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仅仅以出生年代看，将1980年的南飞雁称为80后作家，想必没有太大的问题。然而，就像所有生于80年代的写作者一样，年逾而立的南飞雁并不希望人们将他与那些同龄的青春写手混为一谈。这并不是为了标榜某种自命不凡的独特个性，而是低调地与流行的风尚保持距离，坚持自己独守一隅的写作方式。毕竟，在南飞雁的小说世界里，我们绝难看到那些以80后的名义所任意挥洒的青春、理想与激情，那些四散流溢的童年回忆，不可一世的幼稚梦想和徒劳无益的悲情感伤。作为一个少年老成的写作者，南飞雁在写作风貌上与他的同龄人形成了鲜明分野。尽管他早年的作品也曾清晰地显现出青春文学的印记，但在《十月》《人民文学》等刊物发表的《红酒》（《十月》2009年第1期）、《暧昧》（《十月》2009年第5期）、《叫一声同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人民文学》2010年第1期）、《灯泡》（《人民文学》2010年第5期）和《空位》（《人民文学》2012年第4期）等不多的小说，却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别样的官场世界，一个对于80后作家来说是如此陌生和难以描摹的所在，由此也折射出现实和当下的世俗生活。
    就像所有的80后作家一样，南飞雁在写作之初，也多是带着青春年少的激情，书写流行的校园故事。出版于2001年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冰蓝世界》（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读来便颇有当年韩寒《三重门》的神韵。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在紧接着出版的两个长篇《大路朝天》（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和《大学无烦恼》（河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中，南飞雁不出大家预料地将叙事中心从“沙川高中”转移到了“平嘉大学”。如果说前者以钱钟书式的讽喻笔墨，呈现了当代高校校园生活的浮华与功利，那么后者则倾情书写了一代人的青春和成长。此后，带着“终结校园文学”的野心，少年成名的南飞雁开始处理象牙塔外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现实。现在看来，《梦里不知身是客》（河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和《幸福的过山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两部作品，虽脱不开商业写作的噱头，但终究以一代大学生对理想的追求与挫败，显现出对世道人心的观察，对时代权力结构以及挣扎其间的卑微灵魂的细致入微的探寻。这些微妙的元素在某种程度上为他此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在此值得一提的还有他出版于2007年的长篇历史小说《大瓷商》（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作为影视集团的编剧，一个与剧本打交道的小说家，此类题材的写作或许只是出于工作的需要。但正如其所言，这也是一部“赌气”之作，他带着诚意向历史叫板，是对其地域文化的一份交代，当然也是对自我创作的一次超越。毕竟，豫商的故事可不是年轻的南飞雁挥洒一点才情便一蹴而就的，它所要求的知识积累和田野考察，有着让人畏惧的繁琐与艰辛。然而，南飞雁用了两年的心血终于出色地完成了这部类似使命般的著作。事实也证明，这是一次实实在在的历史写作，一次步履坚实的重返和再现。
    二
