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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 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南 帆（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白 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张 陵（作家出版社总编辑、批评家） 【摘要】 “娱乐”逐渐从一个日常词汇演变为艺术评价的术语，不仅是对象性质的描述，而且力图表达一种肯定。人们不得不开始考虑，这种演变是否隐藏或者预示了某种重大的历史变故？在彻底娱乐化的文学世界里，人们不再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没有对人生本质的探询，没有人文关怀的追求，读者的心灵世界也会随之变得苍白而无力。 张江：泛娱乐化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文学和文化的重要症候。的确，文学有娱乐功能。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忽视或压抑了文学的这一功能。当生存与救亡成为时代的唯一主题，娱乐不可能获得足够的生长空间。但是，告别了血与火的年代，迎来了衣食无虞的生活，文学是不是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娱乐？需要娱乐，不等于一切化为娱乐。历史上曾经的缺失，不能用今天的泛漫来恶补。否则，文学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其害尤甚。 娱乐霸权主义是另一种不正常 南帆：时至今日，娱乐开始了霸权主义式的扩张。娱乐逐渐从一个日常词汇演变为艺术评价的术语。如果“娱乐”不仅是对象性质的描述，而且力图表达一种肯定，那么，人们不得不开始考虑，这种演变是否隐藏或者预示了某种重大的历史变故？ 一个没有任何娱乐的社会肯定不正常，过分严肃通常意味着刻板、专制与战战兢兢。娱乐是“开心一刻”，由于紧张因而板结的神经得到了松弛。这不仅是休闲，还可能是制造“创新”的机遇。历史证明，某些大师的灵感和天才构思恰恰出现在精神松弛之际。然而，如果娱乐成为精神产品的主流，“娱乐至死”的主张在市场的掩护下席卷所有的传媒，那将造成另一种不正常。 事实上，眼花缭乱的娱乐形式无法掩饰内在的单调与贫乏。娱乐垂青的主题显然是逗趣取乐，开颜一笑是娱乐的最高褒奖。汹涌而至的各种喜剧——有趣的或者肤浅的——正在以无可匹敌的优势覆盖娱乐，这里包含了意味深长的动向。 作为一个历史段落的文化风格，高涨的笑声与另一些历史段落构成了明显的落差。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笑声遭到了斗争哲学的驱逐，紧张替代了轻松的嬉笑。70年代末至80年代，思想解放、启蒙、反思、历史哲学这些关键词盛行一时，一个拥有如此思想密度的时期不会给喜剧性娱乐腾出多少空间。90年代之后娱乐的骤然爆发表明，社会精神的高速运转降落到通常的世俗水平。内在的压力和紧张感消失之后，持续的笑声是心情放松的表示。当然，存在某种超然世事的佛陀式微笑，也可以将幽默作为改善社会关系的润滑剂，但是，娱乐的笑声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自我宽容。不要过多地谴责这个世界不如意，也没有理由断定自己可以力挽狂澜，坦然承认自己的平庸，接受各种嘲笑乃至自嘲，总之，没有必要时刻扮演坚强的战士或者高瞻远瞩的思想家。降低精神高度充当庸人，庸人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娱乐和笑声。 笑声的批判有助于矫正某些游离正轨的社会行为。笑声之中隐含了嘲弄、不屑和轻蔑，或者公然挑战对象的权威，或者隐蔽解构对象的尊严。许多时候，笑声因为包含的否定意味而赢得肯定。然而，没有理由过高地估计这种否定的效果。轰然的笑声还可以表明一种退让和逃避：世界上的问题不如想象的那般严重，可以轻松一些——轻松意味着明智。娱乐意味着大规模的造笑运动。即使笑声无法感化历史，至少可以短暂地屏蔽各种难堪的问题。 是否接受这种策略背后的犬儒主义意味？一些批评家表示抵制。这种快感短暂地冻结了痛苦意识，麻醉的大脑丧失了大部分思想职能。现今，历史正接二连三地抛出各种挑战性的问题，文学已经监测到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的持续增长必将愈来愈清晰地显示一个分歧：要么在寻欢作乐之中短暂地遗忘这些问题带来的苦恼，要么抖擞精神与这些问题正面交锋。