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应该能够在复杂的社会形态、历史空间中真切地反映现实，用通透、鲜活但不谄媚的表达解构普通人与政治、时代和文明流变中的关系，作家秦岭显然具备这一优势。近期，北岳文艺出版社推出“小说眼·看中国”丛书，精选了全国50多位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作品，共汇编10部，其中秦岭的个人作品集占了3部，分别是《不娶你娶谁》《借命时代的家乡》和《透明的废墟》，其中《透明的废墟》是专门反映地震灾难的小说集，前两部作品集则精选了秦岭自2003年以来在各大期刊发表并受到好评的作品。这些小说被学界认为具有“新鲜又沧桑的异质气息”，运用“别开生面的叙事方式”，体现出秦岭解构公共事件的能力和独特性。
    以农民精神为切入点揭示出人性合理欲求和现实残酷交锋的荒诞
    杨显惠认为：“秦岭笔下的乡村由于历史、民族、社会、文化的关联性而笼罩在一种精神气场下”，此观点颇为中肯。秦岭以“尖山”作为自己的文学之域，描写了生活在那里的乡民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这些小说转载率普遍较高，且常登上各类小说排行榜，就是因为它明显超越了对现象的捕捉而直逼农民的灵魂。
    中篇《借命时代的家乡》中的董、苟两家之间本来是由宗族乡规维系的、根深蒂固的农家传统关系，可是面对“破四旧”、“文革”、联产承包、市场经济等一系列外力的影响和冲击，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被逼到了博弈的浪尖。主人公董建泉“忘恩负义”的婚变、违背常理的叛逆、勤劳发家的成功以及对伦理坍塌的救赎，构成了新时期农民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上令人惊心动魄的现实状态。短篇《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以干旱缺水的西部乡村为背景，以一位孕妇和同样怀孕的狐狸之间既惺惺相惜、又彼此提防的心灵交融、博弈、救赎为主线，毅然用低贱的生命向物质社会对资源的掠夺、人性的冷漠、社会的不公进行挑战，向物欲横流的社会规则发出强烈的批判。
    中篇《绣花鞋垫》《不娶你娶谁》、短篇《硌牙的沙子》《本色》等属于秦岭的“乡村教师”系列。面对城乡经济的巨大反差、“三农”问题的蔓延和农民传统地位的沦陷，秦岭对乡村教师的尊严危机、人格变异以及“娶妻难”等问题报以深深的同情和忧虑。校长纵容光棍教师找女学生为妻、女学生攀附男教师，当这种看似严重违背师道尊严、社会伦常的“歪风邪气”成为稳定师资力量、保证教育教学的现实需要和主流时，秦岭已经为我们观察农村社会在希求改变方面提供了非常开阔的思考疆界。短篇《杀威棒》完全站在农民立场审视知青生活，打破了知青文学的传统叙事。民办教师用教鞭向无辜的知青子弟报以发威式痛打，唤醒了曾经发誓“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知青对农村大地、农民尊严的痛苦思考。如果知青认为青春在蹉跎的岁月中迷失，那么谁来可怜、同情祖祖辈辈都困守在土地上的农民？这一主题，在以农民工、空巢老人、遗弃幼童为表现对象的短篇《一头说话的骡子》《摸蛋的男孩》《弃婴》中均有体现。
    小说中一系列生动、逼真的农民形象，不是普通作家笔下“隔”着的农民，而是真正生活在现实逻辑中的农民，这些逻辑糅杂着民族的秘史和正根儿，有时又呈现出反逻辑的意味，而反逻辑同样是为了生活的守望和精神的追寻。秦岭客观、冷静地描摹着他们的精神状态，“从凡人身上挖掘出非凡的东西”，显示出一个作家的功力，所以才有评论者认为“在秦岭的小说里找到了中国的农民”。秦岭小说通过黄土地上农民挣扎的生存镜像揭示出人的合理欲求同现实残酷交锋时的荒诞，这一镜像也成全了秦岭式的乡土异象。
    在多向维度上审视权力基因、社会流变对农民精神的影响和异化
    有着丰富农村工作经历的秦岭，非常善于把乡土叙事植根于权力和社会的多重经纬之中，用历史、政治、社会、民情的多向视角梳理农村社会的现实矛盾和人性秘籍，这让他的权力叙事区别于当下流行的官场小说。
    在中篇《父亲之死》中，贵为一县之长的“父亲”下乡检查工作时突发阑尾炎，恰逢大雪封山，由于他的“尊贵”身份，各级领导和乡镇干部谁也不好意思让县长在破败狭小的乡村卫生院接受手术，县长本人也口是心非地期待进城手术。在这期间，同样患有阑尾炎的农民赵把子按部就班地完成了手术，县长却终因延误手术时机而“因公殉职”，用可悲的死亡换来了“全县领导干部楷模”的政治标签，成为“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的榜样”。小说既惟妙惟肖地写出了在这个异化的权力空间里当权者之间的各种规则、动作甚或是意味深长的眼神变化，也从现场观察者的角度写出了民众在权力空间里的卑微、妥协与残忍。
