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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既是个流派纷呈的百花园，也是硝烟弥漫的战场。这里说的战场，不仅指通常意义上的文学战线的反帝反封建，也包括了文学界内部的纷争。在争论的白热化阶段，往往是把对方推到敌对阵营里去予以大肆挞伐的。例如创造社和太阳社曾攻击鲁迅为“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人物”和“不得志的Fascite(法西斯蒂)”。而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由于提倡写表现性灵的幽默的小品文，遭到了来自右翼和左翼的夹击，而且不幸的是，其中包括鲁迅的批判。虽然鲁迅的批判主要出于对小品文功能的不同理解，是以“匕首”和“投枪”来反对“小摆设”，算不上多么地上纲上线。但既然是被鲁迅批过，在后来受极左思潮影响的许多研究者的眼里，自然成了反动派、国民党的御用文人，论语派也就成了反动的文学派别了。其实这种推论是非常武断的，如果鲁迅活着，也是不会认同的。这种情况现在自然有了很大的改观，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是非和公案已经得到了逐步的澄清，其中包括了对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的重新评价。 杨剑龙的《论语派的文化情致与小品文合作》(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翻案文章，而是一部对论语派及其小品文作系统的、全方位的、立体研究的学术专著。它用几近实证的方式发掘和引证了大量的材料，复原事实的真相，重现了历史的现场。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叙述和分析中，充分显示了论语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开创了幽默闲适的小品文流派，与此同时，它的一些代表人物的小品文也不乏对官场政治病的揭露，对国民性的探讨和对社会世相的针砭。所以在实际创作中他们是激进与闲适并行的；在“超政治”的口号下，他们也不乏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愫和执着的社会正义感。据此，作者进一步从东西方文化影响中考察论语派的文化立场和身份定位。他们在跨文化的交集中选择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执著于自由的坚守和个体的独立。在文学的传承中他们选择了英国式的幽默，也选择了传统文论中的“言志”而非“载道”。这样的立场和文化选择，显然不同于当时启蒙主义、工具理性和载道派的价值取向，所以引起争论也就在所难免。问题在于后来的研究者和文学史家应该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来审视这段历史，肯定各种流派在多元文化中的独特性和独立的文化选择与审美取向。虽然它们各自有其无可避免的局限性，却构成了一种互补共生的格局。消灭了哪一方，都会损害文学和文化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我个人是倾向于采用文化史或文学史上这种生态平衡的视角的。 这本专著不仅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探寻其在中西文化冲撞和现代历史语境中思想演变的心路历程，而且对《论语》半月刊的的编辑理念、办刊始末、作者群(林语堂、邵洵美、俞平伯、郁达夫、老舍等)、幽默小品以及漫画均作了全面的研究，从而成为论语派研究中一部相当完备也相当扎实的学术著作。其开拓性和原创性都是显而易见的。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8-07-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