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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斌教授的《杜甫研究新探》（黄山书社2011年出版）一书，是其研究杜甫其人其诗的一份重要成果。王教授致力于杜甫研究已有20余年历史。20多年来，王教授先后撰写并发表了32篇有关杜甫的论文（包括1篇译文），年均1.6篇。如此长时间地关注杜甫，研究杜甫，并且发表如此多的“杜学”论文，这在当下杜甫研究的学者中是不多见的。 通读《杜甫研究新探》，有几点印象比较深刻，现将其写出来，与作者与读者共勉。 一是作者的问题意识和思辨色彩。该书分为三编，其中有两编的编名带有“新”字：一是《杜甫生平新证》，一是《杜甫作品新论》。二“新”显示作者立异求新的问题意识。诚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我对杜甫的研究，要而言之，主要是重在对其生平进行了较为系统之考察，故举凡其出生地、卒年、母系、婚姻、行迹、交游等，即皆成为了我所研究的对象，并藉材料提出了诸多与前人時贤迥异的结论。而且，对有些问题的探讨，则是经过了多年次的思索甚至是多回合的论辩后所获得。”由这段自述可以看出，王教授之于杜甫的研究，是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的——如此系统地辨析杜甫的生平，说明作者不是兴之所至般的随意的掇弄，而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一些似乎业已“定论”的问题进行重新思辨与考察，并得出了一些并带有“爆炸性”的新探结论。如杜甫出生地为洛阳说、其婚姻上的续弦再娶说、李杜初识梁园说、李邕对杜甫的影响说、杜甫出峡后两改初衷说、杜甫卒年为大历七年说等，都属于作者独辟蹊径所得之结论，不仅问题意识强烈，而且思辨色彩浓郁。 学术研究从来就没有止境。作者的这些新探结论与新奇认识，自然会引起学界的关注甚至争鸣。比如，作者在《关于杜甫生平的再探讨——对傅光、孙微、吴明贤等人商榷之再商榷》一文中，对20余年前有关杜甫的生年、婚姻以及《江南逢李龟年》的作者问题引起的争鸣进行了集中回应。作者在文章说：“自1997-2006年的约十年间，先后有傅光、孙微、李君鉴、吴明贤四人撰文，以就我于此前关于杜甫生平研究中的生卒年、婚姻、作品权的归宿三个问题，分别进行了质疑、商榷与批评。”为此，作者撰写本文，“以就上述之质疑与商榷，作一总体性的再商榷。而这种再商榷，其实就是我对上述诸文所质疑问题的一次全面性的回应与答辩”。客观地说，上述诸多问题，特别是有关杜甫的生平事履问题，在没有新的更有说服力的材料发掘之前，很难有令学界一致认可的结论。而此，也是导致杜甫生平研究之难的关健所在。因此，王教授就杜甫生平中的相关问题与傅光等四人的争鸣，从对学术的探究和对真理的探求来说，是很有学术意义的，甚至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长期以来，杜甫研究的一大特点就是“平”， 即研究者大都在其文章中谈一些无关痛痒的所谓己见，虽有认识较深刻者，但也缺少应有的或者必要的问题意识，而《杜甫研究新探》中的那些具有二“新”研究特点的篇章，无疑是对这种“平”的研究格局的一次挑战与冲击，其最终结果，则是使杜甫的生平与作品研究，得以更加深入的向前推进。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带有问题意识的研究与属于争鸣性质的研究，是更能使所研究的问题接近于历史的真实的。这在杜甫研究是如此，于其他古代诗人的研究也是这样。 此外，王辉斌教授在《杜甫研究新探》之《杜甫生平新证》中，还就许多文献资料与有关研杜成果中的错误，藉材料以进行了考辨与订正。程千帆先生在《致王辉斌》中说的“先生读书甚细，能于人所忽略之处发现问题，实堪钦佩”[1]云云，所指即此。