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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大多具有官宦地位，他们的文学创作往往正和其宦海沉浮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大量的优秀作品恰恰并不是其写于身处京师，高居廊庙之时，而在遭贬放逐，远离朝廷之际。因此对唐代逐臣和贬谪的研究也许更能深入到唐代文学最丰富、最生动的内涵中，给予一代文学最真切的理解之同情，揭示一代文学发展本真的特质和 动因。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唐代文学研究界对尚永亮教授较长时期以来致力于贬谪现象和文学创作关系探讨给予了热情关注，并对其出版的新著《唐五代逐臣和贬谪文学研究》给予高度肯定。 我以为本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注意。 一是新视界建构。也许本书所讨论的唐代作家学界并不陌生，如初唐神龙时期的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盛唐的张说、张九龄、贾至、王昌龄、赵冬曦、崔国辅、崔成甫，中唐元和时期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晚唐的李德裕、韩偓、钱珝、吴融……其中有些作家是唐代文学界长期以来研究的重点，论文叠床架屋，不可谓不夥，但当本书仍然以上述作家为主要对象进行研究时，却进入了一个新的视界，这应当归于作者选取论述视角的成功。永亮教授以他对唐代知识谱系的谙熟，建立起了一个特定的“逐臣和贬谪”的制度与事件的框架，将人们实际上已经比较熟知的许多唐代作家有机地聚合到这一框架中。由此人们已知的许多现象的陌生面被发现，高贵和卑劣、平凡和崇高、沉沦与奋起、喜剧和悲剧，也相形凸现。在这一新视界中，作者通过唤起人们对历史的记忆，引导人们检视初盛中晚不同时期贬谪诗人创作的情境，给予唐代文学发展演变以颇具新意的阐释。同时通过对四唐文化之异同予以比较，更深入地揭示不同时期文人的社会地位、知识结构、关注目标和心理态势的位移，使文学发展中的人文性得到充分彰显。 二是新方法采用。尚永亮教授近年来研究的情况表明，他对新方法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使用不但不排斥，反而乐于接受和实践。这种开放的态度在本书中也得到体现。他从社会计量学的角度，搜集大量资料，建立数据库，借助史料和相关数据，展开贬官与文人贬官在唐五代分布时空的量化分析，看似枯燥的表格和数据，成为有关论述展开的逻辑起点和必要条件，也使全文显出扎实厚重的气度。近年来历史学的地域学研究方法颇为古代文学研究者所借鉴，本文有意识地将地域学与心理学相结合，建立起两个论述维度。作者深入考察了不同地域及其文化环境的差异，如 岭南道及江南西东道、山南东道等地区的特点及其对逐臣的影响，与逐臣创作的关联，由此加深对贬谪文学特征的新的认识；而论述贬谪诗人在贬所这一异质文化环境形成的被抛弃感、被拘囚感、生命荒废感乃至性格变异，及其在逆境中凸显的意识倾向和消解因素、脱离谪籍后所发生的诸种心态变化，使研究对象的心理得到了全幅展现。展卷之后不少章节中可见“群体心态”、“精神态势”、“心灵烙印”、“回归情结”的表述，作者正是从这里将笔触深入心奥，感性认知提纯为学理认识，构成了全文最为生动的部分。 三是多侧面阐论。文史结合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看家本领”，对于“唐五代逐臣和贬谪文学研究”这一明显具有史学色彩的课题来说，文史互合而相彰似乎是更为必要的了，作者也正是视此为研究础基和路径的。当然永亮教授没有刻意于唐史的考证，而是从政治学和历史文化学的角度，考察了唐代贬谪制度的特点和实际运作，贬官的范围与构成因素，对唐五代贬谪的规律和特点加以精要的总结，在对贬谪诗人赖以活动的社会政治背景及其文化活动、文化建树、参政意识以及政治 悲剧的性质的斟辨中，展开对其被贬原因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富有新意的阐释。在此基础上，作者更进一步，从主题学和文艺学的角度，联系唐五代贬谪诗人的文学创作，从多种层面展开对其作品悲剧内涵和艺术特征的考察，特别注重不同时期贬谪文学内涵和风格的变化，探讨导致这些变化的深层原因。值得一提的是，永亮教授在文艺学角度展开论述时，尤显出行家里手游刃有余的功力，行文之大气，衡评之切当，文采之焕然，都能歆动读者。 原载：《光明日报》2008-12-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