    尽管南飞雁此前的小说不乏精彩的篇章，但这毕竟只是商业写作的一部分。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理应瞩目他发表于《十月》和《人民文学》等杂志的几篇小说。由此也可看出这种转型的重要意义：当他的同龄人还沉溺在漫无边际的青春想象和奇幻世界的时候，南飞雁已经惊人地展开了他对于时代经验和社会万象的书写，这无疑是弥足珍贵的“文学行动”。
    首先映入人眼帘的是《红酒》和《暧昧》这两个可称“暧昧系列”的姐妹篇。二者都是中年男人“官场加恋爱”的情感故事，其间极为微妙地呈现出的中年心态和复杂情绪着实令人惊叹。其实“中年男人”这个话题本身就具备了诸多暧昧的因素，一边是仕途压力，一边是情感危机，两者的结合便是“暧昧”故事的范本。而在此之中，“官场”也好，“恋爱”也罢，都是世俗生活的一部分，都是微妙人心和琐屑生活的“原生状态”。读这两篇小说，不由让人想起他的河南前辈作家刘震云的《单位》《官人》等系列小说，那些工于心计的官场中人和他们的凡尘琐事，总是让人唏嘘不已。而在南飞雁这里，“官场小说”的标签似乎并不恰切，那个早已作古的历史名词“新写实”则大有被重新诠释的意味。
    《红酒》写的是一个官场中人的生活故事，作品不似一般官场小说那样将重点放在权谋机变的官场斗争上，而是突出表现年近中年、事业顺利的离婚男子简方平在情感与事业纠结中的生存状态。就像一位评论者所说的，“小说不是想写一个中年官员的风流史，而是要写他在这感情无常当中与世界、与自己、与这些女子的交锋、伤亡、撤退和休整。”在此，无论是刘晶莉、王雅竺，还是沈依娜，这些身份不同、气场各异的女子，都注定只是这位外表强大但内心脆弱的中年男子感情生活里的匆匆过客。一再出现的红酒则是一个绝妙的道具，也是整篇小说的暧昧标识。纵观全篇，小说最可贵的是写出了中年男人的勇敢与怯懦、矛盾与无奈，一种精明算计的攻守策略和患得患失的犹疑，而这一切都被浓烈的暧昧情绪牢牢湮没，其间的苦楚与痛感呼之欲出。
    或许是对于《红酒》中的暧昧故事并不尽兴，南飞雁随后又专门写了一篇小说，题目就叫《暧昧》。这个小说同样是以“官场”加“恋爱”的模式，将写作焦点对准了志在升迁的中年男人。如果说《红酒》讲述的是一个男人和他精心酝酿的“精致生活”的故事，那么在《暧昧》中，这种“官场”与“情爱”的纠葛与冲突则被聂于川和徐佩蓉演绎得更加传神，二者之间的“暧昧”也更加直白、坦荡。仔细读来便可发现，《暧昧》中的聂于川其实并不爱徐佩蓉，甚至在他“蜗牛”般向上攀爬的官场生活中根本就没有爱情的位置。也许是妻子在背叛中的死去让他万念俱灰，也许是光芒万丈的“正处”位置让他无心分神，总之当离异的徐佩蓉向他投怀送抱时，他依然不为所动。然而，徐佩蓉那深不可测的“背景”，以及轻易便给他带来的“甜头”，终究让他怦然心动，官场中人当然明白“上边有人”的重要意义。然而，《暧昧》中的徐佩蓉却像一口深不可测的水井，让人巴结谄媚，又让人紧张万分。吸引和畏惧同样纠缠着男主人公聂于川。一方面，他迫切希望利用徐佩蓉的关系去争取正处的位置，另一方面，又对徐的底细缺乏了解，害怕引火烧身。于是，他决定玩一个既可获取利益又能规避风险的“暧昧”游戏。在此，“暧昧”无疑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理想状态。他就像契诃夫笔下那个“装在套子里的人”一样，在“暧昧”的游戏中蹑手蹑脚、小心翼翼。“暧昧”是一场盛大的成人游戏，也是一次惊心动魄的高级调情，其间穿插着欲擒故纵、欲迎还拒的把戏，一会儿是“毫无征兆的主动”，紧接着是“突如其来的冷淡”。两人都在得失之间一步步精心算计着，试探着，前进着。然而，正当聂于川志得意满，以为在这场“有益无害的暧昧”游戏中胜券在握的时候，官场的变局终究让他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当然故事终了时，仁慈的作者并没有让男主人公一败涂地，行将退休的老孙给了他莫大的希望，而官场的受挫也使他放开了束缚；抓住眼前那个当初他并不爱的女人，成了生活最后的希望。就像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那样，在一场旷古未有的高级调情之后，是一座城市的沦陷促成了两个并不相爱的人的结合，乱世之中唯有抓住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才是最为实在的东西。官场的变局使得徐佩蓉意外地结束了没完没了的“暧昧”游戏，抓住了自己心仪的男人。而对于聂于川来说，挫折之后，眼前的这个女人成了唯一实在的东西。
