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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环境虽然可以磨炼人的意志品质，“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但多数情况下，人是难以改变环境的，甚至不得不适应环境，致力于与社会诸多关系的协调。在人生逆境中，相当多的时候是在生死荣辱的两难抉择之间，有几个人能够坚持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呢？凡事关心则乱，身陷其中，往往难以处理生前利与身后名的关系。如果想找一些事例，山东人民出版社的《灯火阑珊处——时代夹缝中的学人》，会提供很多典型而鲜活的例子，胡适、顾颉刚、刘盼遂、龙榆生、张申府、金岳霖、尚钺、袁水拍、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周一良、刘大杰、赵纪彬、杨荣国、汤一介……都是当时知识阶层的精英。虽然绝大多数学人已归道山，那些经历似乎化作前尘梦影，但时间毕竟相隔不远，至今触及，犹有切肤之痛。 悲士不遇是中国文学中一个永恒的母题，不管时代如何，被荡抑或升平，士人作为一个最为敏感、最为活跃的群体，总有个与时代主宰者能否合拍而被赏识的问题，而时代的变幻更是对人生的最大考验。只要是士人，总也摆脱不了这一宿命。 书中论及的著名词人龙榆生，自称“是一个无用的书生，只希望有个比较安定的地方，搞点教育事业”，并无明显的政治诉求，但抵御不了同门、大汉奸汪精卫的软硬兼施，最终卷入政治漩涡。这个原本普通的知识分子的人生，随即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成了与周作人同一重量级的文化界大汉奸，受到了审判、牢狱之辱。 说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劫难，不可能绕过“文化大革命”，这也是书中涉及的绝大多数人物共同的人生时段或人生经历，本书以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这段非常时期学人们的不同表现，面对各种压力，或抗争或妥协。 那位儒雅的江南才子、一代诗人袁水拍曾经夤缘际会，攀上了文化部副部长的高位，虽说有苦衷或不得已，又生性胆小懦弱，面对可怕的政治现实，不敢像嵇康写《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样公然抗命，不幸上了贼船，也可以学学曹营中的徐庶，一言不发，大可不必给江青写那18封之多的“效忠信”，而落得“十八拍”的绰号，以至于在寂寞清冷中死去，未能等到组织上的审查结论。 令人更为感慨万端的是“批林批孔”中涌现的那些御用学人，如梁效、罗思鼎、唐晓文、初澜、池恒、石一歌等一系列“文革遗产”，但真正具有昭示意义的则是被人讥讽的所谓“四皓”:冯友兰、魏建功、周一良、林庚。他们都是大师级的学者，成名已久，究竟是受到了什么诱惑？恐怕不是简单的名利思想作怪，更多的则是人性的因素起作用。读到梁漱溟与冯友兰的晚年那段因传闻“曾谄媚江青”险致师生之谊荡然无存的公案，不禁唏嘘。二人虽未绝交，但梁漱溟终究心存芥蒂，至死依然萦怀。其实谄媚江青不过表象，梁责怪冯的该是学术良心的缺失，从尊孔到批孔的转变是对治学之道的背离和变节。而读到舒芜、程千帆、唐兰、王利器等学人的《四皓新咏》，则唏嘘不已了。 刘盼遂的死不是个体的死亡，而是当时文化界的一种普遍现象。他的死，不管是哪种版本，都代表了从旧社会走来的一代旧学人的宿命，其中有对尘世的态度，更多则是对文化道统的皈依与痴迷。当他望着那些花费了无数心血而搜集到的珍贵文化典籍，在刹那间化作一阵轻烟，心就死了，他那毅然决然地扑向火中的身影，其实不过是躯壳在追随那颗挚爱文化的心灵而已。诚然，读书人读书、做学问，首要的条件是必须活着。生活有时总是要逼得人放弃一些东西后，才能有所保留或坚持，但取舍有时又是那样的艰难，甚至关系生死。孟子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实在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操守的最好阐释，或可以当做人生的誓词。 中国对学人们的集中而系统的记述，应该是自黄宗羲开始的。从他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到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到《清儒学案》、《清儒学案新编》，再到现在的《学林漫录》、《学林枝叶》等，对诸多学派的传承、掌故、逸闻等多有记述。此书也力求在以上的方面做贡献，全书分为胡适内外、学人侧影、惊鸿一瞥、心史遗迹四部分，但似乎不是作者有意识的构筑，而是平时文章的积累与集合，因此在对人物的论述方面，没有统一的布局谋篇，各篇之间的篇幅与分量并不均衡，有些篇章短小得似乎刚刚破题就戛然而止了，尤其是最后的心史遗迹部分，只是些谈论学人日记的文字，与全书主旨有些游离而显得未免多余。但我想，还是要感谢作者及许多学者的不懈努力，有他们的辛劳与心血，将来必定会产生一部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史，来反映文化精英们的精神世界和心路历程。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8-08-0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