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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1年7月15日，“南湖藏书楼上好读书——《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云梦学刊》研讨会”在湖南岳阳市的南湖藏书楼举行，来自北京大学的老师、研究生、本科生和湖南理工学院的老师近二十人参加了研讨会，南湖藏书楼楼主、湖南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云梦学刊》主编余三定教授主持开幕式并致辞，《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主编、北大哲学系2009级博士生王巍主持研讨。下面是研讨会发言选登。 引 言 余三定 （湖南理工学院 《云梦学刊》，岳阳414006） 我先讲四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对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今天来南湖藏书楼参加“南湖藏书楼上好读书”研讨会，我和我夫人朱平珍老师谨此表示真诚的欢迎和感谢！我在此特别要提到的是：张勇老师此次是到长沙看望北大暑期社会实践的同学，他的日程安排很紧，特为挤出时间来南湖藏书楼参加研讨会，他今天下午就要飞回北京，这让我很受感动；柳春蕊老师与我是忘年交，他已连续三年利用暑假来南湖藏书楼做客，他每次来时我们在一起看书，聊天，探讨一些读书和学术上的问题，感到非常开心，非常有收获。所以我在此特别要对上述两位老师表示欢迎和感谢！ 第二，《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与《云梦学刊》已有较长时间的很好的交流与合作关系，希望能坚持下去。我主编的《云梦学刊》与《北大研究生学志》的学术交流是从2004年开始的（那时是柳春蕊博士担任主编，南湖藏书楼的“报刊室”收藏有《北大研究生学志》2004年至今的历年合订本），至今一直没有间断过，我与《北大研究生学志》这八年来的历届主编和不少编辑都是很好的文友、朋友关系，我也多次受邀参加《北大研究生学志》举办的学术活动。北大在我们的心目中，是学术的殿堂，也是思想的圣地和情感的家园。我每次去北京出差，总选择住在北大附近，总想感受一下北大那种超越世俗的气氛和精神。《云梦学刊》很乐意与《北大研究生学志》合作，是为了向北大学习，向北大的老师学习，向北大的博士、硕士和本科生学习。《北大研究生学志》在很多方面大力帮助了我们。如，每年都将《云梦学刊》“当代学术史研究” 栏目的总目录在《北大研究生学志》刊登出来，参加我们组织的学术研讨会，向我们推荐文章，等等。近几年来北大的不少博士、硕士研究生以及一些老师向我刊热情投稿，这与《北大研究生学志》无形中帮助扩大了《云梦学刊》在北大的影响不无关系。我希望两刊能继续真诚地合作下去。 第三，关于南湖藏书楼，我提供两方面的情况。其一，为什么要建南湖藏书楼。我前不久接受了《中国教育报》记者杜悦博士围绕南湖藏书楼所做的专题访谈。访谈中杜悦博士问我：在今天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冲击一切，人文生态普遍比较浮躁的情况下，你还有雅兴和定力建私家藏书楼，请你谈谈你在这方面的想法。我当时谈了两点想法，其中一点是：读书和学术研究是我生命中特别有情趣的一个事情，能够给我带来真正的快乐，而不是苦差事，所以我乐意去做。其二，我藏书有一个较长的积累、发展过程：早期，基本上靠自己买书；后来，大部分是自己买，少部分是文友送；到了近几年，则发展为大部分是师长、文友赠送，少部分是自己买。所以我特别感谢给我送书的师长、文友和朋友，感谢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第四，关于今天研讨会的选题“南湖藏书楼上好读书”。去年暑假，时任《北大研究生学志》主编的钟诚博士等多位同学来到南湖藏书楼座谈，《云梦学刊》编辑部的老师都参加了，当时我们没有设定主题。会后，我自己和同学们把各自的发言进行了整理；柳春蕊老师等人第二天到达，我向他约请了书面发言稿；随后我将所有发言组合起来取了个总题《南湖藏书楼里话藏书》，发表在《湖南科技学院学报》和《北大研究生学志》及多家电子媒体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次是《北大研究生学志》和《云梦学刊》在南湖藏书楼举行的第二次研讨会。今年初，我和柳春蕊老师开始商量此次研讨会，当时都觉得要定一个基本主题，为此我和柳春蕊老师有过多次交流（包括面谈、电话、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等方式）。我曾考虑，去年谈“藏书”，那么今年就谈“读书”，明年则或许可以谈“著书”，我提出的参考题目为“南湖藏书楼里话读书”或“当下高校阅读状况（或走势、或走向）研讨会”等。柳春蕊老师考虑后提议改为“南湖藏书楼上好读书”。我考虑后，同意了柳春蕊老师的提议。 我建议，在此次这个研讨主题之下可以谈谈下述的问题：（1）读书的意义和目的。比如可以探讨读书主要是为了享受读书过程的快乐还是为了读书之外的功利目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2）读书的选择。可以探讨：如何看待、处理专业阅读与课外阅读的关系；如何看待、处理情趣（兴趣）读书与功利读书的关系；如何看待、处理纸质阅读与电子阅读的关系；如何看待、处理自主阅读与时尚（包括畅销书）的关系；等等。（3）读书的方法.（4）读书与著书的关系.（5）读书与藏书的关系.等等。 我就说到这里，再一次谢谢大家！ 藏书楼都是有识之士所为 张勇 （北京大学 教育基金会，北京100871） 我谈几点个人感受和看法。 首先，我谈谈藏书楼。我是北大信息管理系毕业的，所学课程也涉及一点图书管理方面的知识。图书管理这一学科是从西方引进的产物，它与我国藏书楼思想还有一定的渊源。中国传统的藏书楼与余三定老师的南湖藏书楼有很多的不同，但又有一定的共性：藏书楼都是有学之士、有识之士所为。昨天余老师送了我一本《南湖藏书楼》，书中提到建藏书楼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为藏书而藏书，即为社会藏书；另一种是个人藏书，为学术而藏书。余老师属后者，体现了余老师的个人志向，也为我们在座的后学树立了榜样。 第二，谈谈《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与《云梦学刊》的交流。余老师对《北大学志》很器重。我觉得这两个学刊有一些共同之处：有激情，有追求。两个刊物志同道合，共同推动学术发展。同时余老师与《北大学志》的编辑们有一种忘年之交的情谊，也为在座的后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术交流的平台。 第三，谈谈北大情缘。余老师和夫人朱平珍老师都在北大进修学习过。在我们美丽的静园遐思，在未名湖边思考。所以，一见到两位学长就感到非常亲切，我觉得大家都有一种对北大的认同感。 