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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浩然研究》是王辉斌先生出版较早的一部著作，也是其继《李白求是录》、《杜甫研究丛稿》之后的又一部力作[1]。王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发表《孟浩然集中之卢明府探考》（《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孟浩然入京新考》（《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8年5期全文转载），以及《孟浩然生平研究综述》（《四川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5年8期全文转载）等文后，又用了近10年时间，搜蓃资料，思考学界孟浩然研究所得与缺憾。这期间的甘苦，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什么都可以放弃，什么都可以不在乎，前人所谓‘咬住青山不放松’者，我之所为……”努力必有硕果，2002年1月，近30万字的《孟浩然研究》一书，如期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刊梓，这是他奉献给唐代文学研究又一部力作。 由2002年至2014年，《孟浩然研究》虽然已出版了10多年之久，但我在重读王先生的这部著作时，却觉得其中的学术价值，并不曾因时间的推移而减色，特别是在治学方法方面，更是有许多值得学习的东西，如强烈的问题意识即为其一。我敬仰王先生在研究孟浩然过程中的问题意识。研究专著要关注学术问题，这是很常见很普遍的常识。然而，一部学术专著关注问题的密度、所关注问题的学术价值以及对这些问题的掌控成度等，不同的专著有着不同的特点。一些学术难题，经王辉斌先生反复思考，亦能有所突破。一些学界有争议的问题，他往往会认真审视其中是非混淆。对自己研究成果中出现的纰漏舛误，他在掌握新材料的基础上即予以纠正。这样，《孟浩然研究》解决了孟浩然研究学术史上一系列重要的问题。他在“我与孟浩然研究（代前言）”中说： 孟浩然的生平，虽然没有王维、李白、杜甫等人那样复杂，但因现存有关这方面的资料甚少，而致使诸多问题众说纷纭，中的者鲜，如入京的时次就是一例。传统的说法，孟浩然一生只到过一次长安，那就是被两《唐书·孟浩然传》记载为“应进士”的开元十六年。但自20世纪80年代初始，学术界则先后提出了开元十五年入京说，以及两次说、三次说、多次说等说法。针对这种情况，我在《孟浩然入京新考》中认为：孟浩然一生曾两入长安，第一次为开元十一年冬，第二次为开元十六年之二十一年秋，所谓第三次即孟浩然开元二十二年前后入京说，纯属子虚乌有。……但事隔十馀年后，当我在撰写《孟浩然研究》的过程中，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审视时，却发现我所持孟浩然在开元十六年至二十一年二入长安的说法，是大有问题的，原因是孟集中有可证开元十九年的孟浩然仍在襄阳。针对这种情况，我便在《孟浩然研究》的第一章中，特立“三入长安”一节予以纠正。 据所引文字可知，《孟浩然研究》对待学术问题细心谨慎的态度。再以第一章“孟浩然的行止”为例。第一节“概说”乃孟浩然生平研究成果综述，王先生条叙孟浩然生平事迹：生于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在今湖北襄阳市（原文作“襄樊市”，引者改）襄城区的钱营度过少年时期；开元五年（717），孟浩然首次离开家乡至江夏（湖北武汉）、再到岳州（湖南岳阳）；开元六年（718），孟浩然由岳州至荆州、复还襄阳；开元九年冬（723），孟浩然再次游湖湘；开元十一年（723），孟浩然奉“命”首入长安；开元十二年，孟浩然由秦入蜀，之后在江夏逆汉水回襄阳；开元十三年（725），孟浩然首游越剡，在维扬（今江苏扬州、南京一带）与李白相识，本年秋，南游会稽等地，在乐城与张子容相晤；开元十五年（727），复还襄阳；开元十六年（728），孟浩然二入长安。