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璇琮先生乃当代古典文学研究的巨子，且以扶勉同仁、奖掖新秀的美德而盛誉当下。自改革开放以来，傅璇琮先生为学界活跃学者的著述序言，已有序文近八十篇，从整个的学术思想、观念、范式、视野、方法等方面，揭示出具有开拓、创新意义的大势与走向，推动与引导了整个学术研究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傅璇琮先生的泰斗之尊的地位，展现了他的学术之卓识远见，也充分体现了他的领袖风范与人梯品格。 一、“志于道”而“据于德”的推助 在20世纪最后三十年中，傅璇琮先生取得了卓著的学术成就，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他曾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国家古委会秘书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等多项要职。借用程千帆先生的话说，“即使对现代中国学术动态不十分留意的人，也不会忽略傅先生的学术活动，特别是他在唐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活动和成就。总的来说，在20世纪最后三十年中，傅先生所取得的成绩是卓著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从他的实践来看，几十年中，他是在不知疲倦地有目的地追求，他的追求看来很明确，用成语来说，就是《孟子》所说的‘善与人同’，荀子所说的‘学不可以已’，《礼记》所说的‘在止于至善’。” 已故的程先生所评是很合乎实际的。孔子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傅璇琮先生凭其“道”而游艺于学坛。学高为师，行高为范，璇琮先生言则成文，动则成德。由于先生特殊的地位和经历，也由于先生的谦逊而坦诚的为人，自然深受到学者们的衷心拥戴，自然形成了先生在学界的领袖地位。因此，学人们也都以傅璇琮先生序书为荣耀。傅璇琮先生所序书的作者，从辈分看，有出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老一辈，也有50、60后的新一代，大多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海内外学术界已经形成较大影响的一批学者的学术专著；从地域看，大多是大陆各地高校的教授，也有港台以及美国的学者。这些著述如陈贻焮的《杜甫评传》序、罗宗强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序、邓绍基的《杜诗别解》序、曹道衡的《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序、吴承学的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序、吴汝煜的《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序、孙映逵的《唐才子传校注》序、陶敏的《全唐诗人名考证》序、郁贤皓的《唐刺史考全编》序、陈良运的《周易与中国文学》序、赵逵夫的《先秦文学编年史》序等。傅璇琮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的学术特点格外关注，以扶持奖掖为己任。所序书的学者如陈尚君、程章灿、戴伟华、张宏生、程国赋、毕宝魁、胡可先、陈飞、刘明华等。后进如笔者也有幸得到先生之垂青，序拙著两部。 傅璇琮先生在这些序中，流露出溢于言表的兴奋之情，他对于学术上有创见、有潜力的中青年学者的奖掖有度，褒赞有加，充分展示了先生的博大胸襟与高远识见。诚如傅先生所言，其序书具有“辩学术，论世情，记交谊，抒己见，重理趣” 的旨趣。因此，其序中的论世情、记交谊的部分，是可作为非常珍贵的文苑逸话来读的。璇琮先生在为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所写的序的开头，就激情满怀地盛赞作者，对尚君的学术和人品做了精要的概括，指出他治学的特点，特别欣赏他求全求实，细心考辨的学风，同时还归纳了他治学的路数。傅先生十分高兴地看到了陈尚君的学术潜力和前途，他逢人说项，在不少重要会议上力荐。