文学艺术力图担当什么？这将决定娱乐在艺术评价之中的意义。 需要与娱乐化浪潮保持距离 张江：我们之所以反对文学的娱乐化，是因为文学一旦沦为娱乐，粗鄙、浅表、碎片就不可避免。以感官刺激取代精神洗礼；以低俗表象冲毁思想深度；以零散破碎的小聪明和插科打诨的油滑置换对世界和人生的整体认知。表面上看，它迎合了读者，让读者获得了一时的欢愉；实际上却是麻醉了读者，甚至毒害读者，让人放弃思考的能力，放弃对精神高度的追求。作家对娱乐化浪潮，要心怀警醒，保持距离。 白烨：先是青春文学的“娱乐化”，继之是儿童文学的“娱乐化”，加上影视文学与网络小说越来越“娱乐化”，“娱乐化”大有席卷写作、泛滥文坛的强劲趋势。这些都对当下的严肃文学创作和大众的文学阅读造成严重影响。 最近看到一篇谈娱乐经济的文章，大意是说娱乐文化正在向“娱乐经济”发展，因为“时代需要娱乐，市场需要娱乐，营销需要娱乐，传播需要娱乐”，“娱乐经济”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对普遍人性的尊重和迎合态度，全方位多层面地创造社会新价值、领导消费潮流、激活市场潜能、丰富和撑持社会经济生活。这种说法说出了一些道理，但却忘记了更大的道理：文学的要义，不在于单纯的娱乐，而在于“寓教于乐”，作家需要与这样的潮流保持一定的距离。 文学娱乐化，看起来是娱乐了读者，其实真正的受害者正是读者。在泛娱乐的大环境下，读者的整体阅读水平在不知不觉地下降。娱乐性的文学，注重直观的感官刺激，人物立不起来，语言显得苍白。粗鄙、挑逗的文字，在给读者带来强烈感官刺激的同时，也在制造着恶俗、情色、污秽的信息垃圾，使读者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在彻底娱乐化的文学世界里，人们不再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没有对人生本质的探询，没有人文关怀的追求。读者失去了根本的判断力，表现出因享乐而阅读、因热点而追捧的倾向。长期在缺少真正营养价值的文学的浸染下，读者的心灵世界也会随之变得苍白而无力。 作家是文学文本的创造者，读者是文学传播的受益者。很难想象，在两者都陷于浮躁与空洞时，我们的文学会走向何方？而一个缺少真正伟大作品的社会与民族，又如何在世纪的发展大潮中自立与自强。因此，作为当代文学发展的互动双方，作者在社会整体娱乐化的倾向下，要守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坚守文学阵地的纯洁性，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多创作有灵魂温度和思想力度的作品；读者，则一定要从社会和个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徜徉于真正纯净的文学天空，从精神的层面上汲取更多的营养。 娱乐有合理性但不是唯一目的 张江：我们不绝对地反对娱乐。同样的思想，能够表达得活色生香、妙趣横生，当然要比干瘪枯索、乏善可陈更有魅力，更受欢迎。我们反对的，是抽离了思想意涵、放弃了认真思考甚至突破伦理底线的低俗娱乐。有些作家和艺人，把娱乐和意义对立起来，把娱乐和道德对立起来，理直气壮地宣称，娱乐就是目的，且是唯一目的。这就必须反对。娱乐也有区分。从娱乐上也能见出一个作家的趣味和品位。告别低俗和粗鄙的娱乐，让读者多一点有意味的笑声，多一点笑声后的思索，这是我们的期待。 陆建德：一部娱乐史，也是人类的文明史，它反映了文明的进步和价值观、审美趣味的变化。罗马帝国是强大的，但是其娱乐方式却透出了腐败的信息。罗马民众最喜爱的娱乐就是赶到那个至今还巍然屹立的大角斗场，去观看动物之间的残杀、动物与人的残杀以及人与人的残杀，血淋淋的场面让观众兴奋不已。正如讽刺诗人朱文纳尔所说：这些民众曾是自由的，现在只热衷于美食和娱乐，仿佛舌尖上的乐趣和斗兽场上的刺激才是生活的目的所在。 娱乐是有时代性的，我们能够从一个时代的娱乐方式来认识其特色。唐代一度流行斗鸡，唐玄宗就是斗鸡迷，当时无数社会资源用于非常复杂的斗鸡仪式，陈鸿的《东城父老传》对此有详细记载。现在人们对蔑视生命、炫耀武力的行为很反感，开始关注动物权利，西班牙斗牛引起广泛的批评就是一个例子，这是可喜的现象。 其实莎士比亚也是一位娱乐大师，喜剧就不必说了，他的悲剧里也有很多娱乐的成分。人们往往能从莎剧看到转型期社会的巨大潜能，那是一个上升期民族的写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喜爱莎士比亚是出了名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卢格抱怨莎士比亚“没有任何哲学体系”，马克思批评他是“畜生”。