最后，衷心感谢余老师为我们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学习交流的机会。 守望阅读 柳春蕊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100871） 几天前，一个赴广西做选调生的研究生电话里说，他在人生转折点上写了十八个关键词。其中，我最欣赏的一个，就是“学习”。其实，人生除了学习之外，其他诸义谛都不重要，因为学习囊括了一切。学习不外乎理论与实践两种。理论学习就是书本阅读，实践就是向群众和社会学习。用传统的话来说，就是知与行的问题。所学到的知识要经受现实检验，以解决当下人生诸相为要义而阅读，这是古人对于知行二字的理解。古代读书人，上焉者不是以圣贤自期，便是以天下为己任，下焉者辄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为鹄的来激励自己。依我看，这样的读书目的与动机也不妨理解成知的“行”。 在一个多元共生的信息时代，我们阅读多半是以自己的兴趣为出发点，以充实人生为目的。这短短的人生啊，其实是很有学问的。有的人呵护不够，败叶霜露，风雨飘零；有的人善于经营，用心浇灌，勤于剪裁，与这些人交谈，树木扶疏，花香盈人，让你觉得怡然，清爽而不俗。这怡然，清爽与不俗，是由内而外，先是自家受益，然后益之于他人。我常与学生讲，人要有书卷气，有书卷气的人往往雅而不俗，凡事有一己之判断，不跟风，不随流，自不媚俗。最要不得的是江湖的匪气，拉帮结派，搞小团体作风。浸润书籍愈深者，书卷气愈浓，其言行举止，自然文气斐然，高华但不庸弱，坚毅而有勇谋。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低俗，讲国学者自成了国学的低俗，讲企业管理者自成了企业管理的低俗，居大学之高位以教授者自成了高校教授之低俗，居政权之要冲衢路者自成了政门之低俗。为什么呢？就是书读得不够，有些人浅尝辄止，自认为读了一点书，便好示人，惟患人不知，争着要有一分把作二分地讲出来，而这又迎逢了这个低俗的媒体。以视觉和感官娱乐为主的媒体从根本上说，是从俗，从众，且形成了一种从俗的公共意识话语，这个意识话语就是一种权力，但人们觉察不到，看不清楚，我常喻之为新铁屋子。生在这新铁屋子里的人们自有他们的不幸，不过要是现在你还想做着呐喊的觉悟者，那便是自讨苦吃。我不仅看到的是此种权力不痛不痒地杀害了很多人，同时也暗杀了文化与文明的精髓，这是颇为痛心的事。大抵时代就这样泥沙俱下的前进罢。力挽狂澜只能是具圣人情结之少数派的自我作想，因为这权力实在是太大的了，上上下下裹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一个人书读得愈多，愈觉得浅薄，他就愈加谦虚。以人之修养而论，读书本身就是一种素质，是涵养。人的气质各有偏颇，得中道而用之者毕竟少之又少。有些人偏刚，或偏柔，或喜怒无常，或阴鸷寡恩，有的像久旱无甘霖，有的则淫雨不开，怎么办呢？那些聪明却读书不多的人会从自己的经历中悟出成长的道理；若爱好读书，他们会把自己所读到的人物作为人生的参照，自觉补充稀缺的营养。当然，还有一种救济的方法，就是交朋友。但择友须谨慎，而今识友道者又恐不多的了。那种能相互激励、不断提升对方的朋友，在我所交往的当中，也是少而又少，故而我很珍视现实中的良师益友，但更愿意与古人为友。但真正做到能与古人相会，契阔神游，从古人那里学到本领，悟出新知，又不为古人所缚，这似非饱食古书本者所能眼望的了。 我少时体弱多病，后来体魄良有强健者，端赖读书之功。读书让我明白中庸至善是最高的德性，循此大道，日日修持，自能强健。读书，与这长长短短的人生一样，是苦力的长跑，坚持乃第一义，亦是根本义。孟子、庄子、韩非子、董仲舒、诸葛亮、魏征、唐太宗、杜甫、韩愈、王安石、张居正、王阳明、王夫之、曾国藩、毛泽东，还有西洋大儒，这些人物无时不激励着我。反复阅读他们的文字，知人论世，不仅看到作为历史的个人是如何开创一个时代，风气为一二人所开创，不仅看到他们一个个是如何从树立规模到大风大浪之细微敬慎，到最后的结局，常为这一幅幅生生不息、滚荡着大起大落、血泣交加的宇宙强健之音的画面而感怀，在礼赞生命意志、事功文章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体悟到凡此之人物皆可学而至。一旦悟出“可学而至”，我们就自觉到这白趟趟的时光是如此之迅疾，如此无情谊之告别，雁过无迹，转瞬即逝。此时，便能真正独立，即人生似有可堪寄托与交付之事了。韩愈《伯夷颂》中说，“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即此义。人生有所树立，则能用心也专，神固能凝，不为外物所扰。“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伯夷是真能独立者，就此胆识而言，堪称人杰，是大丈夫。曾国藩在京师不多时，就悟出孟子是可学而至，毛泽东早年亦云曾国藩可学而至，此“学”者即不断改变自己，日日提顿。庄子说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年］非也。”仅此这一点，庄子便是孔子的知音。“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是说孔子到老也不放弃学习，不停止自我思考和修养之完善。所以，我认为，论学习，恐怕孔子要算是最早的“学习家”哩。时下国学沸沸扬扬，依我看，读《论语》者，当以明“学而时习之”章为第一要义，以孔子这位“学习家”为榜样，活到老，学到老。 与思想者对话，与历史交流，与书中人物同悲泣，同欢乐，共命运，神游万里，思接千载，这是何等的盛事啊！我们人类，论力量不如猛兽，论敏捷不如鸟蛇，皮肤不能御寒，胃脏不以耐饥，而卒能胜制万物者，靠的是我们的文字。人类有文字，便将一人一群体一时代之思考积累并传递下去，并以此为出发点，继续积淀人类的智慧，像地层构造那样形成古老而漫长的历史和经验，这便是书籍的起源与进程。说人类的骄傲，这恐怕要算是人类最可自豪与骄傲的地方。现在，倘若我们丢弃这宝贵的书籍而追逐这漫无边际的时尚，似乎是淡忘我们从何处来；将一生之精神和心力寄寓于信息之感官世界，尤是不知体要的做法。手执一卷，或对邃古的哲人，或接绝域的学者， 亲聆其以言词吐露的毕生思考，这样的收获，真可谓便宜之至!他人借手工或机械生产的物质产品，我们必须以相当代价始能获取；而他人毕其一生之思考，穷年累月，殚精竭虑，形成精神产品，我们除支付其物质部分的书籍价格以外，便可无条件地尽情享用。 人的表现不外乎动与静两种形态。以井水喻之，其动者为用，百姓所用；其静者为体，停渊蓄水之谓。一个人，以其心而论，与物相刃相靡，费尽心折，投机钻营，像庄子所说，“与接为构，日以心斗”。每个人的利益趋动，首先是萌发于心志，世界上恐怕没有比人心更狠毒的。从心到口，从心到身，从身到行动，普天之下，都在将尽情挥霍他们自己的心，恍如这心是别人的一样。智者常说，要知止。智要止，心亦止。人白天因其更好生存而忙于工作和学习，这是动的形态，是心的外放；晚上当有其闲暇，静养其心，收其放心。不然日夜如此，心何以消受！阅读，按自己的身性趣味有所损益，确实是一种难得的静养吾心的途径。曾国藩好养气，白天所养，如日之升；晚上所蓄，如鼎之镇，后者为体，前者为用。无论怎么忙，他每天必留出一小段时间，用于阅读、诵文或习字、作文等，这时段他所希臻至的状态即是“鼎之镇”。 