    一位作家说得好：“深谙小说奥秘的一流小说家，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人性是小说的最后深度。”人在官场，追求职务提升是自然而然的事。可是在追求的过程中，人的进取心、羞耻心、智慧、狡诈、贪婪、无奈、堕落等等都会被集中表现出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官场是人性表现最彻底的地方。然而当官场与爱情结合在一起时，这种世俗生活和人生境遇便更能体现出一种独有的意味，使我们得以在主人公们进退维谷的境遇中窥探一种人性的深度。
    三
    南飞雁的小说其实并不限于官场题材，比如那篇《叫一声同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便包含着极为深广的文化忧思。这或可看作是一个关于忠诚和梦想的“北漂”故事。小说一开头便交代了小蔺在北京影视圈的落魄遭遇：闯荡多年没折腾出个名堂，而在负债累累之后，他不得不将自己最宝贵的短片母带《伊里奇三打冬宫》抵押给哥们大闯。而他相恋多年的女友宣告分手，自己也最终从浮华的京城回到寂寞的老家小县城。然而小说的精妙之处在于，小说真正的重心恰是从小蔺返回小县城之后展开的，并由此牵扯出他的父亲老蔺，在颓败的文化馆的寓言意义中呈现他艰辛而屈辱的过往，并由此彰显某种关于时代的文化思考。
    小说之中，老蔺是传统豫剧文化的一位传承人，他一辈子与《伊里奇三打冬宫》结下了不解之缘，如小说所言的，“荣辱起伏，全在这戏上了”。早在这个剧本创作之初，老蔺便因为参加“拼戏”得罪了老对头武艺皋而遭遇牢狱之灾。多年以后，他用这个剧本参加省里比赛，却又被武艺皋打压、盗用，一辈子未能得志。于是，他将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然而小蔺混迹京城，也境况不佳。老蔺看出儿子的不如意，遂将儿子的名字署到自己的剧本上，以寄托父亲对儿子望子成龙的卑微深情。可剧本依然无人问津，还遭到奚落。然而小说的高潮正在于最后笔会时老蔺震惊全场的唱词，他一举扭转了剧本被奚落的命运。可最终情节的陡转却让人心惊，正当老蔺以为完成了一辈子最大的心愿之时，电视中却传来不幸的消息：这凝结着父子两代人心血的剧本成为了他人的作品。
    这是一个多少有点曲折的小说，其中戏剧性的地方不禁让人感慨万端。然而小说的深刻之处并不在于父子两代人令人扼腕叹息的命运，在于它极为尖锐地写出了时代的文化颓败感。小说之中，老蔺在文化馆的遭遇，表征着文化人在当下社会所面临的屈辱。当今之时，文化在这个商业社会中的卑微处境令人触目惊心。传统戏曲的没落，文化馆被卖给了娱乐中心，而传统技艺的传承人，也不得不沦落到为猪饲料厂征集广告词的境地，这是何等讽刺的场景。小说不动声色地将此揭示了出来，由此亦可看出，作者忧虑的正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命运。在如今这个拜金主义和快餐文化盛行的年代，文化如同暗夜里漂浮不定的小舟，令人忧心忡忡却又无可奈何。
    四
