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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筹备出版一套《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列入了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交我据亚东图书馆的初版本整理校订。这本书我以前看过几遍，但都比较粗略。今趁机重新细读，除了加深过去的印象，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感想。现写在这里，供读者参考。 俞平伯生长在书香门第，家学渊源给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治学条件。他的曾祖父俞樾（1821—1907）号曲园，是晚清知名学者，道光三十年（1850）庚戌科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著有《春在堂全书》五百馀卷。他的父亲俞陛云（1868—1950）字阶青，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探花及第，官翰林院编修，著有《绚华室诗忆》等。曲园老人曾赠给这个重孙一副对联：“培植阶前玉，重探天上花。”[1]看来期望值是不低的。 大学毕业后，有两个人在红学方面给了俞平伯以重要的影响，一个是老师胡适，另一个是同学顾颉刚。1921年春，胡适完成了《红楼梦考证》初稿，文中的一些资料是顾颉刚搜集的。俞平伯常到顾颉刚的寓所议论这些材料，一同谈话的还有潘介泉。四月份顾颉刚去了南方，俞平伯便与之通信，继续探讨红学问题。胡适的考证文章是“新红学”的开山之作，主要确认了《红楼梦》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初步弄清了曹雪芹的家世生平，提出了自叙传说，并确定了后四十回的作者是高鹗。俞顾的通信也集中在这些方面，但有所侧重。目前公布的函件共二十七通，其中俞札十八通，顾札九通，始于4月27日，止于10月11日。他们的话题，主要围绕后四十回、自叙传说、十二支曲、佚稿研究、大观园址、“旧时真本”、版本校勘、作者生平、可卿之死、曹氏家世、红学刊物、前人著述等，内容可谓丰富，思路也相当开阔。次年春，俞平伯发表了《对于〈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的批评》和《唐六如与林黛玉》。在此基础上，他开始撰写《红楼梦辨》，其间曾发生手稿失而复得的奇事。7月8日，全书正式完稿。1923年4月，《红楼梦辨》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 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是“新红学”史上的第一部专著，学术意义重大，学术影响深远。全书分三卷，共十六万字。上卷集中讨论后四十回的问题，中卷主要剖析前八十回的文本，下卷则侧重佚稿与脂评研究。此书的学术贡献，可简单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补证后四十回作者是高鹗。自乾隆五十六年（1791）辛亥萃文书屋刊行《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程甲本），读者一直是将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视作一个整体的，只有裕瑞、陈其泰等少数学者例外。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通过外部材料的辨正，揭示出前后作者不是一人，后四十回的作者是高鹗。《红楼梦辨》则从内部材料的分析入手，补充了胡适的论证，使之成为“新红学”最重要的学术结论之一。俞平伯指出，续书本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高鹗所作的后四十回不能尽如人意，原在意料之中。“中乡魁”、“复世职”、“沐皇恩”、“延世泽”等同前八十回的描写相悖，可见后四十回从回目到内容均非曹雪芹原作。为了让贾宝玉中举，高鹗连篇累牍表现八股文章，显得累赘迂腐。后四十回还有一些漏洞，如巧姐暴长暴缩，忽大忽小。续书本不容易，高鹗同曹雪芹的个性又相差较远，故难免出现此类问题。俞平伯的辨析相当清晰，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时至今日，关于后四十回的作者，学界尚有争议，《红楼梦辨》的论证依然值得参考。 