傅璇琮先生他长期担任中国唐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因为年事渐高，他两届换届选举时力辞而欲退居二线，其推荐的第一人选就是陈尚君。2008年的黄山会议，终于遂愿而让陈尚君执掌会长帅印。璇琮先生因为学界的领导地位，接触面广，交游也多，朋友遍及学界的各地各个层面。另一方面，他又因为在学界任职多，自己还有很多大的研究项目要做，非常忙碌。但是，他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令年青学人高山仰止，求序者夥夥。 作序这类事情，劳而无功，有些大学者往往是不愿做的。而傅先生却义不容辞，大多乐意承担。尤其是先生绝不敷衍，绝无逢场作戏或者东拉西扯的应付。很多书序，因为书的内容不熟悉，撰写时甚感艰难，而需要先生反复研读书稿。璇琮先生曾多次说他有一个习惯，“为友人作序，虽然不过一二千、二三千字，但总要翻阅全书，有时不止看一遍”。先生每作序前，必通读原稿，于落笔之际，又慎重斟酌，且严守学术立场，不作空泛的虚美之论。笔者曾受其亲炙，感动不已，在《儒林心史》的后记中写道：“先生年近耄耋，且手脚微有残疾，行动不便，而接到书稿后的第二天即出差上海，旋即宁波，复归北京。先生将书稿带在身边，沿途有暇时便随即翻阅研读，写成三千字之序文。傅先生右手不便书写，而手书竟达十页，且字迹清晰，秀朗而不失遒健，诚可作硬笔书法之杰作收藏也，然而，其艰难程度也可想而知。先生之隆情厚谊，炙我深刻矣。”先生对于寄稿求序者，不论熟识与否，只要其书有可取处，都不遗余力予以褒扬，既充分肯定他们的新著所取得的成就，又不失时机地提出针对性意见以供参考，表现出可贵的学术度量和严正的治学态度。读其序，即读先生其人，真切感受到先生的思想学识、眼光胸襟、才情气度，深深为他热忱学术、真诚助人的精神所感动。 傅璇琮先生的这些序文，多数写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这些序文可见一斑的是，那时傅先生就威望日高，声誉日隆，其领袖地位也自然形成，成为古代文学研究者高举起来的一面旗帜。再者，唐代文学研究所以兵强马壮，人才辈出，阵容强大，与傅璇琮先生的影响与经营是分不开的。然而，傅先生在其《唐诗论学丛稿》的后记中则说：“近十年来，我有两个收获，一是写了几本书，二是结识了不少学术上的朋友。在某种意义上说，第二个收获比第一个更宝贵，更值得忆念。”先生把为人作序之事说成是多交了几个朋友，这种大境界大胸怀感人至深，也正展示了他的那种学术的领袖风范和人梯品格。 二、“言必中”而“行必称”的引领 扬雄云：“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称也。” 故而，王充亦云：“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人弥明。……人无文德不为圣贤。” 傅璇琮先生德学兼修，高屋建瓴，瞩目现实，见解精辟，发论宏旨，借序而论学，引导着学术方向。傅璇琮先生所序书，其研究领域，上起先秦两汉，下迄魏晋唐宋，直至元明清而现代，涉及到的研究内容、研究形式也各式各样，有专著，有论文集，还有古籍整理如编年、笺注、书目、总集、丛书、评传、文学选本、地方文献、域外汉籍等，甚至还不止于古代文学研究。纵而观之，既可看到新时期以来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波澜壮阔场景，又可看到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转型与大势走向的历程。璇琮先生之自身，既是治唐宋文学的专家，又有多年从事出版工作的经验，还主编《全宋诗》、《全宋笔记》等好几套大型丛书，其学术成就早已为学界所高度肯定。上世纪70年代末，他即被锺书先生引为“精思劬学，能发千古之覆”的“畏友” 。傅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等著作，曾产生了引领学术风气的作用，尤其是他在《唐代诗人丛考》中所体现的严谨扎实的考证与开阔的学术视野相结合的学风，成为新时期学术风气转变的开端。 但除了专门著作，作者近20多年来还常常就学术研究的布局、结构、方法、范式等，以论文的形式在不同时期做出及时的设计与推引，从而引导学术研究朝着健康的方向推进。而这些“序”也就是传载其观照而“号令”当下的一种很好的形式。因此，先生身先士卒，领风气之先，故而也就能够视野宏阔、高屋建瓴地把握研究的大势走向，眼光锐利、评衡确当，见解精辟，辨章学术，审定是非。