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和北京关系不一样，有时间差。我是1992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在北京市经信委工作一年，后来当记者。我作为外来者，经历了北京上世纪90年代巨大的变化。看到北京从传统的城市迅速变成国际化大都市。比如三里屯开始出现酒吧，我在那里待着，一边喝各种酒，一边写各种稿子，一天晚上可以写10篇。比如《男孩女孩》、《苏姗娜迪厅》等，都是上世纪90年代刚冒出来的，我对这些比较感兴趣。
    我来的时候北京只有1100万人，2015年，北京是2200万人，翻了一番，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伟大，里边蕴含很多故事。对我自己的写作来说，一开始更多写意象，用夸张、荒诞的方法，写年轻人自我实现过程中的迷惘感、漂泊感，有一些京漂感觉。
    我关心的主要是北京新型的中产阶级以及文化白领，几部长篇小说都跟这些人有关。比如1993年到1995年大量采访来北京的流浪艺术家，他们有的住在公交车下边，有的连续一个星期吃白菜帮子。到2000年奥运会前后，再问他们今年卖几幅画？卖10幅，挣4000万元。所以我在23岁时写过一个长篇，是关于流浪艺术家追寻梦想的，我和北京的这种关系，就是新北京在我的眼前不断成长。
    从文学史上看，大作家都跟伟大的城市有联系。中俄《十月》杂志合作，让中国比较好的作家写北京，俄罗斯作家写莫斯科，形成首都和首都之间的呼应，很有价值。在文学史上像詹姆斯·乔伊斯和都柏林，安德列·别雷和彼得堡，保罗·奥斯特跟纽约，都有密切的关系。保罗·奥斯特写的《玻璃城》纽约三部曲写得太漂亮了，当然，这是一个讨巧的做法。每个人脑子里都有一个北京，我们的写作共同构成北京这个伟大城市的书写，汇聚出关于北京的多重影像、多重记忆、多重审美。作为北京作家，我感到多么幸福，我想紧紧拥抱这座北京城市，喊一声：“我就在这里待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