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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今日刊发的这两篇文章，所谈的是两本出版社编辑撰写的书评集。出版社编辑只有爱书、读书才能提高自身的修养和业务能力，而书评写作则有助于编辑在提高自身素养的同时，传播优秀读物，弘扬文化，这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编辑爱书、读书，写作书评。 ——编者 来自金陵童翠萍女士的电话，坚嘱为徐宗文先生的大作《曲士语道》写序，我欣然从命。 我认真阅读了《曲士语道》的内篇、自序、跋，翻阅了外篇、杂篇，对内容有所了解，才知道这是一本难得的书评集。徐先生自己说:“非古勿视，非梧桐不栖。”看来他只看重他所爱好的古籍。这反映了他写书评的心态和特色。给我的初步印象是:《语道》的内容丰富，既宽泛又集中，重点是评古籍，评学术专著，诗词、歌赋、戏曲、小说，无所不有；书评的语言犀利，文字流畅，思想独到，运笔还深刻，富于学术色彩，可以说本身就是一本学术专著。 徐先生自谦为“曲士”，我认为他不是庄子在《秋水》篇里讲的“曲士”，他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家，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学者。默默耕耘了三十多个春秋，将一生最美的年华，奉献给编辑事业，编辑了许多学术分量很重的优质书，获得了多次国家级大奖，也编辑了许多很实用、影响广泛的书。他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无愧于“家”。说编辑是杂家，那是旧说，从褒义讲是他必须什么都懂，从贬义说则是他什么都不专、不深，庞杂而已。时代不同了，科学在发展。现在不少高校都开设了编辑专业，培养编辑专门人才，也有全面培养出版人才的学院。编辑这一行，已登入我国高等学府的殿堂，在这座殿堂里，有它的位置。编辑已是一门专门学科，编辑有理论，有专业，有悠久的历史，有很深的学问，编辑是专门家。编审、研究员、教授同等重要，仅是学科各异，分工不同。只要有成就，在学术上是平等的。 徐先生说:“编辑原来是书生。”那么，他就是一位书生了。我想，这也对。他当了一生一世的编辑，而编辑总是和书稿、书籍为伍，共生存，为书而生，说是书生，当然也可以。他因为是书生，所以，对书有深厚的感情，有真切的了解，很有体悟。这才写出了许多很好的书评，结集成《曲士语道》。他用“语道”二字来概括他的书评集，也还是有道理的。把他自己的书评称之为“语”，将被评之书言之为“道”。虽为“曲士”，但能“语道”，也算是一种很有水平的专门学问，这不是很有意境，也很有分量么！ 徐先生在书名的副标题上，标明是《一个编辑的书评》，跋的题目是《书评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可见，他十分重视书评，且总是将书评和编辑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不愧是一位挚爱书评的编辑家。他的跋比较长，有感而发，针对性也很强，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写的。他分析了当前书评的现状，论述了书评的性质，书评的任务和作用，书评的写作原则，书评如何才能健康发展等等，讲得比较全面、系统。跋是一篇难得的书评理论文章。 徐先生从大量的书评实践——“曲士语道”中，提炼和形成了自己的书评理念，这些书评理念又深化、延伸和促进了他的书评实践，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发展。《语道》尽管书评的面比较宽，但有一个主体框架。以古典文学为主，包括两千年里各个时代很有特点、很有成就的文学门类，先秦辞赋、两汉赋文、魏晋诗文、唐诗宋词、明清戏曲、历史散文等等，他都进行评论，评各类专著约四十种。本书虽是评各类专著的独立成篇的文章，但统观全局，联为一体，实际上无形中就形成了一部研究古典文学的书评史，是一部颇有特色的专著。 徐先生说，书评“不是原作的重复”，“应该跳脱原作，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充分展示个性特点”。本书的可贵在于“来自原作”，又“跳脱原作”，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富于个性，具有鲜明的述评特色。所谓“述”，是概括叙述原书的精髓；所谓评，是以点睛之笔，评原书之未评。