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里写道，“单是《风流的娘儿们》的第一幕就比全部德国文学包含着更多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性。单是那个兰斯和他的狗克莱勃就比全部德国喜剧加在一起更具有价值”。《哈姆雷特》里那位喜欢讲做人道理的大臣死于非命，没得到观众的同情，其原因就是他只会说抽象的大道理，听起来好像不错，却让人生厌。文学如果走上这条“概念先行”的路，就变成赤裸裸的教诲，不会有什么活力。相反，插科打诨里有智慧和学问。寓教于乐，往往作用于无形之中。年轻的马克思喜欢斯宾诺莎的一句话：快乐不是对美德的回报，它就是一种德行。 但是，文学与历史、日常生活永远是互相容纳又相互交叉、补充的，文学有娱乐的一面但又高于娱乐，比日常生活更坚实。我认为，近几十年的形式主义文论以及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对文学的健康成长并不是完全有利的。为什么喜欢文学？我们不妨自问。归根结蒂，文学帮助我们学会移情，更好地生活，更深刻、全面地认识社会，体悟自然，理解他人并和自己展开对话。正是在此意义上文学扩大了我们的感受力，丰富了我们的世界，并且促使我们想象着另一种更加成熟、美好的人际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寻找问题症结 张江：文学真正的价值是什么？是娱乐吗？显然不是。在消闲方式多元化的今天，仅从娱乐性这一点上讲，文学远不如扑克、麻将、电玩游戏来得更直接、更刺激。即便如此，人们仍然需要文学的陪伴。这说明，除了娱乐，文学还有更丰富的价值，认识价值、教育价值、审美价值等等。把文学简单归为娱乐，背离文学的本义，剥夺了文学存在的合理性。 张陵：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当前文学日益突出的娱乐化倾向，根子还在社会生活，要在现实中找到问题症结。当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并通过强势的市场化的方式消解、动摇、颠覆一个社会的价值信仰的时候，文学也会迷失自己，偏离社会生活主流。 当然，文学可以通过娱乐功能带动其他功能发挥作用。优秀的文学并不回避、削弱文学的娱乐性，而是通过发挥娱乐功能，更加有效地实现文学的认识、教育等功能。文学的审美价值正是在文学的多种功能有机协调中得以实现。因此，文学娱乐性的正常发挥与“娱乐至死”的文化价值观有着本质的区别。 文学必须从社会的进步发展中获得自身进步发展的热情和动力，也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回归文学自身，充分实现文学推动社会进步、改造世道人心的功能，实现文学的审美理想。实际上，这也正是文学破解“娱乐至死”、防止娱乐化倾向的正确途径。 从文学的基础理论层面看，就是要牢牢抓住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现实、文学与人民的基本关系。从当前的文学思潮看，有些时尚的观点不承认文学的基本关系，热衷于用西方那种“自我”“人性”的文学观改变文学的基本关系，其后果的严重性越来越清楚。文学无力反映现实，无法表现时代的精神，特别是当一个伟大时代到来时，我们的文学还一无所知，更无力表现。这一切，都是因为文学的基本关系出问题了。离开了基本关系，文学的价值与意义就会发生变异。失却了认识功能，失却了教育功能，文学的娱乐功能就会被扭曲，被推向泛漫，走向所谓的“娱乐至死”，也就改变了文学的本质。因此，处理好文学的基本关系，才能使文学跳出“娱乐至死”的陷阱，走出泛娱乐化的困局。 纵观历史，我们发现，每一个时代，文学都会不同程度存在着娱乐化倾向。文学存在娱乐化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认识不到其危害，或认识到了却无力改变现状。一个伟大创造的时代，一个进步出新的社会，一定会呼唤与时代精神相称的文学，一定不会让文学“娱乐至死”。我们正好有幸处于这样的时代，这也使得我们的文学有信心冲破“娱乐至死”的迷雾。 张江：“娱乐至死”“死”了谁？“死”的是作者，“死”的是文学。玩文学，把文学当作娱乐，只能离文学越来越远。放弃思考的动力和感受美的能力，以感官刺激麻醉的精神世界日渐贫乏、枯索，最终害的是文学自身。过度的娱乐追求，让文学等而下之地混同于其他娱乐方式，淹没了文学的独特性和根本价值，使文学走向死亡。但是，我们仍然相信，文学不死。这种坚定的信念来源于，人除了娱乐之外，还有崇高美雅的需求。这种需求需要文学来满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