    南飞雁在《叫一声同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之后的两篇小说又转向了自己熟悉的官场题材。《灯泡》同样是发生在七厅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心直嘴黑”的官场“捣蛋分子”重新融入“游戏规则”的过程。小说主人公穆山北“二十二岁扎根七厅，是个办事员，如今四十二岁，官至副科长。二十年里共换了五个处室，跟四位处长反目，和多个同事打架，三次被考核为‘不称职’，诫勉谈话可以忽略，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嘴黑”，十几年来他一直“当灯泡，说黑话，让人不自在”。在此，“嘴黑”其实并非真正的“黑”，恰指的是他一身正气，却不为官场所容，而被一致视为“眼中钉”。当然，小说的戏剧性也正发生在他向现实妥协、寻求改变的过程中，因此他“自我救赎”的意义，也多少显示出几分悲壮的荒诞感。正如小说中所言的，一贯的正直和确有其才不仅没能使穆山北获得半点提拔，反而使他在现实中处处碰壁，这不禁让他身心俱疲，“他想，世上的灯，总归明明灭灭。而自己这盏灯已经点亮许久，也该熄灭了。”然而，问题的尴尬在于，“以前灯泡闪耀肆无忌惮，还没人敢公开批评当面训斥，可现在尾巴也夹了，反骨也拔了，倒成了受窝囊气的小媳妇，任人呼来叱去，还不能声辩。”
    小说通过穆山北的遭遇和其后命运戏剧性的转圜，深刻揭示了当下官场的政治生态。而其批判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借田父之口说出的“七厅里，君子怕是早绝种了”的事实，并以此而揭示官场的荒唐和龌龊，而且还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辛辣嘲讽让官员们的丑恶嘴脸跃然纸上。小说之中，小穆夫妇风雪中艰难谋生，却并不能博得同事的同情，官场中人的冷漠可见一斑；而老干部的扑克比赛中，为了区区奖品，退休的官员反目成仇，互揭老底则更显出几分滑稽。除此之外，官场的复杂生态和“裙带关系”，都通过他诙谐而入木三分的笔力，不动声色却触目惊心地呈现了出来。由此，“嘴黑”的意义也顺理成章地被阐释成：“所谓黑嘴，也不过是说几句真话，发几句牢骚”，绝非穆山北真的“嘴黑”，实乃机关里处处黑，是人心之黑和官僚体制之黑。小说最后，融入规则的穆山北终于获得了提拔，使得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一点荒诞的喜感，这便恰似鲁迅《狂人日记》包含的悲剧性、喜感和荒诞。“狂人”的点睛之笔绝非他的“狂”和所患之“迫害症”，而是小说序言交代的“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中所氤氲的反讽和荒诞，而穆山北从一个“嘴黑”者走向“缄默不语”，最后喜获提拔，不正是这个荒诞故事的翻版吗？
    《空位》也是一篇颇有深度的官场小说。在当今现实生活中，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谋取一个令人满意的职位或许是相当困难的，然而《空位》的深意恰在于呈现出那些有职无权的“闲职”、“副职”的子女们（所谓“官二代”）如此卑微地争夺“空位”的过程。小说开头便是小蒙修理堵塞的厕所一段，这不禁让人想起当年刘震云《官人》的开篇。官场的故事，从屎尿横溢的厕所开始写起，其间的深意不言自明。当然，向前辈致敬的南飞雁，并没有亦步亦趋地书写“往厕所对面的会议室爬”的“大尾巴蛆”，但整篇小说还是颇具当年新写实的风范。小说中，小蒙的父亲老蒙作为七处的领导班子成员，虽贵为“副院级”，但在院里没有实职，也没有具体分工，实际属于边缘人物。而他的儿子小蒙则是工勤杂务而已，并非正式编制，托父亲“空位”的福，从司机班调到了院办。于是，整个小说便围绕小蒙觊觎空位、寻求转正的事件而展开，其间最为精彩的莫过于小蒙与韩晓嫣官场“拼爹”的一段。二人都由身为“刀笔吏”的父亲代写材料以谋得职业发展，于是二人展开了一番明争暗斗。然而最终，拥有实权的科长还是战胜了坐着空位的“副院级”。体制内或职场中的个人为了前程而做的殊死搏斗，虽没明言却寒气逼人。《空位》中让人略感荒诞却触目惊心的是，晓嫣为了“空位”而投怀送抱，美如为了前途甘愿被公司领导“潜规则”，由此可见，权力的结构不仅仅局限于官场，而且是一切社会结构的实质。小人物的官场算计和不择手段着实令人心惊，然而更为巧妙的是，南飞雁的小说每每都要在结尾之处留下“日子好过了”的信号，似乎人物的窘境开始有了转机，并没有以悲剧收场，却反而显现出反讽和凄凉的迹象。
    五