对原书加以梳理提炼，又跳出原书作高端评论，这体现出了徐先生自己的书评特色。 这里，我们不妨看看徐先生的实践。他对先秦两汉的辞赋写了两篇书评。一篇是评曹虹的《中国辞赋源流综论》，一篇是评毕万忱等编的《中国历代赋选》“先秦两汉卷”。这两篇评论概括了中国辞赋的起源，辞赋的发展进程，发展中形成的诸多特点，“文选学”的出现和它的成就。徐先生的概括，虽来自原著，但他提出了许多有特色的新见解。如《综论》中讲了明代董越的《朝鲜赋》，讲到中国辞赋对朝鲜辞赋的影响，辞赋在外交关系中的作用。徐先生认为这些史料和意见很有新意，有开拓性意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又如对汉赋的起源，《汉书》中说“不歌而诵谓之赋”，历史上将此论看作赋的定义，曹著认为这一命题是误解。这里的“赋”是指“用诗的方式，非关文体”，徐先生认为曹著这一意见是对的，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又如《赋选》中关于枚乘《七发》的主旨，历来有几种说法，有刘勰的“戒膏粱之子”，李善的谏梁孝王，晁补之谏吴王等等。作者否定了这些说法，并肯定如果将《七发》的内容只与某一人物、某一历史事件联系起来，他会将艺术典型简单化。徐先生认为:这不仅涉及《七发》的主旨，而且涉及广阔的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不能将古典文学研究庸俗化、机械化，要实事求是、科学严谨，这是《赋选》的重要特色。还有宋玉《神女赋》的主题思想，历来有多种解读。《赋选》者一反旧说，认为主题“反映了古代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向往”，不能归之恋情和淫说。徐先生认为选者深入研究，“依据翔实资料而提出……能言之成理”，“是一个全新的观点”，支持和肯定了新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徐先生评论这些问题，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徐先生对《中国中古诗歌史》也评得不同凡响，既有宏观评论，更有点的深入独特论述。全文九千言，按说，已是不短，而他犹觉意犹未尽，后来又为此书写了一篇《美学与古典文学研究的有机结合》，三千多字。两篇书评，近一万三千言，可谓舒拳展袖，畅所欲言了。同一人评同一种书，着重点全不相同，评得各有新意，可见评者用心之深。前一篇，从方法论入手，款款道来；后一篇，从美学起笔，娓娓细述。徐先生深入原书，认真品评，概括原书，精心提炼，又跳出原著。他说:此书跳出了其他古籍研究著作平铺直叙的套路，独自创新，将史和论紧密结合，加强了文学史著述的深度；同时论述中加强整体性原则，层层深入，使全书成为完整的独特体系；全书很注重逻辑，将逻辑结构引入文学史的写作，将粗的链条与细的流动相互补充，发掘了中古文学进程的内在逻辑。他认为王钟陵在学术上提出和采用的研究方法，开辟的学术路径，都将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这些观点，都是很有价值的新论。在后一篇书评中，他抛开方法论，专讲《中国中古诗歌史》的美学价值。将美学与中国文学史有机地结合起来。分析原著中审美情趣从“丽”向“秀”的转变，审美理想从“真美”向“隐秀”的演化，并举出许多名诗、名句来剖析这一演化过程，形象地说明在文学中美学从汉代向晋唐发展的轨迹。徐先生最终归结为:《中国中古诗歌史》的理论框架揭示了民族审美心理的变迁，这是骨骼；以作家、作品分析探究了民族审美心理的具体结构，这是血肉。两者相辅相成，这是美学和文学史研究的有机结合，也是此书最大的学术特点。从这里可以看出，两篇评论融为一体，充分表现了徐先生书评思想的活跃和思路的开阔。应该说这是两篇贯通一气、连成一体的好书评。 徐先生还评了《陶渊明和他的诗赋》、《全唐诗人名考》、《宋代美学史》、《唐宋词美学》、《明代诗文的演变》、《中国戏曲史论》等，他对从先秦到明清代表每一时代的主体文学著作，都进行了评论，我不再一一分析，只觉得他有足够的研究深度，有难得的见解，这是十分可贵的。 我还想说几句，徐先生在书评里，并非只对原著说好话。他比较坦诚，由于他的认真和他的学识，他总是能从他所评的著作中找出不足，严肃地向作者提出。他曾自嘲自己“大约属于那种‘刺猬型’的学者”。我借用“刺猬”一词表述说，现在这样的“刺猬”太少了，应该大力鼓励赞扬这种敢说真话的“刺猬型”的优秀学者。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8-12-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