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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中国“狂飙运动”构建者（即战国策派代表）的陈铨，已为充分关注；可作为中国德语文学学科的开拓性前辈，陈铨仍有待重视。 在我看来，探讨陈铨，必须对其中、美、德三重文化背景认真加以梳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端赖于学界同仁的协力共进。《陈铨：异邦的借镜》一书关于1949年后的记述过少，对其生平事迹的编列也过于简略了些，这既与本书体例有关，也受制于此书属草创事业的难度；因为没有导论，所以对整体的框架设计缺乏必要的说明，所以不太容易见出“理论思维”的通盘考虑。就研究对象本身而言，并无高低之分，与冯至一样，陈铨既是诗人，又是学者，其双重身份，特别值得关注。这倒也符合作为留德学人的陈铨之特点，德国文化场域的常态往往是文学与学术的两栖。但有趣的是，冯至可列入现代中国第一流的诗人行列，陈铨最多算是二流作家。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二者均深受德国文学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为何“南橘北枳”，差异会如此之大，真地值得追问。思想性过强，艺术性显弱，是德国文学的明显特点。但大家基本可以超越，如歌德、席勒等，冯至做到了，陈铨难逃窠臼。 早年求学于清华，并由此而留美。更何况他的专业，从本科到硕士一直都是英文。故此，陈铨的英语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修养，值得予以关注。1930年由美赴德，符合那代学人追索本源的基本思路。不过，这种转向，对陈铨而言，又有着非同寻常的挑战意义。对陈寅恪来说，对哈佛不感兴趣，再度赴德原是“轻车熟路”；对贺麟来说，哲学专业不变，只不过求得一年实地体会的游学生涯而已；而对陈铨来说，则将专业变成了德国文学，且要入其体制，攻读博士学位。这种挑战是巨大的，同样，机遇也是非常的。从陈铨博士论文的后记中可以看出，其学术轨迹虽然特殊，但也有其自然逻辑。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则是受到外国老师的影响与帮助。这一点，通过陈铨提交给基尔大学的博士论文中所附的一个简短《生平》（Lebenslauf），我们在今天梳理其师承渊源可以有可资凭借的很好线索：“本人陈铨，1905年8月5日生于富顺。父亲是官员，但已退休。我曾在成都与北京上学。1924年中学毕业后入北京的清华学堂。1928年考试结业，由中国政府选派往美国留学。1928-1930年间我在美国的奥柏林学院学习德语文学和英语文学。1930年通过学士与硕士考试。从1930年冬季起，我赴德留学，在基尔与柏林学习德语文学、英语文学和哲学。我的学术导师有以下这些教授和讲师先生们：Wang, Wen, Jamson, Danton, Schafheitlin, Wager, Jelliffe, Sherman, Mack, Sturgis, Liepe, Wildhagen, Kroner, Haselloff, Weinhandl, Stenzel, Mensing, Wesle, Petersen, Herrmann。我对他们所有人表示诚挚的感谢。我要特别向Danton教授（奥柏林）致谢，因为是他将我引入了德语文学之门，我还要感谢基尔大学的Liepe教授，他指导了这篇博士论文，还有Jensen, Jacob和Wesle教授，他们都曾给我以富有教益的建议。”从这个名单我们可以看出，除了清华的中国老师之外，还有美、德两国的先生。而最重要的是，在清华与美国大学之间，由美国师资构建起一座相当自然的学术桥梁。陈铨表示特别感谢的人，是谭唐。吴宓对此人评价不太好，但这却并不妨碍他的得意门生陈铨将其当作入门导师看待。奥柏林学院在美国不是一所特别有名的大学，但与清华似乎颇有渊源。1928年时谭唐夫妇均已不在清华任教，那么很有可能他们去了美国的奥柏林学院。而陈铨之选择奥柏林学院，并改学德语文学，亦很可能与此相关。 所以，我们应注意到陈铨对中国德语文学这一学科的意义是非常特殊的。要理解这点，必须从他独特的学术背景入手，早年求学清华，治的是英国文学。清华外文系的传统，对英文是非常重视，就连专门化方向的法文、德文学生，也必须要以英文为通用语。而出身清华再日后留美，则又很容易理解了，毕竟前者是留美预备学堂的背景。