傅璇琮先生有一篇长序，是为《五代诗话》的点校本所序，该书的作者是美籍华裔学者李珍华。序中傅先生叙说他与作者的友谊，充分肯定了作者“广阔的世界史知识和深湛的文化史研究素养，注意到唐末五代在中国历史和文学中的特殊地位”，傅璇琮指出，过去长时期对五代文学的漠视，主要还是观念上对文学变迁的阶段性认识不足。五代文史一向被认为格调不高，而郑谷、罗隐、卢延让、杜荀鹤等唐末五代诗人也一直遭到轻贱，因此，这一段时期的唐代文学历来研究薄弱。而五代的南方战乱较少，社会比较安定，水路交通便利，新城市兴起，这些城市文化形态，明显地不同于北方黄土地，对后来的文学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傅璇琮先生在序中指出：“五代，它在各方面说是一个过渡，但这个过渡在历史上却带有关键性质，只有透彻地研究这个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对宋代及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诸形态才能有清楚的了解。”因此，先生正色地告诫说：“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如果到现在还不重视对历史过程的周密而客观的研究，那只能是原地踏步，即使写出多少大的论著或编出多少大的工具书，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20世纪80年代，被后来的文学史家们命名为“方法论年”。外来的文化思潮和批评模式，使研究者自身的批评本位意识与批评能量得到强化，也打破了学界封闭多年的千篇一律的研究模式，使古典文学研究别开生面。但是，中西方话语存在的主客观条件的差异，使国外文艺理论的移植没有多少很成功的范例。傅先生写作于这一时期的几篇序，便是很有针对性的针砭与引导。1987年在为孙映逵写的《<唐才子传校注>序》中，先生深有感慨地说：“我现在常常感到，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学问，掌握理论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吸收一些新方法也是需要的，但我们还应立足于我们自己的学术土壤，要有传统的治学方法的训练，这是一种基本功。”这段话，先生是根据当时学界轻忽校勘而提出的，先生认为：校勘的意义，“不仅仅是对古书某些字句的校误补缺，且是学术史上长期积累形成的一种求实学风。”1988年，先生又在为吴汝煜写的《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序中指出：广搜博引，爬梳抉剔，“在当前讲究‘短期效应’的趋势中，更不容易做到。但就学术工作的整体来说，这又是非做不可的。我们应当把眼光放远一点。学术上的一些基本工作，是不应该受什么‘热’的影响的，比起轰轰烈烈的什么‘热’来，它确是比较冷。……我觉得我们应当提倡这样一种学术品格，那就是舍易就难、舍热就冷。”先生的这些忠告，呼吁研究者不要盲目跟风，更不可食而不化。他劝诫研究者们要多做务实的、艰苦细致、费时费力的差事。研究古代文学，不能过于强调对规律的探讨，而相对忽视具体的研究。先生认为，学术研究应立足本土，重视传统，打牢基础，适当结合新方法，重在解决实际问题。这些观点，现在听来，也有发聋振聩的效应。 傅璇琮先生的不少序，每每提出一些较强学术前瞻性的话题，有时候虽然只是稍加点拨，却给人以很多也很大的启迪。先生说：“我们的唐代文学研究，应当把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把文献钻研与实地考察结合起来。”（《天台山历代诗》序）先生的意思是，这里是能够做出很多的唐代文学研究文章来的，同时，也指出了具体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而重视实地考察，也是先生的一贯的研究思路与特点。他在为毕宝魁的《韩孟诗派研究》序中认为：“我们要把现有的研究再跨前一步，就要扩大作家作品的探索面，并把作家活动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更好更细地结合起来，使人觉得这一作家确是一个活的人，有个性的人，有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特色的人。要努力显示古代文学的原貌，使我们今天能走近它的时代。”