经常读书的人，常有几个世界，多个维度，看问题不偏至，做事情能权变，说话分寸感很强，待人设身处地。人的洒脱与睿智，坦然与自适，大多是从读书中得来。所以，读书能让我们拥有一宁静之心境，一从容之态度，一健康之头脑。所以，我说阅读是修养的尺度。一个人事业的高度取决于他的综合能力，比如纷繁芜杂之中能否有大定的意志，包括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取得一定的成绩，更能虚怀若谷，知有所退，藏有所止，并归功于一群体之努力；他深知事业的推动力根本乃在得道多助，以自己的涵养赢得人和，仁者无敌，大勇者乃在厚德与无疆的仁爱。这些一面来自他的悟性，但是人的认识和自明终受制于时代与有涯的生命，终不能穷尽知之涯，所以他另一面必然是借助于经典的力量和某种思想经验的启示，使之成为源源不断的活水，这一切在于他阅读的广度和思考的深度。一个人事业刚开始，因其灵明之故，倘能汇聚各种因素，使其事业的进境呈直线上升运动，这倒是常见之事；当达到一定高度，仍想进一步扩大，突破瓶颈，推向一个质的变化，则有万万不易。这样说，阅读也是事业进境中的重要驱动力。 与阅读相伴的是思考，思考须安静方有进境，有的人喜欢闹中摄静，有的人对思考的外在环境要求很高，这些因人而异。我于喧闹于幽静二者，皆可读书。读研究生期间，因生计需要，一个月要花上一周外面挣经济，另外三个星期则坐读图书馆。暑假白日在外兼职，晚上可在教室看书，那真是久逢甘露，就像久违的老朋友，开卷亲切。我能这样做，主要是缘于要日日提升自己的想法。后来习惯了，那些宏大目标倒在其次，反而手不释卷却成了一种人生习惯，这种习惯伴随我多年，有时在旅途，有时在候车，有时在家乡的小路上。 习惯形成了，就成自然。阅读不再是外于吾身，而是我们身心的一部分，故而有阅读之自觉。“苟能发愤读书，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均无不可读书。苟不能发愤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真不真耳!”（曾国藩语）这说的是立志的效用。现代社会，有人抱怨没有时间读书，他们可能将读书理解偏了，以为只有在学校，甚而坐在教室里大块时间地学习才是读书。其实，天底下无处不可读，无时不可读。我们似乎比古人更忙更累，当然忙碌也是各有各的忙法，有些人却能整合碎片的时间，学到不少新知识。其实，人们除了工作之外，自有不少闲暇时间，这些闲散时间没利用好，主要是未养成读书的生活习惯。使阅读、思考与写作成为一种习惯，说得高雅一点，就是一种人生态度。逄先知说：“毛泽东是一个读书不知疲倦的人。读书忘记睡觉，读书忘记吃饭，是常有的事。他曾经号召我们的干部，要养成看书的习惯，使看书占领工作之外的时间。他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了。”（《博览群书的革命家——毛泽东读书生活我见我闻》，载《青年读本》第1辑，第 81页，百花洲出版社2010年）看书的习惯一旦养成，我们的生活便有了许多鲜活的事情与事理。固必意我，日渐远去；今我与向我自然处于动态更替之中，日月常新，是活水的源头。人生得此境状者，与物为春，与时俱化，这是最大的欢乐！照今天的讲法，就是最高的幸福指数。譬之于思想，则不僵化；施之于事业，则不固旧；受之于家庭，则能和睦；用之于身体，则不亏不盈，永葆光辉。 现代人的时间呈线形，多半一个维度，它多出了系列、程序、规则这样的命题，科学而精确。相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段，今日的阅读更要懂得精读。在这个空前信息化时代，思想知识化，知识信息化，人们不易获得真知，因而更有必要捍卫真知。人的自由根源于思想的洞见和对自身认识的自律，而这些不可能通过现成而便捷的方法得到，必须是与经典对话。经典的意义，就在于它曾经对社会和人类所面临重大问题回答的有效性，并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这种有效性依然成为现世人们思考的接续点和思想资源。同样，文化传承首要是经典的阐释与传播。当我们考量在文化这条长河中，谁被历史所记住，且卷荡前往，哪些又被历史无情抛弃，当然还有些是越多少年重新被发现，都不自觉地发现文化锺情的仍是富有历史洞见之思想以及言说有效性的措施和策略。说到这里，还要借用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一书中的观点，“我们的确需要历史，但我们的需求完全不同于那些知识花园中的疲乏的闲人。不管他们会如何高傲地鄙视平淡的需求，情况都是如此。换言之，我们为了生活和行动而需要它，而不是将它作为逃避生活和行动的一条便宜之计，或是为一种自私的生活和一种怯懦或卑鄙的行动开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１页，2005年）在传统语境里，对知识上的判断是落在“经世致用”这四个字上。自18世纪中叶汉宋之争以降，这二百多年学术进程，与“经世致用”的传统有了很大乃至根本上的偏移，使得知识科学化，思想系列化，道德边缘化，至是学术得以独立。这种知识立场的确立及相关研究范式的开创，都是现代学术足以区别传统学术的重要依据。在人类面临新挑战的今日，如何选择历史上的知识，选择何种知识类型以及学问秩序之确立等等，依然为那些有志于思考时代与人类问题的人们所不能轻易看过，更不宜满足“知识花园中的”闲人想象与风流情趣。歌德说:“我痛恨一切只是教训我却不能丰富或直接加快我行动的事物。”阅读经典，在历史与文化的取舍上，在建设一个美好人类共同体愿景方面，比思想的行动力更富有深刻之意义。 现代社会追求快速、高效、统一、便捷，人们疲于奔命，幸福感愈来愈薄弱。原因是，我们于外物世界之取得过于容易，只要有钱，什么都有，不要出门，不用思考，什么都安排好了。想来，古代皇帝生活亦不过如此，但转头想想，这又是何其的可悲！假期是有限的自主时间，很多选择旅游，一切都给人们安排好了，从衣食住行到游览路线，从服务员到解说员，这当然很便利，很高效，符合科学发展之理性。但转身想，我们与工具何异？随人安排，任人处置，并失去免疫，习惯被设定的集体狂欢规则。说到底，这样的规则也是一种专制和垄断。现今人们已习惯这种类似隐喻的专制。古代的徐霞客是凭藉自己的意志而探索，他在探索中所彰显出的人性光辉，多么高贵!被物质层层包围甚而窒息的现代人又何往梦见！我常说今天也有革命，也需要革命，但革命的对象与形式迥异于历史上的流血战争和宫廷政变，现在革命的重要对象是物质世界，革命任务是重新认识从生产环节到消费世界中的人物关系问题；革命的形式以前是可见的，今天是隐蔽的，人们习惯于以战斗这样外显有力量的字眼来理解革命。以前的斗争形式成两分法，敌我双方是不同的群体和势力；今天是一样的群体，革命的对象即是革命的主体。换言之，今天要集体对抗我们集体所生产的物质世界以及反思人类自身，在这个域阈中，我们都是饱受患难而未有知觉的可悲悯者，人类最终是将被拯救的对象。 媒体时代，它的规则是不需要人们思考，不要求人们作过多的形而上论证、解读和阐释，只需要人们去观赏。在媒体语言中，没有关联，没有语境，取消了意义，取消了历史，往日那些复杂而连贯的思想都统统被一连串的趣味和娱乐所取代。从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科学到体育，这些核心领域中的观点和认识，都在媒体时代能找到相应的位置。