开元十八年（730），孟浩然自京还襄阳；开元二十年（732）春，孟浩然至洛阳，约是年底，由洛阳三入长安；开元二十一年（733）秋后，孟浩然在长安与李白二次相会，未久，出长安至洛阳，约第二年岁底前后还襄阳；开元二十三年（735），与李白再会襄阳、三游越剡、至江夏等地，旋，还襄阳；开元二十四年（736），为宋鼎襄府从事；开元二十五年（737），入荆州大都都府长史张九龄幕府；开元二十七年（739），孟浩然辞荆州幕府，南游洞庭，复还襄阳；开元二十八年（740），与王昌龄聚，食鲜而卒。上述作家行年述录，其价值，一是汇集了近年孟浩然生平研究成果，略同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研究综述。二是为孟浩然绘制了一份年谱简编，从其生年“永昌元年”始，迄其卒年“开元二十八年”，以孟浩然为谱主，汇存张说、陶翰、袁瓘、李白、张子容、王维、萧诚、储光羲、王昌龄等多位文士交游的资料。三是为孟浩然《望洞庭上张丞相》、《荆门上张丞相》、《赴命途中遇雪》、《送袁太祝慰豫章》等作品系年。有些作品，如《望洞庭上张丞相》，其“张丞相”为谁，该诗作于何时何地，学界颇有异议。《孟浩然研究》认为“张说在任岳州刺史期间，曾多次在岳阳楼上举办‘诗酒笔会’……孟浩然这次南游湖湘时，便有幸参加了其中的一次盛会，并当场写了一首《望洞庭赠张丞相》……张说在读了孟浩然的这首干谒之作后，对他的才干大加赞赏……”（第1页）从解决问题角度，这些观点，无疑为该诗异议增添新说。 通观《孟浩然研究》全书，不仅第一章是这样，第二章以后亦是如此。诸章节问题荟萃，读之，收益良多。如第二章考论“孟李过从”、“孟袁交往”、“孟卢之辨”、“交游补笺”，第三章论孟浩然“版本源流”、“诗歌辨伪”、“诗题辨正”、“诗歌编年”，第四章之“分类透视”、“五古论析”、“五律探骊”、“五排窥妙”，第五章之“系年辨误”、“刘谱商榷”、“曹谱考辨”、“佟注志疑”等，每节所及，少则数个问题，多则数十个问题。现以第五章第二节“系年辨误”为例简要说明。这一节，《孟浩然研究》旨在对徐鹏《孟浩然集校注》附《作品系年》之误“择其要者做一拈指性评述”（第198页），指出该书在系年时，对“孟浩然送子容赴举”、“张子容尉洛城”、“首入洛阳”、“岭南访袁”、“开元十五年行事”、“长安诗作”、“自洛之越”、“入蜀之行”、“孟、卢、张酬唱”、“开元二十四年行事”十个方面问题进行了辨疑指正。实际上，该节论及的问题远不止十个。如“开元十五年行事”条： 《系年》于开元十五年内共系了孟三事：其一是“经江夏去广陵……冬，自广陵溯江而上”还襄阳；其二为在襄阳送友人“辛大”入京应试；其三即孟在是年底“动身入京”。按此三事的系年全为错误。关于孟游广陵，李白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替其送行事，乃在开元二十三年春…… 孟集中《送辛大不及》（《系年》系此诗作年为是年，误）之“辛大”，即襄阳人辛之谔（孟集中另有《夏日南亭怀辛大》、《张大及辛大见寻南亭作》、《西山寻辛谔》、《都下送辛大之谔》四诗，其中的“辛大”、“辛谔”、“辛大之谔”，均即辛之谔，作“辛谔”、“之谔”者均误，原注）。据《新唐书·艺文志》、徐松《登科记考》卷七，知其开元十七年因上《叙训》二卷而授长社尉，藉此，知其入京应试非在开元十五年而是开元十六年。关于孟浩然的入京“应进士”，两《唐书·孟浩然传》均载为“年四十”即开元十六年，但《系年》却较此提前一年，并系《赴京途中逢雪》诗于是年底以为其据。按是诗有云：“迢递秦京道，苍茫岁暮天。穷阴连晦朔，积雪满山川。”据此，知孟浩然此行入京时，“秦京道”乃是“积雪满山川”，其即写诗以纪其行。然检两《唐书·玄宗记》及《五行志》，开元十五、十六两年内“秦京道”均无大雪之记载，则是诗之作非在开元十五年即可遽断。如此，《系年》的开元十六年的入京说，也就成了缘木求鱼。