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中国几千年诗歌发展历史看，新体总是在旧体中产生，旧体与新体也总能和谐共存而生生不息，鲜有新体诞生而旧体便消亡，这是中国古代各种诗体演进变化的基本规律。与此相关的另一情形是，当一种新诗体即将诞生，它在接受多种旧体滋养孕育的同时，必然会选择一种最适合自己生长发育的体式作为胎化的母体，由二言、三言体诗歌发展至四言、五言、七言，由古体而近体，由近体而词曲，莫不如此。 在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以后的各种诗体，如五言、七言、古体、近体、词、曲等，皆流传至今而不曾中断消亡。而在四言诗之前的二言、三言体诗，虽然逐步演化为四言、五言、七言体诗歌，但其自身也不曾消亡。比如三言体诗，因其自身节奏和表意的简洁自足，它以各种形式广泛地存在于古代乐府民歌和词曲作品之中。历代都有文人创作的纯三言诗，如汉代崔骃的《三言诗》、南朝鲍照的《代春日行》、唐代寒山的《三字诗六首》、宋代黄庭坚的《戏答宣叔颂》、元代杜仁杰的《天门铭》、清代汪运的《侠客行》、现代启功的《墓志铭》等等。至于二言，虽然现在很难见到整篇作品，但在诗词曲体中仍有迹可寻。如词体中之《调笑令》《南乡子》《如梦令》《定风波》等，曲体中之【朝天子】【庆宣和】【得胜令】等，都有独立的二言句的存在。 为一般读者忽略的二言、三言体诗歌，自其产生之日起，便在岁月的河流中静静流淌、生生不息以迄于今，至于由二言、三言诗体演化发展而来的四言、五言、七言体诗，以至近体律诗、绝句、词、曲等等，不仅在古代各有其盛衰演变的发展历程，而且在当下，已然全面复苏。 中国传统诗歌体式由二言、三言，逐步演进为四言、五言、杂言、近体，进而演化为词曲，其中最为关键的两大因素：一是人类语言发展的推动，二是新的时尚流行音乐的催化。 人类从最简单的呼叫开始，逐渐练出可以明确地表情达意的声音，这便是语言。有了能较确切地表情达意的语言，有了快慢缓急、高低抑扬的声调变化，“歌咏言”的时代自然到来。如果说中国远古时代的诗歌由二言、三言演进到商、周时期的高度成熟的四言，主要得力于语言运用的进步，那么，由四言进而演化出成熟的五言诗体，以及近体的律诗绝句，还有后来的词曲，虽然也还有语言运用的推动，但主要靠音乐的催化了。 比如汉代李延年等宫廷乐师对于新声歌曲的运用，便是显著的例子。据《汉书·佞幸传》记载：“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此处一则曰“新变声”，再则曰“新声曲”，实际上便是相对于周秦以来朝廷所用雅颂传统乐歌而言的。这种诗乐结合的“新变声”，是宫廷乐人与文人共同创作的产物。作为这种“新变声”的载体是什么？据文献记载，应该就是五言诗。《汉书·外戚传》记载的李延年所作的“佳人歌”，实际上就是一首五言歌诗。李延年、司马相如等宫廷乐人与文人合作而为之“新变声”，应该被看作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正是因为这一事件推动了中国古典诗歌由四言向五言的演进和转变。如果进一步推想，李延年等人所制作的“新声变曲”，一定代表着当时的流行音乐，是在传统的宫廷雅颂音乐基础上求新思变的结果。 隋唐以后，中国音乐有两次很大的变迁：一是隋唐燕乐的形成与流播，一是金元北曲的兴盛与风行。这两次的音乐大变迁，都有新的诗体诞生，这便是分别号称一代文学之盛的宋词和元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