新媒体开始了它们蓄谋已久的试图静悄悄地成为人们认识这些事物的新指挥棒的历史长征。这里，请允许我们作大胆推测，媒体时代它的根本意图是重新塑造人们的思维方式、认识论和世界观，重新定义真理、人性、知识与现实。它的下一步图谋就是对书籍发起一次集体袭击，想在一夜之间摧毁人类所有的书籍以及人们关于纸媒时代书籍的忠诚认识和诗意怀恋。这样的事实，我们这一代即将看到，但我们要奋力抵抗。原因不完全出自于我们对历史考古的尊重和传统的理解，而是出自我们人类的自身，即我们要对“人类走向何方”做集中反省和可能性探索。话说到这里，阅读就不仅是一种修养，事业前进中的必备食粮，也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更是一种时代责任，在新与旧、时与事、古与今问题上，阅读这种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解读文明的经典方式成了一种象征，我们是守望这种象征呢？还是发明新方式重新阐释，建立新秩序加以规定呢？这些都将被纳入以思考和探索为职志的有识青年的视野中。 读书之要点在于抓住几个基本关系 李诗鸿 （北京大学 法学院2009级博士生，北京100871） 我认为，读书之要点在于抓住几个基本关系 第一，读书与选书。好读书，亦要读好书。每个人判断标准各异。如梁漱溟所言：“我很早就有我的人生思想。约十四岁光景，我胸中已有了一个价值标准，时时用以评判一切人和一切事。这就是凡是看它有没有好处和其好处的大小。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我个人非常赞同这种思想，读书不能“专务虚文”，唯有怀揣“问题意识”，方能“经世致用”，进而“造福大众”。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常常与事实隔得太远，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积弱之根源。而讲实用、实利，当然流归到墨家思想，而墨家思想自古并未为大众所熟知和接纳。因此，读书、选书以墨家的“实用主义”为导向，希冀为社会发展贡献己力，方为读书、选书之根本。 第二，读原著与解释类书籍的关系。如何读书，值得反复琢磨。应尽量读原著，不看解释的书籍，解释的书籍包含了太多个人的色彩。“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而其中之真意，却不尽然相同，“横看成岭侧成峰”，读书更需要的是积累和思考。就外文书籍看，更是如此，本人也在做一些翻译的工作，语言的精巧，内涵的丰富，实在不能尽然能够领会。在读书之际，不断思考，写下读书笔记，书中的意思便被慢慢的消化、吸收，转为自己思想之一部分。读书不能着急，以一颗平和的心，终会有成。 第三，泛读与精读之间的关系。如晋代陶潜于《五柳先生传》所言：“不慕名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讲的是泛读。阅读面的广泛与否决定了一个人的高度，而阅读的专精则衡量了一个人的深度。作为一名硕士、博士生，我们应当处理好泛读与精读之间的关系，将知识面的广博与各学科知识的专业性相联系，找寻到一个可以适用于自己的平衡点。 第四，读书与写作的关系。有些人“作品很多”但过于泛滥，质量不高，有些人“述而不著”，讲求随性，各具特色。在我来看，读书是一个输入（input）的过程，而写作是一个输出（output）的过程，两者必须要结合。因为，写作让理解更加深刻。一本书，读完并不代表能理解，理解并不代表会运用，会运用也不代表能够触类旁通。将读书与写作融为一体，把自己的想法化为铅字，供更多人品评与参考，殊不知我们今日之书即是前人阅读后输出之精华？没有交流的读书是死读书，思想需要碰撞，一个人的想法再好也是有限的。 爱读书的人生是丰富的人生，让我们感觉到精神上的愉悦，在现代高效率的商业社会中追求这样一种平衡，会让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人生的真谛。南湖藏书楼上好读书，闻着默默书香，寻找读书之乐！ 读书——内外之间 陈 雪 (北京大学 历史系2010级硕士生 ，北京100871) 今天讨论的主题为“南湖楼上好读书”，面对这样一个很大的话题，我想就谈谈自己对“读书”的理解。 在我看来，读书首先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与每个人的精神世界的独特风景密切相关，然而，这并不妨碍读书也将个人和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跨越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奇妙桥梁。 要说读书是个人化的，那么南湖藏书楼应当就是最好的例子。这里的一砖一瓦，片言只语，都深深烙印着主人的痕迹，无不与主人经历、兴趣和喜好密切相关。在参观中，看到藏书楼的藏书以文史类为主，其中文学类的尤多，在期刊阅览室内也看到很多完整的旧刊物，足见主人的用心。其中尤其特别的是北大版典藏室，专门收藏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更可见南湖与未名情缘匪浅。就我个人而言，因为选择陕西关中地区作为未来的研究对象，所以凡是与这一地区有关的书籍，无论是正史野史、档案公牍、民间轶闻、碑刻墓志、散文小说，统统都会很感兴趣，这样特别的阅读兴趣也许也能足够说明读书是在何种程度上与个人的精神、气质、学习和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了。然而，读书的趣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能够被引导的。时下的大众媒体，已经在所谓的阅读市场走向上先行一步，通过电视节目或是图书市场排行等等不同的手段，来引导大众的阅读走向。对于没有太多的机会形成自己独特读书趣味的普通大众，更多相对专业的指导，如果能够以比较方便快捷的方式出现，比如网络，也许能够点燃更多爱书人的梦想。 关于读书如何将个人和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我想有一本书应当可以作为最恰当的例子。它叫做《查令十字街84号》，记录了纽约女作家海莲•汉芙和一家伦敦旧书店之间绵绵不尽的书缘，从而成为全球爱书人之间的一个暗号，也启发着我从另一个角度，与上述观点近乎完全相反的角度，来看待读书所带来的可能性。首先这是一本书信集，女作家海莲对纽约那些格调庸俗的旧书店无法容忍，而伦敦的这家旧书店——查令十字街84号，则是极端坚持自己风格的书店，即使一本书一百年也卖不出去，只要店主认为值得，它就会在架上永远摆着。轻轻牵引，二者便一拍即合，意气相投。汉芙一封一封信飞去伦敦，配合着她对各种书籍的品头论足，而伦敦书店的店员则不辞劳苦的为她踏破铁鞋，寻找各种珍稀版本充实汉芙的书架。鸿雁鱼书，穿梭于大洋两岸，牵引起浓浓的书缘情缘。起先与汉芙通信的是书店的经理，随后扩展到经理的妻子、店员、老板、甚至书店的邻居，而他们的交往也从书扩展到了其他。战后的英国物资缺乏，汉芙常常给他们寄去鸡蛋、火腿，以表关心。