因此，先生提倡像闻一多那样“把古书放在古人的生活范畴里研究”。这是探骊得珠的真谛，说到了当下古代文学研究的软肋上，是深化古代文学研究的金点子。傅先生指出：“文学史的研究，说实在话，无非一是史料，一是史实。史料是固定的，你可以搜集到，他也可以搜集到，但史识却不一定，而且史料的选择往往决定于史识。对于史家至关重要的有些史料、证据、事实，往往在一个特定的命题中才有效，与此命题相抵触的材料则会有意无意地忽略、遗漏甚或排除。而另一方面，有些看来极平常、极一般的材料，由于研究者特有的见识与方法，它们一下子会显得非同一般，极为精彩。”（方勇《南宋末年遗民诗人群体研究》序）先生的这些观点和意见，已经超越了对具体文本的审读，而站到全局的高度，站到研究的前沿。他又一针见血地说：“文化史研究确是近十年来古典文学界的一个热点，也是值得肯定和重视的一大发展，但也应该看到，这些年来，伴随着某些炒作，一种虚空、假造的作风也有蔓延之势。有些打着文化研究的旗帜，口气很大，实际则是不踏实地，卖弄一些新名词、洋句子，有时故意造一些晦涩难懂的长句，完全与所论述的学术对象没有关系；有些则对古代已有的一些所谓概念、术语、范畴，等等，作一些位置性的移动，并无学术性创新可言。”（程国斌《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序） 新时期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市场经济大潮涌起，物欲横流，人心不古，急功好利，急于求成而引发的弄虚作假的案例不计其数，学人的学术真诚发生危机。1999年傅璇琮先生在为郁贤皓的《唐刺史考全编》的序中，赞赏郁贤皓以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的优势来搞唐史研究。先生在文中为当下研究“不大注意文献史料及人物事迹的考证”而深感遗憾，他指出：“我自己做学问，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深感研究古典文学必须文史并治。……我近年来常看到一些学者写到某个时代文学的文章，往往写得很有情致，词藻也很美，但文中所举的例子，有些并非属于这个时代，读后不免使人感到遗憾。研究诗词，固然应深研作品本身，体味其艺术韵味，这是必须的，但不能忽略其时代和社会。”先生是借机在提倡一种严谨学风，一种实证训练，提倡以史为基的文史兼治的研究，并且要求年轻一辈学者能与前辈学者接轨。傅璇琮先生的序，常常就是这样借题发挥而抓住纠偏的机会，顺势一击，猛然发威，具有拨乱反治的意义。他在这些序中，对文学史研究、古籍整理乃至文化研究、出版事业等，都发表了极好的精辟见解，也表现出其救弊纠偏的自觉担当。这些真知灼见，对古代文学的大势走向都不无及时矫正与指引作用，具有发人深思的警示与引导，读后深感顿觉，大受启发。在这些序中，不仅仅让我们读到傅先生的博大精深，看出他的重要影响，也深刻感受到他在推动当今古代文学研究上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充分凸显了他在学界的领袖风范与人梯品格。 三，“淡如水”而 “切于学”的审辨 大凡名家为序，除了具有扶植新人的义务外，更重要的是帮助读者深入堂奥，往往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与史料价值。序者不仅要对作者、作品作介绍和评论，也常常借序的机会对书中的观点作引申和发挥，甚至还要与不同的观点展开争鸣，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同时序也生动地反映出序者的学问和境界。我们从傅璇琮先生的序中看到了先生的真学问和真性情。他在《学林清话》的自序中说：我为友人序书，大致有两种意向：一是抒“淡如水”的友情，二是述“切于学”的旨趣。因此，他的这些序的写作，文风朴实，行文畅达，长则万言，短则千字，形式自由，思想活泼，其精辟见解不时夺目而出，而被序者包括读者则大有如坐春风之温馨感。 傅璇琮先生是公认的学界权威，而只要与傅先生有过一点接触的人，都会感受到他的异常谦恭，没有丝毫的盛气凌人的学霸气味，从未见到他颐指气使的样子，也不是居高临下的谆谆告诫，或者作高视阔步的夸夸其谈。先生与学界的同仁，哪怕是初出道的学人，都一律待之如朋友。他在好几篇序中，多次引用南朝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的一段话：“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先生视那些著述者们为知音，而著述者也视先生为治学的“知己”。