日后又再转而留德。陈铨德文的口语不太好，这也就可以解释了，本就非科班出身嘛。因为事实上也多半是，除了专业学习德语者（指从本科开始），一般人很难习得一口流利的德文听说。1952年院系调整到了南京大学。“寄人篱下”之感，恐怕是难免的；而当年风华正茂的陈氏，此时虽仅年届知命，但由于政权转换的大背景，他在这种环境中，很难得到自己应得的“学人位置”。这也是那个时代介入时代风云，乃至沾染政治色彩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吧！陈铨在而立之年完成的《中德文学研究》（1933年，中文版1936年），乃是中德比较文学领域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部著作（指中国学统而言），它同时也开辟出中国德语文学学科的新路径。随后而来的两部著作，即《文学批判的新动向》（1943）、《从叔本华到尼采》（1944）虽然也不妨纳入到学术史范畴来考察，但更多地具有文化政治的意味，其致用色彩十分浓烈。 1930-1940年代，乃是现代中国建构过程中最为悲壮慷慨的岁月，“烽火连三月”几乎不断（1931-1937年是民族战争/国内战争双线交织的时代；1937-1945年是民族战争的壮烈；1945-1949年是国内战争的延续）。恰恰是在这个时代，陈铨达到了他个人创造史上文学/学术领域的双重高峰。从文学史的眼光来审视，陈氏的创作数量虽多，但致用目的过于浓烈而鲜明，在艺术上显得相当粗糙，不值为训；尽管如此，它仍为我们提供了理解那个时代的重要文本见证。可就学术史角度来看，陈铨的研究虽然也同样意在服务于其“狂飙突进”的建构思路，但由于现代中国的特殊语境，其《从叔本华到尼采》等书仍具有相当程度的学术史价值。 1950-1960年代，陈铨的沉默，不仅是本学科史上的重大遗憾；同时也是现代文学/学术的集体失语症的个案体现。毕竟还是有十几年的时间啊，作为一个学者，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可能创造出多少成果？何况，又是如陈铨这样的“矫健才子”。作为一个作家，即便我们不要求陈铨如在壮年时代那样多产、勤奋，他也一定会为我们留下时代书写的凿凿证言。然而，先是一路跌宕（同济大学外语系主任-南京大学德语文学教研室主任-普通教师），后来更被打发去了资料室做了资料员。对这一过程，张威廉先生有些语焉不详，只说他德文口语不太好，但却不忘加上句：“他很有才。”这种才气，是否定不了的。南大时代的陈铨，其境遇悲凉，固然是历史语境使然，但校方（或者学科领导）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后者直接决定了某个具体学者的生存与学术状态。在时为学生的杨武能（1950年代末期在南大德语专业）的回忆里，这位大名鼎鼎的学者不过是个系图书室的老管理员而已。但从此著提供的材料来看，陈铨也并未完全失语，主要表现在翻译工作上。我们可以看到，1950年之前，他基本没有任何译著，专著则德风鲜明、飞扬意志；创作则快手如迭、个性张扬。但到了1950年代，出版的不但均为译著，且多为政治立场鲜明的小说作品（如沃尔夫的《两人在边境》、《儿子们归来》、柏伦涅克的《学校广播站》、魏森波尔恩的《西班牙婚礼》、莫文森尼克的《约翰纳煤井》等，有的甚至只属了笔名“陈正心”），包括未得机会刊印的若干学术著作，诸如《德国文学概论》、《科利奥兰纳斯的改编问题——从普鲁塔克、莎士比亚到布莱希特》、《语言的艺术作品——文艺学引论》（此书于1984年出版），甚至还有些断卷残篇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一个知识人，只有他不停下手中的笔，才意味着他生存价值的体现，这一点，在陈铨是努力做了的。然而，时代的风暴，终于不允许他能够再有静心潜学的可能，再有青年时代奋发激昂以笔为旗的慷慨豪情，1960年代的到来，终于将时代的寒风肃杀推向了一个极致，虽然在大时代下也有“或多或少”的缝隙可钻，但终究是聊以为生的意味多，而学术生存与创造的成分少了。1969年，陈铨以未及古稀之龄，悲歌而去，一辆破旧的卡车载走了一位曾经的思想者；在吾辈，他更有先行者的意义，因为认真梳理，他竟是本学科史上无法绕过的大家人物。 1930年代归国之后，陈铨对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的拓展，是值得特别关注的。