这样特殊的情缘持续了近二十年。二十年来，汉芙都没有机会踏进这家书店，缘悭一面，却也成就了这段跨越大洋、穿越时间的奇妙缘分，想起来就让人动容。读书就以这样的方式，成为了连结个人与社会，精神与现实世界的桥梁。也许原因很简单，读书并不仅仅关乎阅读本身，买书、藏书、借书、淘书、品书乃至以文会友，都能够算作读书本身。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读书的确不失为横跨个人精神世界和现实社会的桥梁。 想说的就是上述两点，看似相对，却也密切关联。进入书斋之时，也许恰恰正是走出书斋之日。基于上述对读书的理解，我想阅读不仅仅是一种兴趣或者消遣，也是日益重要的现实需要。 入世与潜隐 范志伟 （北京大学 心理学系2010级硕士生，北京100871） 我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南湖藏书楼，和各位老师、同学，就“南湖楼上好读书”这个主题进行座谈交流。 首先我想谈谈对南湖藏书楼的印象。在此次岳阳行之前，我做了一些功课，略微了解了余三定老师和南湖藏书楼的一些故事。在最初的印象中，藏书楼应该坐落在南湖湖畔，依傍山水。迁客骚人来往于此地，亦得以登门拜访，看一湖清静，翻几页悠闲。藏书楼一楼门口的那一幅山水画《南湖藏书楼图》，描绘的正是我的神往之地。不过，来到楼前才发现，南湖藏书楼居然隐匿于民居，这让我感到意外。然而，意外之余我却有了另一番的理解。儒家讲究入世，融于世俗；道家讲究出世，无为潜隐。依我看藏书楼正有此寓意，它与民居并立，居家出门并无二异；然而内藏万卷，潜隐之龙超然于间。这一入，一出，比之如画山水，境界似乎更高一筹。不知这样的理解是否可以？ 然后我想谈谈自己对“好读书”的见解。我原先出身于理工科，毕业后的工作是网络工程。所以我和我的同事由于工作的缘故，读了不少理工类的书籍，这些书籍与人文类的书籍相距甚远。但是我业余也少量读些人文类书籍，没有像有些同事一般如此弃绝。曾经有一回带着几个同事到一家书馆，这家书馆的书籍全都是人文、社科类的。四五个同事们在这家书馆待了十多分钟，出来后却告诉我没有什么书能看的。这让我十分震惊。人文情怀的缺失，竟然到了如此的地步。震惊之余，我也有所反思。读书简单的说有三个动机或者说是目的，求真理，求价值，以及怡情尽兴。当代许多人只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谋生技能而读书，如所谓充电，都是出于功利目的。他们对于器物层面的书籍可能比较钟爱，这些书籍能够直接给他们带来薪水的提升。而对于诗情画意，可能稍微不那么敏感。然而不可否认，我也读过一些充满人文情怀的理工类书籍，其中大多为国外作者所写，他们在提供知识、技能的同时，也会超越一定的层次，传达他们的理念和思想。对于这些同事，他们所受到的人文感染可能更多的来自这类书籍了。所以，为功利而读书的同事，未必不能从书籍中感受到人文情怀。 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人文情怀应该对各类书籍都有所渗透，或者说人文情怀应该和其他方面如科学理性相结合，共同充实我们的书籍。当代中国，随着教育普及和公民素质提高，人们越来越愿意从科学的角度去理解生活中的各种现象，更加强调行事的科学性，这必然也影响到为人。如果在各种科学读物中融入人文情怀，那么人们在掌握真理的同时，还能培养一定高度的道德。人文情怀和科学理性应该成为好的书籍所共有的两个特征，这样，这样才能不致使两类书籍、两种人类精神之间的分裂如此大，也能让我们更好的从书中汲取营养。我参观了南湖藏书楼的各个藏书室，发现楼主余三定老师涉猎也很广泛，有幸来此读书的访客应该能够各得其所，找到自己的选择。所以我希望，南湖藏书楼可以考虑收藏一些人文味道浓郁的自然、社会科学类的书籍。让我们能够在藏书楼上有更多的选择，更好的读书。 与人同乐，读书更乐 许晴 （北京大学 中文系2008级本科生，北京100871） 我很荣幸能以本科生的身份在南湖藏书楼参加这样一场讨论会，我资历尚浅，谈不上什么为大家传授什么读书的经验，只能与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读书的个人体验。 读书对我来说，首先带给我的是内心的宁静。在去年的春季学期，我选修了历史系开设的《罗马史》一课，在上课之余，我很喜欢坐在图书馆的阅览室中阅读相关的书籍。过去我虽对罗马史很感兴趣，也略知一些皮毛，但从来没有直接阅读过古罗马作家写的史书。在一学期的课程中，我阅读了李维的《建城以来史》，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编年史》，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与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尽管这些材料只是罗马史原典中的很少一部分，但对于我来说仍旧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每天晚上九点下课后，我都固定到图书馆阅览室阅读这些书籍，尽管没过多久图书馆就要闭馆，但是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我却能够迅速抛却之前的不安、烦闷或者激动，完全沉浸在字里行间，直到闭馆的音乐响起才不情愿地离开。 读书，尤其是阅读古典原著有个好处，就是可以直接与古人对话，从他们的文字中找到一种现代人与现代社会忽略或失去的趣味。在上学期的古代文学史课上，老师对于《西游记》中许多细节的挖掘和解读让我对这本自认再熟悉不过的书产生了新的好奇。这个暑假，我重新翻出《西游记》从头至尾一气读下来，之后又读了林庚先生的《西游记漫话》，这才发现过去对这本书完全是囫囵吞枣，只知道个大概情节，对于其中的趣味根本没有挖掘。而这个暑假的重读，我常常读着读着就笑出声来。古典作品不论中外，不论是思想内容还是文字表达，都有许多高妙之处，只有经常阅读，才能发现这些趣味，收获更多思考。 读书对我来说，总能给我带来真实生活无法赋予我的种种体验。随着书籍的延伸，我可以游历四海，行遍天下，甚至可以跨越古今，上天入地。但是读书之后，这样的体验仅仅是我一个人的，读书之后，还应该将体验的机会分享给其他人。我想起《环球时报》驻德记者青木在自己的微博上回忆道：“当时还在法兰克福读语言，我住在法大周边一处简陋的民房里，由于没有多余的零用钱买书，晚上就偷偷地到街对面的废纸垃圾箱里找德国邻居丢弃的书刊看。第三天一早，我打开大门，竟发现住所窗前整齐地放了一叠叠书刊——匿名送书活动直到几个月后搬离此地。每当想起这件事，在德国的不愉快就会烟消云散。”这样的故事实在让人感动，这样的素质也实在让人敬佩。我想，我们在自己读书的同时，也要想到还有很多人读不到书，也无法从书籍中收获各种各样的体验，也无法从书籍中汲取各种各样的力量。读书要乐于分享，我想，余三定老师建立这样一所南湖藏书楼，也就是想与更多人分享自己得书与读书的快乐，也能让更多人见到读到更多的好书。 总结起来，读书于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能为我带来内心的平静与难得的趣味，以及独特的体验。在读书的收获之后，还应乐于与他人分享，与人同乐，读书更乐。 