    雷达先生曾说：“官场是政治、经济、欲望、人性的集中碰撞之地，官场的精神生态，决定着整个社会的政治文明状态。”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度，官场成了凝结所有人欲望、理智、拼搏、奋斗的核心场合，这样一个巨大的空间成了创作者无法回避的题材源泉。无论是《红酒》《暧昧》，还是《灯泡》《空位》，南飞雁的小说惊心动魄地揭示了难得一见的官场生态，同时也撩开了这世俗生活的神秘面纱。就像作者自己所说的，“这些主人公都是身处官场的人物，同时也是世俗生活的一员，因而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我们司空见惯的。”由此可见，年轻的南飞雁只是在书写我们所熟悉，但却一直未能明言的现实生活。
    确实，世俗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本身就蕴含着无穷的可能性。南飞雁的小说没有那种阴郁的晦暗，明快的叙事中饱含着无奈的反讽；面对官场之殇和体制之痛，字里行间虽诸多嬉笑的比喻和调侃，但嘲讽背后却是对人物情感状态的精准描摹。一切都显得极为冷静和节制，情感倾向深藏不露，价值的判断只随人物和叙事自然流淌。而他对叙事的控制与把握亦显自如，超出年龄的老练令人深深折服。而其语言，比喻精准巧妙，俏皮之处尽显诙谐生动，精彩之处不禁令人叫绝。
    总而言之，自称文学只是爱好而非谋生手段的南飞雁，想必对自己的写作有着更多的苛求；而业余的心态也让他更显从容，这使得他转型之后的作品虽然不多，但篇篇精彩。更为难得的是，巨大的写作野心，使这位年轻的写作者敢于挑战不同的生活侧面，探索世俗生活中难以呈现的角落。当然，南飞雁写作转型不久，作品还少，妄论其艺术成就之类还为时过早。一切都留待将来。但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我们有理由对他的写作寄予更多的期待。
    摘自《西湖》
    《红酒》氤氲了一个中年男人的内心苦涩与无力，含又含不住，吐又吐不出，舌尖上似有余甘，但内心的苦楚惟冷暖自知。红酒不似二锅头般浓烈，它温吞、暧昧、圆熟，正是简方平政治生涯和爱情生活的象征。副处调研员简方平因对红酒文化的研究而受喜欢红酒的钟副厅长赏识，以此机遇迅速累迁副处、正处，至小说结束已在觊觎副厅级的助理巡视员，但小说显然无意过分关注官场种种，或者说，比之官场小说，它有更高的理想和参照。《红酒》显然是向内运笔的，比较红酒带领简方平一路趟开的平坦仕途，它更侧重讲述离异男子简方平的感情生活。惠而不费的中低端红酒桃乐丝之于渴望依靠婚姻改变命运的大龄女性刘晶莉，果味十足的意大利皮尔蒙玛佳连妮之于著名教授的女儿，享有“红酒之后”美誉的法国波尔多区玛高红酒之于卓然清高的官小姐王雅竺，价格不高的智利维斯塔那之于对金钱毫无概念的女博士，代表“我爱你”的三瓶意大利布内奴之于单纯诚挚的沈依娜，每一种红酒都对应着一位性格鲜明而复杂的女子，当然也标识着简方平地位和品质的不断提升。随着人物走马灯似的转换，最后却落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小说不是想写一个中年官员的风流史，而是要写他在这感情无常当中与世界、与自己、与这些女子的交锋、伤亡、撤退和休整。
    所以红酒又摇身一变，不单单具有象征的意义，也不单是情节发展的道具，更写照了简方平的心态和处境。红酒的背后，是一整套红酒文化，因此喝红酒其实是一种格调的证明。小说中反复强调红酒与精致生活的关系，其实更是在强调简方平与精致这个词的关系。像简方平这样的一个中年男人，离过婚，又在官场上打滚了这么多年，早就洗去了年轻小伙子的毛糙和火气，却也没有了那种纯粹的激情。他稳定、理性，像王雅竺说的，懂得在女客人落座前，给她拉椅子，懂得在女客人茶水凉了时；喊服务员续水；甚至懂得在女客人喝了咖啡之后，递给她纸巾。所有的感情都在他的控制当中，可是所谓爱情，离他是越近了还是越远了呢。