如在开篇之作《杜甫之父杜闲考略》一文中，对钱谦益《钱注杜诗》对黄鹤父子“杜诗补注”的质疑，对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认为“奉天为次赤县，唐制京县令正五品上阶”认识的辨订，以及对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认为杜闲卒年在天宝十载以前说法的辨正等，即皆为其例。其它如对《二李一杜交游笺识》对有关材料的爬梳，对《风疾舟中》一诗的新笺等，亦皆具有此种特点。即是说，这些文章中的辨订成果，都属于王教授“读书甚细，能于人所忽略处发现问题”之所获，因之，其学术价值之不容忽视，也就甚为清楚。 二是作者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观点。如同为中国诗歌史上的高峰，李白与杜甫却有着太多的不同，但这些不同，就诗人自身而言，历代的研究者对其之说法是很多的，诸如二人的性格特点，受教育的形式与程度，以及各自所处的文化背景等，就都与此有着密切关联。而王教授则置这些说法于外，首次以诗人的属性为审视点，将二人总结为两种不同的类型：才子型诗人与学者型诗人。即其认为，李白是才子型诗人，杜甫则是学者型诗人。这就是王教授所提出的“李杜两型论”。前人论李杜，一般认识到李白的才气纵横，难以“形拘”，故不可学。对于杜甫，人们认为他诗法谨严，便于“学步”。王教授的“李杜两型论”，即是藉此基础而提出。在论及杜甫时，作者将杜甫的这种谨严概括为“学者型诗人”，这不仅相当独特到位，而且给人耳目一新。正因此，存在于一部杜诗中的典故、学养，以及其厚重的历史感等，即都可因此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而在王教授看来，“精通格律学，学养深厚，学识渊博，是检验一个诗人是否为学者型诗人的三个必备条件”[2]，杜甫之所以是一位“学者型诗人”，就因为他具备了这“三个必备条件”。以这个界定检视宋以后的诗人，的确是比较允当的。当然，学者型诗人的“学者型创作”并非仅限于近体诗，而是在古体诗的创作中，也能淋漓尽致之显现。 再如，关于杜甫的创作方法，前人与今人均众说纷纭，殆若聚讼，王辉斌教授则不囿于已有的研究藩篱，独辟蹊径，将其总结为“三苦一神”。并认为：“所谓‘三苦’，简而言之，就是指苦学、苦思与苦吟；而‘一神’，则为诗歌创作所达到的一种最高艺术境界。从文学写作的角度讲，‘学’为准备阶段，‘思’为酝酿时期，‘吟’则属于修改定稿的范畴，三者的有机结合与环环相扣，便构筑了一条通向艺术殿堂的路径。而杜甫则在学、思、吟三者前加了一个‘苦’字，并用‘神’去加以规范，于是，便构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创作方法。杜甫的这一创作方法，其实是他在创作实践中不断总结提炼的产物，它开拓了中国古代诗学的新内容。”[3]王教授将“三苦”与“一神”进行综合观照后而作为一种“创作法门”提出，完全是对杜甫关于“诗歌作法论”的一次较全面之总结，其既出于杜诗，忠实于杜诗，而又对其进行了理论上的升华，使之自成特点。杜甫诗中论“苦学”、 “苦思”、“苦吟”的诗例甚多，前人与今人也多曾注意；同时，杜诗中论“神”的例子也非少，论者也很多，但令人遗憾的是，无认前人或今人，都不曾从理论的角度将“苦学”、“苦思”、“苦吟”归纳为“三苦”以进行多维立体的观照，更不曾有研究者将其与“一神”互为关联，并从中提炼出一个只属于杜甫“创作法门”的概念——“三苦一神”。即如对“神”大加称道的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论“诗之极致”时，虽曾有“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唯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云云，但其仅是言“诗而入神”而已，而没有关联“三苦”或者其中的任何一“苦”。