读书是心灵的游历 刘高力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2010级硕士生，北京100871） 读书的问题可以从广大的社会意义上来谈，也可以作为一个私人的小话题。 读书使人明理、增智，人人读书的社会必然不会是蒙昧的社会，我们所取得的各种发展与进步都是在一步步读书实践的过程中得到的。这种意义不需由我赘言，仅就个人的读书经验说一些感受。 读书是个人的习惯，这是从小时候识字早，乱翻书开始的。幼年时代基本闭户不出，唯一的消遣就是看书，家里有很多小人书，后来就自己找着看杂志，有字的东西都找来看。比如有本叫《大千世界》的杂志，里面有很多奇怪的传闻，加上点文学色彩，读来觉得紧张又有趣，顺着这个路子就慢慢看《聊斋志异》的选本，史蒂文森的《金银岛》，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和《汤姆•索亚历险记》；还有中日蜜月期的时候流行的松本清张和森村诚一的社会派小说。数来是杂七杂八的，觉得有兴味的原因大约是因为国内、国外的各种传奇、历险的故事使我离开了平时的生活，跟着讲述者去游历的原因。 后来读了外文系，开始进入研究生阶段，对于各种传闻故事的兴趣使我更倾向于对民间故事方向进行研究。比如读自己专业方向的现代文学作品里转述的一个印度故事，会想到这个故事和波斯故事、阿拉伯故事之间的关系，想追寻这个故事的起源、传播的途径。这个阶段不能再随心所欲地泛读，要在自己研究的小范围内列出一个要读书的谱系，读学术书籍。这是随着大师去看世界、想问题的过程，是一个双向的交流过程，思考的成分占了很多，不再单纯地单方面享受乐趣。但同时是一种更高层次地追求和探寻。 陆游有诗说“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我想，作为读书人，读书、游历、心灵的切实感受是合一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成立鄞鄂。”读书是心灵的游历，也是一个发现个人真性情的过程。 我非常感谢余三定老师的邀请来看他这么多的私家藏书，以前我只在上海看过藏书家瞿永发先生的小楼，是非常典型的老上海的建筑，逼仄的四层小楼，不作专门藏书用，家人也住在里面。外面是虹口老街，很多卖菜的人蹲在泥地上叫卖，路也很窄。但一进到他家中，看到很多书，喝着茶，登时就觉得不一样，心里感觉很安宁。余老师的藏书楼也是一样，虽处闹市陋巷，进入其中，自然内心清凉。加上琴声、茶香与清谈，很觉快意。我想读书人，像余老师能拥有自己的藏书楼这样的读书人都是能体会到读书带着心灵去游历的愉悦的，书带人进入一个更纯粹的精神的世界。我想这也是读书人最享受的地方。 读者、社会与书本 吴海鸥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2008级硕士生，长沙410081） 书籍是人类智慧的载体，对人类的发展起着教育、娱乐和审美三大主要功能。人们在选择书本阅读时，也会由于各自出发点的不同而呈现出三种不同的读书状态。 第一种，学习型读书。这种读书状态关注的是书本的教育作用。读者在选择书本阅读时，内心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在阅读过程中寻找某种答案或道理。 读书的过程随着读者寻找答案的进程而延伸，最后也同目的的达到而消失，并迅速转化、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学习型读书虽与人们日常所说的“查资料”有很大的相似，但二者的分别却是十分明显的。“查资料”中没有阅读的参与，它的答案在更多情况下是已知的。学习型读书的答案却是未知的，需要读者有敏锐的感受力，从阅读过程中去提炼、总结。它的目的是抽象的、大体的，而不是具体的、细节的。如“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它的目的是明确的，但是具体的指向却是模糊的。学习型读书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在这种状态下，读者、社会与书本之间是一种全然对立的状态。书本是外在于读者的一个存在，是一个文本，一个工具；读者与社会的关系是对立的。读者在读书时，是屈从于社会的强加目的，是在他律的引导下展开的阅读。即使有些目的看似是从读者的心灵深处流露出来的。这种流露也只是读者将社会的要求与读者内在的需要进行强行的结合。在本质上，它还是一种他律，没能成为读者生命的一部分。 第二种，娱乐型读书。这种读书状态关注的是书本的娱乐作用。它是学习型读书的一个补充。读者的目的是为了求得短暂的轻松，忘却身心的疲惫。正如恩格斯所说：“使他忘却劳累，把他那块贫瘠的田地变成芳香馥郁的花园……把工匠的作坊和可怜的徒工的简陋阁楼变幻成诗的世界和金碧辉煌的宫殿，把他那身体粗壮的情人变成体态优美的公主。”此时，读者、社会与书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读者与社会之间的对立消失了，社会不再对他提出外在的强制要求，而是彼此融合成一个整体，与书本产生对立。读者虽然没有学习型状态那样强烈的功利目的，但是由于自身与社会的对立消失了，从而多了一份随心与自主，能够听从自己内心的想法和要求来选择书本，是读者自我意识的提升。不过，这时的书本还是外在于读者与社会的存在体，还只是愉悦读者的一个工具。 最后一种，是审美型读书。读者的目的是为了求得心与神的契合。在读书的过程中，读者完全放下了自我，走进作品所描写的境界，在阅读中与作者对话，与作品人物一起感悟。在阅读过程中感受人生的喜乐悲怒，体味人生的真谛。每当读完一本书的时候，必然会因为书中的内容令读者久久回味，惆怅叹惋。这是一种“无心应物”的境界，是一种不必刻意去追寻，却自然而然达到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读者、社会与书本之间的对立已经消失了，构成一个统一体，读者就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不再对读者的阅读进行强硬的干涉，书本也成为读者生活中的一部分，读书不再是出于外在的要求，而是听从内心的驱动，是在自律的影响下的必然反映，如同蚕结茧一样，是一种不得不发的行为，读者、社会与书本已经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了。 读书虽然有三种不同的类型，但它们之间并不是彼此完全不相容的。在实际的阅读过程中，也会随着人们兴趣的转移而发生转变。一个人在刚开始阅读时，可能是出于一个强烈的功利目的而选择书本，但是随着阅读的深入，他的思想会随着发生一定的改变，甚至弥息原来的想法，转而开始欣赏书本的文法、词句的华丽，故事的优美……由他律走向自律！ 读书的效用与读书的方法 鲁 涛 （湖南理工学院 《云梦学刊》，岳阳414006） 作为《云梦学刊》的编辑和南湖藏书楼的常客，今天又碰到了这么多的北大学子，我感到非常荣幸。之所以荣幸是因为：第一，借用北大学报龙协涛老师的一句话，说我们《云梦学刊》主编兼南湖藏书楼楼主余三定老师是个“以书为友、以书为乐、以书为生”的“书癖书痴”。在工作和生活中，我和余三定老师接触的机会很多，我深深地感到龙协涛老师的评价是非常精准的。我现在的“师”包括了余三定老师。