刘晶莉不必说，他本来就只想和她暧昧；教授女儿还“果味十足”，忠贞于自己出身贫贱的男友，未能欣赏他成功男子的精致和气度；对于王雅竺，他后来大概是真的喜欢的，可是很难讲这喜欢里有多少是因为她那个省委副书记的父亲；而和女博士相亲，只是为了让儿子威威有个好的家庭教育罢了。待到他终于死心塌地爱上沈依娜，愿意为她舍弃那么多，却还是因为不肯舍弃仕途，而被沈依娜那对官员一向怀有偏见的母亲拒绝。这当然怪不得简方平，一个男人年近40，看上去拥有很多，可是其实有多少东西能够放弃呢？他那样小心翼翼，原因也正是在此：爱情太具摧毁性，只适合一无所有的年轻人玩，对他来说，一不小心，精致的生活就轰然坍塌了。这样才可解释何以在小说的结尾，简方平那样轻易就一走了之：沈依娜的谎言其实完全可以理解为善意，那只是为了让他不要多心，沈母的热衷也未必就代表沈依娜的心思，否则何以沈依娜不亲自送初恋男友出门呢？只是像这样一个中年男人，他满可以玩弄这个外在世界于股掌之中，但其内心却极其脆弱，一点点谎言都足以摧毁他的信心。
    女人擅长的是感情，她要用感情换来现世安稳；而男人大概擅长现世安稳，却未必换得到感情。表现在文学上，对于男性和女性的表达也有不同的侧重。历来以男性为中心的小说很多，可是有多少深入了他们的内心？小说中的男人往往是行动，是激情，是某种理念的化身。即使他们沉思，他们犹疑，也是代表了整个人类在思考和彷徨。其实即便作为一个不那么失败的社会人，男人们也依然在内心有非常挫败和无力的一面。很少有小说正面处理这样的命题。《红酒》的价值，就在这里。
    ——丛治辰点评南飞雁《红酒》
    南飞雁的《灯泡》写了一个“黑嘴”，“黑嘴”穆山北这个人物似乎在哪见过——或许就是我们自己。大学一毕业就觉得天降大任了，遇事总要较真，特别是对那些约定俗成或“潜规则”的事务。因为年轻，总是用理想主义的方式对待所有的事情。在那些昏暗的事务之间，年轻人非常容易成“灯泡”照亮世间的隐秘。穆山北就是这样一个灯泡。穆山北与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阎真的《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是一个谱系中的人物。池大为毕业后坚持做一个“清流”，但多年稳定在科员的位置上得不到提拔。世俗世界有巨大的耐心和改造的力量。池大为最终妥协了，也终于被提拔为“局长”。池大为是穆山北的前辈，他们的青春经历也大体相似。不同的是池大为只是不合作，而穆山北则变本加厉，是一个人见人怕的“黑嘴”。他们相同的是没有领取进入社会的“通行证”或“准入证”。在黑格尔那里，对社会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决定了你在多大程度上进入社会。同理，如果你对社会意识形态置之不理置若罔闻或明目张胆地抵制，那就意味着你永远进入不了这个社会。在查尔斯.泰勒那里就是“承认的政治”。你认同了社会的意识形态，就意味着迟早被“承认”，反之亦然。
    穆山北终于有了出头之日，终于有了让岳父、妻子和自己都有盼头的好消息——四十岁的他就要当科长了。但是这个消息总给人一种悲怆或悲凉的感觉。虽然在穆山北看来“儿子挺争气，老婆有本事，自己呢，总算也提拔了。如果晚上老婆能再爆个腰花，老丈人能开瓶二锅头，那他的日子就更好过了。”当年那个生机勃勃充满理想和正气的“黑嘴”年轻人不见了，世俗社会就这样又多了一个过日子的人。大概从王蒙先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的林震开始，我们经常与这样的“公务员”相遇。他们如出一辙又各有千秋。南飞雁是个青年，去年的《红酒》一出令人大惊。这个“灯泡”同样老辣得含而不露不紧不慢。正面地书写当代生活是一个作家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也表达着作家与这个时代的关系。南飞雁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的前景无可限量。
    ——孟繁华点评南飞雁《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