他以序书的形式，生动地记述了先生与诸多学人之间的高洁情谊。尚永亮先生评价说：“从这个层面来讲，‘知音’的含义实际上已具有整个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的大知音的意义”，因此，他的“序文，常常显示出他这种‘大知音’与规划设计师的睿智。细心的读者读过此书后，定会对此有真切的感受的。” 璇琮先生在自序中提出的“淡如水”的友情，其实正反映了先生宽厚仁爱而奖掖后进如恐不及的美德。先生有一篇《缅怀钱钟书先生》的文章，首发在《文化昆仑》上，先生在文章中以切身的感受回忆大师钱钟书学风上的两大特点：一是对晚辈的赞赏和扶掖，一是一丝不苟而从严求实。先生感叹曰：“这种风度，真能使人廉立，针砭士风”。 傅璇琮先生也正是以前辈学者为楷模的，在其交往与序书中，无不体现了傅先生的这两种品格。他在这些书序里，本着对作者、对学术负责的精神，以长者的宽厚，以朋友的亲善，取商榷的态度，和颜悦色，和风细雨，即便是指出作者书中的不足之处，也让被序者心悦诚服，感佩至深，而我们阅读起来也极感愉快，亲切温馨，如话家常，如沐清风。 傅先生在作为同道为学人学术著作作序时，于切磋学问上是极用心力的，几乎每一篇序文都把谈学术和论世情很好地结合起来了，言不苟发，针对性强，褒贬也分明，往往能以简要的语言归纳出作者的某个方面的学术特点，并常常直击学界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体现出高远的学术眼光和精深的学术见解，也反映了先生不曲学阿世的求实精神。先生的言不苟出，自然主要是他的序对文本的深刻而中肯的评点与剖析上，其序还有一个很重要特色就是，先生充分利用了序这种文体的广阔包容性，而将自己对学述甘辛、世道人心的深刻思考，穿插其间，贯通其里。先生的这些思考，由所序书中的话题引发，而又将所序书中的观点升华。那些未曾写入专著的，未曾写成专篇论文的真知灼见，在那些序中随文生发，妙论四处。 傅先生在多篇序言中陈述己见，强调学人需保持定力，需具寂寞之心。傅先生认为学人应有一种“傲世的气骨”，“要有一种高层文化导向的自期”。傅先生序中特别注意古典文学研究的新进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古典文学研究正处在激烈的转型期中，先生在好几篇序中都表现出深深的忧心，大力提倡有根基的理论和有实学的方法论。先生的这种具有强烈针对性的不苟发之言，建筑在学术良知之上，也与先生自觉担当的学术道义感密切关系，读他的这些序言，如见先生的那种诲人不倦的、孜孜兀兀的恳切情貌，深切感受到先生弘扬优良传统、提倡优良学风的良苦用心，也是很能看到作者对学人的友情、学术见识与人格风范的。璇琮先生十分看重朱东润先生的治学与为人，他在一篇“读朱东润先生史传文学随想”文章的开篇就这样写道：“读朱先生的著作，总会感到一种人格力量，又能受到做学问的一种极难得的启示和陶熔，那就是对中国古代的历史，既要有理性的思索，又要有情感的倾注，这样才能使传统的研究蕴含一种‘秋冬之际’、‘山阴道上’的眷恋情怀，又能有一种‘仲春令月，时和气清’的疏朗气息。” 这篇文章的正标题就是：《理性的思索和情感的倾注》。这是一种文风，是一种人格境界，是傅璇琮先生序风的特征和追求。 傅先生身为著名古典文学专家，于辨章学术、品鉴优劣时既能举重若轻，高屋建瓴，又能将一种真挚情怀及其对世事人生的体验和品味融涵其中，令人读后获得多方面的教益和收获。他的这些序言，因所序对象不同而各具面目，但有一点是很突出的，也是共同的，这就是不故作高深，也不故弄玄虚，动之以情而晓之以理，文情并茂而润物无声，文势沉着而起伏宛转。因为先生往往能够在细读原著的基础上而深入体察著者用心，因此，其见解体贴入微；且又因为先生熟谙序法而能够披情入理，因此，其行文富于理趣。加之先生的博学，典故新籍随手拈来，古与今、情与理、文与人妥帖联系，既有谈学术的深刻，又有论世情机智，让人如饮醇醪，玩味再三。傅璇琮先生视野宏阔、高屋建瓴，把握了研究的大势走向，其所著序文，从整个学术的思想、观念、范式、视野、方法等角度发出，评衡确当，见解精辟，辨章学术，审定是非，揭示出具有的开拓、创新意义的大势与走向，推动与引导了整个学术研究的发展与进步。而我们同时也可从中获得拓展学术研究思路之启迪，兴奋地看到先生学识和人品之高境，感受到先生在学界的领袖风范与人梯品格。 原载：《宁波大学学报》2012年第一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