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抓住了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这群人，电影在思想力量和人文表达上就永远拥有辽阔的空间
    2016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这一年，中国电影一片喧哗与躁动。从年初《美人鱼》超过30亿票房的高歌猛进，到年终《长城》《摆渡人》引发的激烈“口水战”；从年初业内喊出全年600亿票房的目标，到最终以457亿差强人意地收官……电影市场如沧海横流，希望与失落、野心与焦虑众声喧哗。
    也许几年之后再来回望，我们会发现，在一个又一个热词之外，在那些并不太被关注的影片影人之后，原来潜藏着一条正在生长的脉络。它们努力冲出迷乱的表象，共同构成了一幅指向“明天”的地图。
    在这幅地图里，我看到了“轻”与“重”的碰撞。近年来的所谓“轻电影”接连制造票房传奇，却也常常跌落在口碑。2016年，一些成本低、出自新人之手的影片纷纷跳脱“轻电影”的窠臼，传达出与时代同行的锐利观念。《盛先生的花儿》恰如一粒坚硬的石子，投入“老龄社会”的中国。走出电影院的观众自然心领神会，因为它很当下很中国，很纠结也很真实，它在观众心里荡起的，有情感的涟漪，更有思考的波澜。纪实电影《生门》让人肃然起敬，因为真实自有千钧之力。犹如一座旋转门，4个迎接新生命的故事，向“门”外的观众摆渡着这个巨变时代里每一个中国人都要面对的生与死、苦与乐、聚与离。还有，猛力质询人性的电影《驴得水》、地产经济制造的黑色喜剧《追凶者也》、命运与时代剧烈冲撞的《我不是王毛》、为文化乡愁唱一曲悲歌的《百鸟朝凤》，等等。这些影片告诉我，“轻”是投资是体量，但绝不意味着放弃思考与表达，“轻”的电影同样可以传递出重重的时代回声。
    在这幅地图里，我还看到了破土而出的原创力。诞生120年的电影是一个传奇，它先后遭遇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冲击依然生生不息，求新求变、永不满足是流淌在血液里的基因。作为2016年类型片本土化的一个范本，80后导演杨庆的《火锅英雄》在对犯罪片的类型描画中，加入了山城重庆浓浓的烟火气。城市文化成为这部影片最有识别度也最贴近人心的一笔。《路边野餐》是90后导演毕赣一次“任性”的诗化表达。它的真诚，对贵州生活的恳切描摹，电影语言和人间诗意的融合，让国产艺术电影具有了某种新的光彩。此外，徐浩峰以《箭士柳白猿》别立新宗，一砖一瓦建立自己的武侠王国，程耳在《罗曼蒂克消亡史》里对上海滩风云的改写，对非线性叙事的信手拈来，都在拓展着大银幕上艺术想象力的疆土。这些电影在个人与时代的交叉点寻找故事，虽然并不完美，却敏感地捕捉到这个时代最生生不息的气息，这气息就是滋养原创力的土壤。
    2016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这一年，有人用虚浮来代替真实，用奇观来代替实质；也有人用真诚的故事来比喻生活，用明丽的光芒来照亮人性的角落。我所怀念的，正是从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心灵出发的电影，那些忠于创作初心、忠于观众、忠于时代的电影。当媒体用“中场休息”和“神话破灭”来形容2016年的中国电影市场时，我更愿意相信，只要抓住了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这群人，电影在思想力量和人文表达上就永远拥有辽阔的空间。
    这是一个无处躲藏的巨变时代。就在上周，人工智能系统“阿尔法狗”以连胜50盘棋局全线收割“人类智慧最后的壁垒”，再度引发全世界的猜想。同样的，在技术和算法日渐盛行的今天，电影这一诞生在工业时代的影像艺术，还能否藏住互联网时代的美？“最无法预测的，是电影本身，还有制作电影的人”。美国电影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在写给14岁女儿的信中曾如是说。在新旧交替之际，中国导演程耳也在一篇文章里给出朴素的回答“对得起这碗白米饭”。答案，就在电影人身上。
    因为，这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并非技术，而是人类的心智。快速奔跑的时代，那些迷茫的、徘徊的、不安定的人心，更渴望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涉渡之舟。这是对包括电影在内所有文艺创作者的希望：我们可以做现实故事的讲述者，更需要做未来的书写者。
    不必丧气，每一条小溪都终将奔向大海。驶过2016的我们，站在2017的船头遥望。远远的，那一轮朝日不正喷薄欲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