而事实上，此诗为开元十一年因张说之荐奉诏入京时所写，对此，拙作《孟浩然入京新考》已曾详考…… 据所引文字可以看出，《孟浩然研究》关注了研究问题的三个特点： 第一，对研究既定对象的关注。这部分，其主题内容是指正徐鹏先生《孟浩然集校注》之《作品系年》，就“开元十五年行事”而言，王先生指出“《系年》于开元十五年内共系了孟三事”、“《系年》系此诗（《送辛大不及》，引者注）作年为是年，误”、“则是诗之作非在开元十五年即可遽断”、“而事实上，此时为开元十一年因张说之荐奉诏入京时所写”等，可见，《孟浩然研究》关注学界问题，其最终是为了解决问题。以我之浅见，“关注问题”易，“解决问题”可谓难之又难。类似者，在《孟浩然研究》中极为普遍。该书每一章节均设定明晰、具体的研究对象，从无赘余。对一些复杂的论题，王先生如快刀斩乱麻一般。如第三章第二节考述“现存历代孟集刊本”，《孟浩然研究》分“宋蜀刻本”、“明刻本”、“清刻本”三部分，每一种本子的叙述多则200余字，少则100字左右，皆题旨清晰，层次分明。 第二，将相关问题纳入研究范畴。如论述孟浩然开元十五年行迹，王先生云“孟集中《送辛大不及》之“辛大”，即襄阳人辛之谔”，并指出《夏日南亭怀辛大》、《张大及辛大见寻南亭作》、《西山寻辛谔》、《都下送辛大之谔》之人名“辛大”、“辛谔”、“辛大之谔”等，均辛之谔。这一问题虽小，然它却是研究孟浩然生平交游的一个重要部分。近年，《全唐诗》人名、物名受到学界关注，据此也能看出，对“辛之谔”生平事迹的考论，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一特点，见于其他章节者甚多。如第三章第四节“诗题辨证”说：“然从唐诗制题艺术的角度进行考察，《英华》（即《文苑英华》——引者注）中的诗题属于‘以序代题’的产物，而唐诗中的‘以序代题’始于杜甫，且时间在天宝初年……”这里，王先生不仅探讨了《文苑英华》对孟浩然诗的著录状况，也指出了《文苑英华》中一类诗题的特点，而且，又探讨了“以序代题”的创始人及产生年代。据此可见，《孟浩然研究》一书是具有宽阔的研究视野的。 第三，注重从宏观与微观等不同角度关注研究问题。研究角度是探寻、解决研究问题的关键，它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如王兆鹏《两种视觉看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即可为例证[2]。从宏观上讲，王先生在论述伊始指出“《系年》于开元十五年内共系了孟三事”，这是阅读思考的结果，也是思考研究问题的发现与概括。从微观上，这部论述，王先生为《送辛大不及》、《赴京途中逢雪》等诗《系年》，又考定“《系年》的开元十六年的入京说，也就成了缘木求鱼”，据此可见，《孟浩然研究》发现问题、研究辨疑的功力。这一特点，亦见于《孟浩然研究》其他章节，如考述孟浩然交游、版本源流等。《孟浩然研究》的这一成就，亦见附录部分沈小川之文《从“知人”到“论世”的全过程探索》，该文指出王辉斌先生研究孟浩然具有“多元‘论世’：对唐诗宏观与微观的具体把握”的特点，此亦可为证（第276页）。 《孟浩然研究》另一值得关注的地方是其搜蓃材料功夫。掌握充分的材料以论证所发现的研究问题，对研究者来说，这已不是新鲜话题。然而，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方式以及不同的研究成果，对待材料的特点是不尽相同的。具体到《孟浩然研究》，其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对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全面了解。《孟浩然研究》十年磨一剑，其功力之一即在于对该领域学术史得精熟！王先生长期关注本领域研究成果，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对孟浩然研究的过去、现在，王先生如数家珍。