其二，正确评价后四十回。《红楼梦辨》补证后四十回作者是高鹗，势必对其中的缺失有所指摘。同时，俞平伯也清醒地意识到，后四十回能够长期同前八十回组合成一个整体，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自有其道理。他指出：“高鹗补书，在大关节上实在是很子细，不敢胡来。即使有疏忽的地方，我们也应当原谅他。况且他能为《红楼梦》保存悲剧的空气，这尤使我们感谢。”（上卷第28页）[2]这是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尤其是实事求是，肯定高鹗完成了《红楼梦》的悲剧结局，学术识见同王国维、胡适及吴宓一脉相承。他还说：“宝黛分离，一个走了，一个死了，《红楼梦》到现在方才能保持一些悲剧的空气，不致于和那才子佳人的奇书，同流合污。这真是兰墅底大功绩，不可磨灭的功绩。……高氏在《红楼梦》总不失为功多罪少的人。”（上卷第118页至119页）这种态度不失公允，难能可贵。 其三，最早的脂评本研究。《红楼梦》的版本大体上分脂评本与程刻本两个系统，清代通行的本子是后者，“新红学”兴起之后备受关注的本子则是前者。1927年8月，胡适购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学界方知有脂评本一说。但是，早在《红楼梦辨》里，俞平伯专列“高本戚本的大体比较”一章，已开始对脂本系统中的戚序本（一称有正本）进行了系统研究。通过细致的校勘比对，俞平伯发现两个本子互有短长，戚序本有其独特的价值。他的学术断语，如“就较近真相这一个标准下看，戚本自较胜于高本”（上卷第125页），如“我们要搜讨《红楼梦》底真相，最先要打破‘原书是尽善尽美的’这个观念”（上卷第135页），如“凤姐拷问家童一节，高本写得更有声色”（上卷第154页），如“戚本还有一点特色，就是所用的话几乎全是纯粹的北京方言，比高本尤为道地”（上卷第161页）等，都属于真知灼见。他还指出，高本对前八十回有所增删，某些批语（如三十七回贾芸信中“一笑”二字）混入正文，可以看到此书版本演变的轨迹。《红楼梦辨》中的这些章节，是“新红学”中“本子”问题研究的实绩，俞平伯堪称《石头记》脂本研究的开山祖师。 其四，出色的文学考证。在“新红学”的兴起阶段，如果说胡适所从事的主要是历史的考证，那么俞平伯所专注的就是文学的考证。《红楼梦辨》赞扬曹雪芹是第一流的文学天才，说他的书是一部自传，一部悲剧，一部情场忏悔之作，一部怨而不怒的小说，如今看来，这些还比较普通。最让人惊叹的是，俞平伯居然能够通过文本的解析考辨，探索出秦可卿的真正死因。顾颉刚曾经在通信中告知，报载一则传闻，说秦氏因与贾珍私通，被婢撞见，遂羞愤自缢。受此启发，俞平伯结合第五回秦氏判词，十三回中“彼时合家皆知，都有些纳闷，无不疑心”等文字，以及贾珍、瑞珠、宝珠的反常表现，做了一番严密的考证。他的结论是：“秦可卿底结局是自缢而死，却断断乎无可怀疑了。”（中卷第178页）四年之后，胡适购得甲戌本，上有“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之类的早期批语，完全证实了俞平伯的推断。[3]《红楼梦》毕竟是一部小说，诸如此类的文学考证，应当是认识作品思想艺术的主要手段。 其五，最早的佚稿研究与脂评研究。既然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的笔墨，那么他原来的设想究竟是怎样的？《红楼梦辨》有“八十回后底《红楼梦》”一章，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通过对各种线索的梳理，俞平伯认为，曹雪芹原设计贾府因抄家而彻底败落，宝玉因贫穷而出家，诸艳则风流云散。应该说，这都是平实妥当的结论，不甚稀奇。让人诧异的是，他还设了“后三十回的《红楼梦》”一章，即通过戚序本上的批语，勾勒了一部早期续书的风貌，如贾府败落，“树倒猢狲散”；贾宝玉潦倒，“寒冬噎酸虀，雪夜围破毡”，终于“悬崖撒手”，“弃而为僧”；林黛玉早逝，即“泪尽夭亡”；“薛宝钗借词含讽谏，王熙凤知命强英雄”；花袭人嫁给琪官，有始有终，“供奉玉兄宝卿”等。俞平伯当时还不晓得，其实那就是曹雪芹佚稿中的情节，戚序本上的批语实即脂砚斋评。从这个角度上讲，《红楼梦辨》做了最早的佚稿研究与脂评研究。这是现今的两个显赫的红学专题，俞平伯也是开山祖师。 上述五个方面，都是极简略的概括。从中已经可以看到，《红楼梦辨》篇幅不大，却涉及了红学的诸多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胡适《红楼梦考证》所开创的“新红学”，因此大放光彩，迅速成为了《红楼梦》研究的主流。俞平伯是“新红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学术贡献相当显著，相当重要。 