在学问和业务方面，他教会我怎么做学问，怎么编辑好学术刊物；在为人处世方面，我在他身上看到了“谦谦君子”的儒雅风范，他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终生。这是我人生的“荣幸”。第二，我每次来南湖藏书楼，都如同寻宝人一样，怀着虔诚的心情，迫不及待地去挖掘我要的“珍宝”。所以，去的次数多了，自然收获不小，除了有意外的收获之外，更重要的是，难得有这样一份乐趣。这是我读书的“荣幸”。第三，余三定老师曾写过一篇散文《未名连洞庭》，畅谈了他与北大的情缘，与北大学人的友谊。借此，我想说的是，希望《北大研究生学志》与《云梦学刊》两个编辑部的同仁，情缘、友谊像浩浩渺渺的洞庭水一样源远流长，像兼容并包的未名湖一样博大精深。这是我友情的“荣幸”。以上这些，正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三生有幸”。 读书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不过这个话题也是历久弥新。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人们对读书都有自己的见解，也正因此如此，产生了许多和读书有关的典故、名言、警句和诗文，并且以此为载体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读书文化。 在我们谈论读书这个话题的时候，首先有必要对读书的的含义作一个清晰、准确的界定，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深一步探讨它的意义、作用、方法等。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对“读书”的释义是：1.看着书本，出声地或不出声地读；2.指学习功课；3.指上学。从三种解释中我们可以把“读书”的概念归纳为广义上的读书与狭义上的读书。所谓狭义上的读书就是阅读文本，用流行的说法就是感受“ 纸间灵韵”，我们读《诗经》，读《史记》，读《毛泽东选集》，读课本，读杂志，就是使用了这个概念；广义的读书指的是学习。比如，好好读书，报效祖国，这里的读书就是学习。广义上的读书与狭义上的读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是，在现实的应用上，人们往往将两者相混淆。 下面，我要讲的是狭义上的读书，具体谈的是读书的效用与读书的方法。 古人认为读书的效用主要有：“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也就是说，通过读书考取功名，才能得到财富和美女。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到了现代社会，读书的功能和效用越来越广泛，除获取个人的利益之外，读书还能报效国家，周恩来从少年时就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其实，读书还让人感到浑身充满了一股力量，而这种力量可以激励着人不断地前进，这就是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当然，读书还能增长知识，开阔眼界；读书能明白事理，增强能力；读书能陶冶性情，德润人心；等等。总而言之，读书的效用有多种，而我所理解的读书的效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读书是个人寻找精神家园的一种路径。著名房地产商潘石屹说：“现在市场上最缺什么样的房子？我说，‘庙宇’。我不是指传统的教堂或寺院。是人心，是人的心灵的居所。没有这样的居所，有再多的房子，人们都是孤独的，像惊弓之鸟一样。”在潘石屹看来，当今社会许多中国人缺乏个人心灵的栖息地和精神家园。不能发现，造成这种现象有多种原因，而缺乏以读书为路径的人文精神恐怕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吧。 第二，读书是学术研究、科学研究的最基本的方法。做任何学问，从事任何科研，都必须读书，必须从文本中寻找有效的信息，然后通过常年的累积，才能获得突破，取得成绩，这是任何科学家和学者的不二法门。 第三，读书能解决许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多读书可以提高个人才华。在竞争的社会里，多读书可以让人变得聪明，更加有智慧去战胜对手。20世纪80年代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那个时代，如果一个人多读数理化的书，就能解决许多现实问题，走到哪里都会受到欢迎。 第四，读书是提升个人素质和地位的有效手段。古人常说：学而优则仕。所以，古人通过读书来获取功名，在提升个人素质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地位得到高升。虽然今天的人们不再把“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作为金科玉律，但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读书是提升个人素质和地位的有效手段，并将此奉为圭臬。 第五，读书是许多名人的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毛泽东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实际上，读书已成为他的一种习惯，一种和吃饭、睡觉，甚至比这两者更重要的生活方式。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也是如此，他嗜书如命，手不释卷，书以伴行，书以拌眠，甚至书以伴厕。纵观历史与现实，我们发现，如果读书能成为一个人的重要的生活方式，成为他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这个人必然会很博学，很高尚，也很伟大。 至于读书方法，纵有千万条，我觉得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求通”。 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医也认为：“通则不痛，不通则痛。”由此可见，大到一个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兴旺发达，则需保持上下通达，言路通顺；小到一个人，若要保持健康的体魄，则需保持血脉通畅，精气贯通。 毫无疑问，“求通”是我们社会发展和自然演化的一条重要规律。 同样，读书也需求通。 茅盾的“穷本溯源”，是为求通；华罗庚的“厚书薄读”，是为求通；钱锺书的“取长补短”，是为求通；秦牧的“牛嚼鲸吞”，是为求通；冯友兰的“知音解味”，是为求通；金克木的“读书得间”，是为求通。 上述这些名家读书正是由于把握了“通”的原则，所以他们做到了触类旁通、融会贯通、学问精通，特别是钱锺书、冯友兰，可谓是学贯中西、识透古今。 