    《风雪凌晨的一声狗叫》被评论者誉为“我国第一部公开反映计划生育的中篇小说”。省、市、县、乡、村各级领导干部悉数登场，竭尽全力搜寻超生妇女董爱翠，而各色人等面对政策、计生任务、劳动力现状，处理公事与私心、压力与人情的关系时，却各怀心事，暗度陈仓，欺上瞒下。而那一声神秘的狗叫，把各级权力统统聚集到斗智斗勇的人性平台上来，揭示了权力与乡村社会复杂、隐晦的现实形态。
    《烧水做饭的女人》中的乡党委书记田博才掌控着民办教师的转正、职称、任命大权。于是，主人公花儿为了丈夫的前程和学生们的未来，面对田博才的淫威和胁迫，由最初的蔑视、抵抗、巧妙周旋到最终委身于田博才，用自身的屈辱换来了丈夫的尊严。作者力透纸背地写出了弱小者和权力交锋的残酷性，也印证了加缪“荒诞是现代人面临的基本生活困境，现代人被抛入这种困境无处可逃，他惟一能做的就是面对荒诞，并在这种荒诞中生存”的断言。
    在中篇《皇粮》、短篇《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等“皇粮”系列作品中，一个小小的“验粮官儿”，就可以在农民的生存、生活层面构成难以企及的强大权压，有一点点的职权就可以让寡妇解怀、壮汉低头，甚至可以让乡村的年轻人人格委顿。结果是，从服从权力到利用权力、浸淫权力就难以避免地构成了乡民最基本的价值追求和生存方式。这种对乡野权力的人性追踪和时代叩问，为我们打开了观察乡村社会的另一扇沉重之门。福柯说：“‘官’享有话语权，是权力的主体；而民之所以要臣服这种权力，是因为要借助这种权力。官与民都要对这样的现状负责或者付出代价，这就达到了一种双向辩证的哲学意味。”秦岭不仅对这种病态的权力气息进行了哲学和社会学思考，给予了揭示和鞭挞，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反思的路径。
    从农民立场审视历史，拓展同类题材叙写的维度和格局
    作为一名有思想、有担当的作家，秦岭从来不回避在小说中思考历史。值得一提的是，他不是跟风追俗地站在知识分子角度俯瞰历史，而是直接站在农民立场平起平坐地对待历史，并把乡土叙事与相关历史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在我们司空见惯的历史叙事中拓展了时空和主题维度，也丰富了读者审视历史的视界。
    短篇《寻找》是秦岭以“家族”、史料结合而成的长征题材叙事作品，反映了长征时期天水人秦球球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屡遭劫难的故事。他本来掩埋了一位红军连长的遗体，却在红军北上后，不得不向国民党撒谎掩埋的是保安团队长的遗体，并得到伪县政府的嘉奖。解放后，他有口难辩，而当年和他一起掩埋连长的红军战士好不容易返回天水后，却因背负西路军“逃跑主义”的恶名自身难保。秦球球面对“国民党孝子贤孙”的帽子和严酷专政，只好撒谎“当年埋藏的一个坛子里有红军的血衣，可以作证”。于是，他开始以挖山栽树的方式倾其一生寻找证据。他不可能找到坛子，却得到了生存的权利，并给光秃秃的大山披上了绿荫。严酷的战争和历史的错位，完全改变了一位普通农民的命运，可他艰难的寻找，却把中国农民的人性光辉提升到了极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纪念长征不可或缺的全新形象。
    《幻想症》中，“我”的奶奶原为西路军女战士，在河西走廊兵败被俘后逃到天水，改名换姓，装聋作哑，嫁给了“我”爷爷。她因不由自主说了梦话，被当作是阴鬼附体险遭驱逐。眼看身份就要暴露，她只好割掉舌头，这才“回归”正常的生活。她保留着当年掩护女战友脱险时所赠的一只玉镯，期待解放后相认，可谁会认她这位西路军“逃跑分子”呢？奶奶死后，“我”父亲替她继续默默期待着这位女战友。后来才知，当了“大官”的女战友离休后早已举家移民国外，当奶奶的女战友之子以爱国华侨的身份前来寻找玉镯时，“我”父亲却拒不相认，毅然把玉镯埋进奶奶的坟里。战争和历史让一些人成为受益者，也让另一些人沦为底层的“贱民”，可“贱民”们骨子里对良心、道德的坚守，让我们在历史缝隙中窥视到了广博的乡村、大地对人类灵魂的锻造和升腾，这一点在同类题材中很少看到。
    在中篇《英雄弹球子别传》里，孤儿弹球子从小就以英雄人物为榜样，曾经从狼口里救下过小伙伴，而自己不仅被狼尾巴扫瞎了一只眼睛，连生殖器也被狼的一爪子抓得“不行”了，可英雄的荣誉让他无怨无悔。但在合作社、生产队、市场经济等一系列社会变革中，他英雄荣誉的含金量和精神光环也被屡打折扣。最终，他以扑灭碾麦场上一场大火的名义，让自己壮烈“牺牲”，既保全和“升华”了他这个光棍汉的英雄名分，也让全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光芒”上了一个档次。弹球子的悲剧在我们这个不再崇尚英雄的时代，宛如一口长鸣的警钟，振聋发聩，而秦岭的农民立场和对历史的平视态度，直接把人物推进了历史和当代的双重现场，这是秦岭对当下乡土叙事的一个特殊贡献。
    纪伯伦说：“一个伟大的灵魂有两颗心，一颗心流泪，一颗心宽容。”秦岭对中国乡村的纵深思考、深情回望和客观剖析，显然是基于其悲悯情怀和反思精神，这也印证了“好作家是社会的代言人”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