释，往往贴上诸如“浪漫主义”、“劳工神圣”、“惠特曼”、“泰戈尔”等标签。但是，这却恰恰背离了《女神》文本的本体。首先，《女神》是一部“剧曲诗歌集”，在56首作品中既有现代新诗，也有西方诗剧；既有短小抒情，也有大段描述，这与严格意义上的诗集还是有区别的。其次，《女神》产生于郭沫若留学日本期间，正是中国文化近现代转型突变的关键时期，而郭沫若恰恰远离了这个独特的文化场域，故《女神》的语言构成是独特的。以上这些都是《女神》文本的本体，但是现在有些《女神》的研究却远离这个本体，把从其他领域移植的理论简单套用到《女神》的阐释之中，看似华丽的论述背后却是对文本本体的偏离。 在郭沫若研究中，应该特别注意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的转变，以文本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探究文本中间有什么、是什么，对文本的原生话语作出初始规定。此外，郭沫若作为与中国现代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文化名人，对他的文本阐释也应向外延伸，探寻与文本相关的次生话语和衍生话语，寻求佐证，回归文本，以修正补充对原生话语的初始规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