1936年，陈铨发表论文多篇，明显从中德文学关系研究转向德国文学本身，所发表的长篇论文如《从叔本华到尼采》（载《清华学报》第11卷第2期，1936年4月）等，既表现出他学术兴趣的多元，对德国思想与德国戏剧均有所涉猎；更展示出一个未成功的大学者的潜在可能，譬如他就能揭示出文学批评家“考据分析解释工作”的重要意义，认为这种工作既非欣赏、亦非创造，而是“一种科学的工作”。他接着凭借自家的德国资源予以解释：“德国话称科学为‘智识’Wissenschaft，大学里文学的课程叫做‘文学科学’Literaturwissenschaft，也就是这个原故。因为文学本身固然同科学处于相反的地位，但是文学的研究，乃是去求得某种智识来解释某种现象，虽然它用的方法，同自然科学不一样，它的解释，不一定能够处处令人满意，然而它努力的目标，它根本的精神，与自然科学是完全一致的。许多人不明了科学的意义，以为科学只是物理化学生物学数学；有许多人更不知道在大学里是学文学科学，以为文学系毕业生的学生一定会创作诗歌戏剧小说，这都是错误的见解。大学给学生以科学的智识，但是科学的范围，并不限于自然科学。文学研究在大学里既然是一种科学，同文学创造根本就是两件事情。固然学文学科学的人，因为多读伟大文学作品，可以提高他创作的标准，引起他创作的兴趣，但是并不一定能够因此使他成为一位创作家。”以今日的眼光视之，这样的说法虽也有道理，但很多细节都值得商榷。譬如Wissenschaft的翻译就很复杂，而首先该将其解释为“科学”，这样后面的“文学科学”才说得通。但在那个时代的陈铨，已足以表现出他对留学国文化相当深入、根本、带有彻底性的认知。遗憾的是，作为德语文学研究者的陈铨，既远未能为本学科历史上的曾经领袖所重用；至今为止，其学科史与学术史意义亦远未被确认，更不用说对其学术思想遗产地创造性继承了。 就前者而论，1950年代的南京大学德文学科，曾荟萃了复旦、同济之精华，一时人才济济，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事实却远非如此。作为学科领导者的商承祖，地下有知，不知会给出怎样的解释和答案。文人相轻，本是哪里都免不了的“本质性症结”；大时代的制约，也是可以作为挡箭牌的门面。但无论如何，当事者本人的自我反省，仍是最具可变性的因素。如此推论，并非苛求前贤，而更在反思当代？作为中国的德语文学研究者，重温历史之后，我们这代人又该怎样开始自己的历史，怎样塑造自己的历史。这其中当然也包括，该当如何对待陈铨先生这样的学科前贤？ 烟云弹指过耳，先生伤逝已四十年矣，现代中国的历程，早已随着和平崛起的声音而步入崭新的时代。回想当年，先生以一介书生之微薄，而力倡“战国思想”、推举“英雄崇拜”，得失姑且不论，但其对民族、国家、社会的拳拳之心，却是“后世有知”的。距离先生漂洋过海西去向学，也已近八十年了。先生这代人，身逢其时，曾以浓墨重彩濡染在现代中国的大幕；先生这代人，又何等身不逢其时，经历如许忧患历程，而不得成就“学人之纯正”。在先生看来，“大凡一种文学的创造，同一种科学的研究，根本不同。科学注重规律的建设，文学注重个性的描写，因为要建设规律，所以要研究某种某类大概的情形，所以要表示出某人某物独一无二的特点。科学对于一切的事物，只想去说明解释它，文学对于一切的事物，只想去表现它；如果一种事物，可以说明解释，已经就没有什么神秘，所以科学的功用，往往是在化神秘为平淡。文学家却能在极平常事物中，找出它不可思议的地方来，所以文学的功用，往往是在化平淡为神秘。”先生努力在两者之间达到一种张力，并分向努力之。然而“救亡”的命题属于整个时代，先生虽然对德国学术体味颇深，但致用的情结终还是超出了“求是”的价值伦理。这，或许也正是先生悲剧的原因。然而，先生毕竟以自己的勤奋、青年的锐利与洞察，给我们留下了丰厚遗产，而这些东西，是永远不会随风而去的。就像今天，当我翻检着故纸堆中先生的遗墨时，我坚信，作为一个重要的、不可多得的思想史文本、学术史文本，陈铨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益显出其不可磨灭的价值来。 学人之路，诗人之途，原本或就应是歧异分殊。先生本不是一个诗人，又何故“为赋新诗强说愁”？先生若安心做一个学者，留给我们的，又何止是今日之断简残编？然而，先生毕竟生在现代中国！ 作者：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叶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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