如第一章第三节研究孟浩然“由秦入蜀”时说：“在孟浩然的生平研究中，入蜀问题是最令研究者感到棘手的一道难题。故而，建国以来所出版于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著述，如陈贻惞《唐诗论丛·孟浩然事迹考辨》、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孟浩然行止考实》、徐鹏《孟浩然集校注·作品系年》、李景白《孟浩然诗集校注·前言》、 赵桂藩《孟浩然集注·入峡寄弟（注）》，以及拙作《孟浩然年谱》等……这些著述无一不是以孟诗为依据而获得的……”（第15页）据此可见，王先生对孟浩然“由秦入蜀”学术史的熟悉。只有这样，研究时才清楚何者为“新”。也正是这样，才有“新考察”、“新结论”的可能。 有时，对某一问题，《孟浩然研究》学术史研究的方式溯源逐流，这样，其价值就略同于某一问题学术史研究的研究。如第四章第二节“分类透视”对“孟诗分类的历史概况”的研究： 据《新唐书·艺文志》的记载，孟浩然诗歌于唐代共有两种抄本在社会上流传。一是孟浩然之弟孟洗然所编次的《孟浩然诗集》，分上中下三卷，收诗210首，一种为宜城人王士源所编次的《孟浩然诗集》，亦分为上中下三卷，但收诗为218首，且按题材分为七类。王士源的这种“别为七类”的分类本孟集，是孟浩然研究史上最早的一种孟诗分类本，其七类的划分具体为：游览、赠答、旅行、送别、宴乐、怀思、田园。 王士源的这一分类成果，曾为太常卿韦滔在唐玄宗天宝四载（公元745年）缮写该抄本时，完整保留。至宋末元初，刘辰翁（号须溪）首次对孟集进行评点时，又将其分为十类，这种“十类”本被称为元刻《须溪先生批点孟浩然集》。刘辰翁所分十类为：游览（57首）、赠答（42首）、旅行（30首）、送别（40首）、宴乐（16首）、怀思（15首）、拾遗（3首）。其中的“拾遗”乃属对孟诗的辑佚，并不能算为一类，故其实际只有九类。 据此可知，《孟浩然研究》研究孟浩然集版本史的特点：其一，注重溯源原典。如《孟浩然集》，王先生查证唐代两个抄本，这应当孟浩然诗编集最早的两个本子。据这两个本子比较孟集收录诗歌数量、编集特点等，既能看到孟浩然诗集的原貌，也能管窥唐人对孟浩然的接受。其二，该书注重述流注重考查“不变”与“变”的特点。从“不变”角度，王先生指出韦滔缮写时将王士源分类成果“完整保留”，以其“变”的角度，王先生关注到宋刘辰翁评点由“七类”变为“十类”。在此基础上比较，不难看出二者的区别及其特点。 关注学术史，《孟浩然研究》不仅关注学术史上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王先生常常以裁判和法官的眼光审视这些学术现象的特点、考察为何能发生这些现象。如第一章第二节“开元二十年三入长安的原委”，王先生认为：“首倡孟浩然第三次入长安者为王达津《唐诗丛考》，但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所持的第二次入长安说所用的材料却与其相同，即其均以王士源的《孟浩然集序》为据。其实，王、谭之说是不能成立的，理由如下：其一是王、谭皆误解了王士源的《孟浩然集序》之所载……二家之说之所以误解了王《序》，主要是其在文中均扣住‘因入秦，与偕行’六字不放，而没有从孟浩然‘会寮友……遂毕席不赴’的地点进行考察。……两相对比，可知孟浩然‘会寮友’、‘毕席不赴’的地点是襄阳。这说明，王《序》所云韩朝宗‘因入秦，与偕行’并非既成事实，故《新唐书》将‘与’改成‘约’。”据此可见，《孟浩然研究》探讨学术史上“开元二十年三入长安”说，着重点在三个方面：一是观点提出者，二是提出观点依据的材料，三是至误原由。这样，王先生关注学术史，实际上是学术史研究以及学术史研究的研究，其价值，远超泛泛的学术史追溯。 第二，对研究对象的全面研讨整理。《孟浩然研究》对孟浩然生平、孟集作品等做了深入细致的整理研究。该书第一章考辨孟浩然行止，第二章论述孟浩然交游，第三、第四章研究孟浩然作品，第五章就学界研究孟浩然一些争鸣性问题予以进一步探讨，凸显了《孟浩然研究》熟悉孟浩然生平事迹与孟集作品及其相关材料的特点。