神交古人 恭迎今人 朱 平 珍 （湖南理工学院 中文学院，岳阳414006） 很荣幸今天有这么多文友来到南湖藏书楼，谢谢大家的光临！ 今天讨论的题目是北大中文系柳春蕊老师出的——“南湖藏书楼上好读书”，谢谢他“点睛之题”的鼓励。那么，藏书楼上读书究竟“好”在哪里呢？左宗棠有一副对联：“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手持万卷，神交古人。” 我认为，在藏书楼里正如左宗棠所说的，可以“手持万卷，神交古人”。关于这点我在《南湖藏书楼》（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的“代序”中曾写到： 人生短暂，至多百余年，然人世千秋万代，似滚滚东流水，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同为人而不得相见，实为憾事。所能见者，惟天上明月，前照古人，后照来者。因此，人便创造出了一轮心空之月，一轮常新不老之月，这就是集人之智慧与精灵和情思的图书，于是，也就有了藏月之楼——图书馆和藏书楼。 有了这一轮常新不老的心空之月，古往今来的人，便可以似嫦娥一样奔月，到那月宫中去长袖飘飘，翩翩起舞，以文会友，或成为创作者，或成为再创作者（读者），聚会唱和，对影成三人。在那里，前可见古人，如李白、杜甫；后可见来者，如冰心、萧红。在那里，先秦诸子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同室生辉，东西方的哲人、诗人与科学家们列队联欢。你拿着书单，用不着电话预约、朋友介绍，更不必心怀忐忑，说“冒昧、打扰”，即可以见到一个个名人、伟人……如法国的罗曼•罗兰，他说他把最美好的时间给了莎士比亚。这也是他能创作“革命戏剧”对抗陈腐的戏剧艺术、“用音乐写小说”，从而成为法国思想家、文学家、音乐评论家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原因吧！“艺术品不是为了自己而存在，而是为了欣赏它们的人而存在”，黑格尔如是说。这样看来，图书这心空之月宫又如一个奇妙的无边客厅，正虚位以待千秋万代、南来北往之客。 当然，我们不仅可以把古人请到藏书楼来，和他“聊天、对话”，还可以在这里恭迎今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书。今天来到藏书楼的每一位老师、同学的发言，都有闪光之处，都有值得我学习、借鉴的地方。例如，北大心理学系范志伟同学发言就很新颖，对藏书楼的感觉很好，他说南湖藏书楼建造在乡村农舍中，同于农舍又不同于农舍，其特点是“融入世俗，超越世俗”，很有哲思，对我有启发，楼犹如此，人亦该如此。文艺理论教授、书画家、原岳阳市副市长李凌烟老师在南湖藏书楼揭牌仪式上也早说过：“在南湖之滨，在这个农民房崛起的村落里，竟然出现了这么一栋从外表看来和周边比较配套，从内容看来和周边截然不同的一栋藏书楼，感到非常了不得，了不起。这是岳阳市、也可以说是湖南省、甚至说不定是中国的，在文学界、教育界、藏书界的一大盛事。”我和我先生余三定曾是李老师在师专时的学生，他任教文学概论课，三定毕业后，有幸成为和他教同一门课的同事，他曾将他凝结心血的讲义毫无保留地借给三定作备课的参考，近年来他又多次光临南湖藏书楼做客，给予我们极大的鼓励和帮助，师生情谊铭刻心中，永远难忘。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先霈老师登临南湖藏书楼后， 撰联4幅，将藏书和自然之景与为人之道一一比照说来，他写道： 八百里洞庭供望眼；十万册经卷开心胸。 三定纬编何止三绝；平珍心境总归平常。 三更灯火书有味；四季湖山景不同。 读书养浩然气；观景生静穆心。 王老师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是学者兼才子，是三定师专毕业后到华中师大进修时的恩师，王老师后来被聘为湖南理工学院的客座教授，因此我也很荣幸地成为他的学生，听了他不少讲座和讲课，还写过听他讲座后的文章《良师的风采——记王先霈教授》。他撰写的这四副对联，以生动的形象和比照的手法，让人领悟到读书、教书生涯的最高境界，真可谓有“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之趣。 著称海内外的诗歌评论家、散文家李元洛老师，是我和三定在上岳阳师专时的共同的恩师，我也曾写过《简论李元洛的诗歌研究》的论文。李老师将他的大部分藏书和部分手稿赠送给了我们，从而推动了我家把建造藏书楼的想法尽快付诸实行。可以说，李老师是建造南湖藏书楼最早的“力挺者”和捐赠者，也是第一位将手稿藏入南湖藏书楼的学者。李老师还光临藏书楼的揭牌仪式并作精彩讲话，他说： 第一，南湖藏书楼对岳阳而言，是岳阳的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我常常用四句话来赞美我的旧游之地岳阳。岳阳是历史名城，人文胜地，山水佳区；同时，岳阳也是时代新都。今天，有了南湖藏书楼，更增加了岳阳的光彩，它是岳阳的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 第二，对于南湖而言，南湖藏书楼是一座空前的文学楼台。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藏书楼源远流长，在今天，存下来的最早的藏书楼是浙江宁波的天一阁藏书楼，已经有450年历史。藏书楼在古代，在近代乃至在现代，曾经有它繁荣昌盛的历史。在当代，由于种种原因，私人的藏书楼越来越寥落，我们岳阳有南湖广场、南湖大道，今天又新添了一座南湖藏书楼，因此说它是南湖的一座空前的文学楼台。 第三，南湖藏书楼对于湖南理工学院而言，对广大学生来说，它可以养心，可以励志，即可以养育你的灵魂，可以激励你的志向，因此是一脉文教的清泉，是文化教育事业清新的泉水。剑桥大学有一个校训，对学生们说的，“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重要的是与真理为友”，借用这句话，我希望湖南理工学院现在的和未来的学生以及以前的学生都与余三定藏书楼为友。 最后一点，就我和余三定的关系而言，当然也包括余三定的夫人朱平珍女士，南湖藏书楼是一方值得我长久怀念的文艺宝地。因为我跟三定有数十年的师生之谊，藏书楼里有我几千册的赠书，而且我和余三定也是同行，我原来搞文学评论，后来又与朱平珍同行写散文。这种文章友谊是非常珍贵的。 因此我说，南湖藏书楼是岳阳的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是南湖的一座空前的文学楼台，是湖南理工学院一脉可以养心、立志的文教清泉，也是一方值得我永远纪念的文艺宝地。 从李老师在藏书楼上的即席讲话，可领略他语言的简洁、思辨的缜密和思想的深度，而他为藏书楼所撰写的对联，又展现了他作为诗人的风采，他的对联如下; 湖宽堪作砚豪挥万字；楼阔好藏书富压百城。 “湖宽堪作砚”，诗人的想象力和气魄跃然纸上；“富压百城”，学者对藏书楼的评价、对人类精神财富的珍视一言概之，由此可见其情之深沉，思之魅力。 正因如此，能恭迎今人，神交古人的南湖藏书楼，亦可谓如刘禹锡《陋室铭》中所说的那样， “谈笑有鸿儒”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