俞平伯的卓越之处在于，他决不以《红楼梦辨》为满足，而是善于再三反省，勇于修正错误。最明显的例证是自叙传说。《红楼梦辨》出版两年之后的1925年2月，他发表了《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说：“究竟最先要修正的是什么呢？我说，是《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这一句话。”然后指出：“本来说《红楼梦》是自叙传的文学或小说则可，说就是作者的自叙传或小史则不可。我一面明知《红楼梦》非信史，而一面偏要当它作信史似的看。这个理由，在今日的我追想，真觉得索解无从。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自己做的即非谜，亦类乎谜，不过换个底面罢了。至于谁笨谁不笨，谁知道呢？”[4]这种反省是诚恳的，深刻的。余英时因此感慨道：“俞平伯应该是最有资格发展红学史上新‘典范’的人。而且事实上他早期的若干作品，如《论秦可卿之死》和《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图说》便已具有孔恩所谓‘示范’的意义。”[5]俞平伯确实已开了新的风气，代表着“新红学”发展的正确方向。 1952年9月，俞平伯对《红楼梦辨》进行了修订，改名《红楼梦研究》，重新出版。此书是新中国的第一部红学专著，两年中印刷六次，销行两万五千册，当时在学界引起了轰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俞平伯是新中国当之无愧的首席红学家，亦即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在《红楼梦研究》的自序中，他再次检讨自叙传说：“把曹雪芹底生平跟书中贾家的事情搅在一起，未免体例太差。《红楼梦》至多是自传性质的小说，不能把它径作为作者的传记行状看啊。”[6]基于此项认识，他把《红楼梦辨》中的《红楼梦年表》删掉了。另外，关于戚本校勘、佚稿研究及脂评分析的章节，都根据新材料作出了重要修改。增加的章节，全部针对文学考证与版本研究。所以说，《红楼梦研究》是对《红楼梦辨》的深入与扩展。 岂止《红楼梦研究》，1923年以后，俞平伯的红学都是对《红楼梦辨》的深入与扩展。他的《读红楼梦随笔》属于文学考证，他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属于脂评研究，他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属于版本校勘。即使到今天，至少半个世纪前的这些红学论著所获得的成就，都是绝难忽视的。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俞平伯的学术反省贯穿了他的一生，从未休歇，直至辞世。如关于后四十回的评价问题，显然一直困扰着他。《红楼梦辨》对后四十回有批评，也有肯定，那跟全盘否定高鹗的偏激之谈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俞平伯晚年仍对此自责不已。1990年秋，在弥留之际，他用颤抖的手写道：“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另纸又写：“千秋功罪，难于辞达。”[7]如此直截，如此明白，如此坦然，如此决然，表明俞平伯念兹在兹的是《红楼梦》，而不是后人如何评说他个人的学术。他的正直无私，他的纯真洁净，由此显露无遗。 在20世纪，涉足红学的著名学者有很多，王国维、胡适、吴宓、鲁迅是其中的佼佼者。不过他们的兴趣较为广泛，主要不以《红楼梦》研究名世。俞平伯则有所不同，他把自己一生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红学之中，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赢得了学界的普遍尊重。相比之下，他的诗文创作和诗词研究反倒成为次要的了。尽管50年代曾经遭遇大规模批判，个别人在十年浩劫之后犹然刻意贬低他的红学贡献，甚至企图贪他的功劳为己有，然而这些终究都无损于他的伟岸。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包括《红楼梦辨》在内的俞氏论著可以作证，它们的作者是两百多年来最为杰出的红学专家。 一曲《红楼梦》，声声醉落霞。身为天上玉，故探镜中花。 谨以此文敬献清台——纪念俞平伯诞辰110周年暨逝世20周年。 2010年岁次庚寅中秋于京郊 原载：学术交流网/红学问题评论/2010年10月15日发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