如叙录孟浩然现存刊本及收录诗歌状况，王先生历数起宋迄清《孟浩然诗集》的十四种刻本，包括其形制特点、收录作品以及刊印传播等诸多方面，并在“诗歌辨伪”中对孟诗传播过程中的疑异问题予以澄清。如王先生说：“唐玄宗天宝四载，宜城王士源首次为孟浩然的诗歌编集，并将其取名为《孟浩然集》，收诗218首。但今存宋蜀本《孟浩然集》却只存210首，较王氏原本少8首……南宋刘辰翁（号须溪）对孟诗的批点……共收诗233首，较王本逸出15首。至《全唐诗孟浩然集》，收诗已达266首之多，而郑振铎汇校本《梦襄阳集》则收诗268首，二者分别较王本逸出48首与50首。”（第112-113页）可见，《孟浩然研究》对孟集熟悉的程度。如果没有精心搜蒐材料，没有广博的阅读研究，要做到这一点，几无可能。 据上文所述，阅读该书时，大到每一章，小到每一节乃至一个细小的研究论题，读者不难发现，王先生精熟其所研究论题的相关材料的功力。这样，研究过程中，往往不自觉地达到大气磅礴、挥手自如的效果。如第三章第三节考述《上张吏部》（第113页）： 此诗最早见于韦庄《又玄集》。李景白《孟浩然诗集校注·补遗》、徐鹏《孟浩然集校注·附录》，均据《又玄集》而著录。《补遗》云：“录自韦庄《又玄集》。又见于《李太白全集》，题作《张舍人之江东》。未详孰是。”《附录》则谓：“此首”从《又玄集》卷上录出，其他各本均无。宋本《李太白文集》、《全唐诗》一七五白下均收此诗，题作《张舍人之江东》。《文苑英华》卷二六九亦作李白诗。当系《又玄集》误收。按徐注本所言为是，因现存的两种宋刻本《李太白文集》（一为北京图书馆藏宋蜀刻本，一为日本京都大学影印静嘉堂藏宋刻本）均收是诗。另，成书于北宋初期的《唐文粹》卷一五亦将是诗题作李白诗。故此，是诗乃却非孟浩然诗。 仅这则不足三百字的考述，引征材料近十种，可见，《孟浩然研究》对待文献材料的熟悉。纵览该书，其涉猎的材料可概括为八类：（1）学界研究成果。如李景白《孟浩然诗集校注•补遗》、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等。（2）唐宋以还的诗文总集。如《文选》、《国秀集》、《河岳英灵集》、《又玄集》、《文苑英华》、《唐文粹》、《唐百家诗选》、《岁时杂咏》、《众妙集》、《乐府诗集》、《全唐诗》、《全唐文》、《唐文拾遗》等。（3）唐宋以还的诗文别集。除《孟浩然诗集》，如《李太白全集》、《曲江集》、《王右丞集》、《高适诗集》、《皎然集》等。（4）史志典籍、类书等。如《汉书》、《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资治通鉴》、《唐会要》、《元和姓纂》、《初学记》、《元和郡县图志》、《與地纪胜》、《襄阳府志》等。（5）书目题跋等。如《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汲古阁书跋》等。（6）金石文献等。如《张九龄神道碑》（徐浩）、《权公神道碑》（独孤及）、《金石录》、《集古录》、《宝刻丛编》等。（7）诗话、笔记、杂史等。如《唐诗纪事》、《瀛奎律髓》、《唐才子传》、《唐音癸签》、《诗源辨体》、《续高僧传》等。（8）海外文献及相关典籍。如日本京都大学影印静嘉堂藏宋刻本《李太白文集》、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等。据此可见，《孟浩然研究》关注材料的视野。其价值，不仅有益于孟浩然研究，也具有为相关领域研究者提供经验借鉴等方法论意义。 注释： [1]本文所论王辉斌先生《孟浩然研究》，为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特此说明。 [2]李浩、贾三强主编《古代文献的考证与诠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97页。 (作者简介：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