这就是说，前人无论是论杜诗中的“苦”抑或“神”，都不曾作“三苦一神”之四位一体的理性论述。而王教授所言“三苦一神”则不然。其论杜甫的“苦”，论杜甫的“神”，以至于对“三苦一神”的提出，既是藉杜甫诗例以进行综合观照的一份成果果，又是对杜甫创作方法的一次较全面总结，因之，其所显示的是作者研究杜甫的敏锐和创意，也就不言而喻。这或许就是学术研究新的生长点之一瞥吧。 又如对杜甫“三吏”、“三别”诗体属性的研究，也是颇令人瞩目的。长期以来，文学史家们几乎都认为这是一组新乐府，王教授在《“三吏”“三别”的诗体属性——兼论唐代新乐府的有关问题》一文中，通过对历朝历代所涉及这六首诗属性的材料的爬梳后，首次提出了这六首诗不是新乐府而是一组五言古诗的认识，并由此总结出了新乐府的几个“必备条件”。而在《艺术转型：杜甫秦州诗的文学特质》一文中，认为杜甫的秦州诗在其整个创作史上，“具有一种明显的艺术转型特质”，表明杜甫对诗歌的审美认识，“在客寓秦州时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文章还就导致其“根本性变化”的原因，以及全部秦州诗的成就与特点等，均进行了具体的讨论。着眼于新乐府“必备条件”的进行考察，进而认为“三吏”、“三别”不是新乐府；以秦州诗为研究杜诗的切入点，并指出秦州诗为杜诗艺术转型的关键所在之认识，其所揭示与反映的，仍然属于作者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观点。 三是作者勤苦的耕耘精神。从《王辉斌学记》所载《王辉斌学术论文索引》可知，自1986年作者在《天府新论》第1期发表《李白诗中之“龙山”考》算起，至2012年，作者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多达347篇，年均12.85篇，超过了一月1篇。而出版的独撰学术著作共有21种（见该书《王辉斌主要著作列表》），年均0.77部。其中，关于杜甫的研究论文如上所述，已达到32篇，年均1.6篇。而值得注意的是，王教授古代文学论文的学术影响力之大，更是令人感到惊讶，如其2008年、2007年古代文学论文高被引指数分别排位全国第一、全国第二（见《杜甫研究新探》前勒口之作者简介）的实况，就足以说明之。如此宏富的学术研究成果，如此高端的论文高被引指数，这对于长期生活与工作在湖北文理学院这样高校的王辉斌教授来说，确乎是相当“惊人”的。而在这一串串沉甸甸的成果背后，所凝聚着的一定是作者的终年游心书海与勤苦耕耘。诚如著名学者傅璇琮在《王辉斌学记·序》中所言：“王辉斌教授是一位勤勉有加、术有专攻的学者……由商周而明清，上下三千年，逐路探索，一路打通关，这就是王辉斌教授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既是研究者一次次自我超越的见证，又充分体现了其学术上的个性与特点……这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据我之所见所闻，实在是极为少见的。”[4]对此，作者自己在《杜甫研究新探·后记》中也有这样的表白：“在中国学术史上，杜甫其人其诗，是一道永远都无法说完的话题。对于这道话题的剖析与诠释，我前后共用了整23年的时间，虽然青春也因此而逝，但我却并不后悔。”这其实是一位学者对于其所从事学术研究情感的真实裸露。能够为中国学术，为杜学研究奉上如此厚重的礼物，作者当然用不着后悔，也不该后悔。而在我看来，王教授的这种勤苦的治学精神，是很得值得人们敬佩的！ 注释： [1]程千帆《致王辉斌》，载《闲堂书简》第6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2]王辉斌《杜甫诗歌：中国古代学者诗的范本——以其近体诗为研究的中心》，《杜甫研究新探》之《杜甫作品新论》，第147页，黄山书社2011年版。 [3]王辉斌《三苦一神：杜甫的创作法门》，《杜甫研究新探》之《杜甫作品新论》，第163页，黄山书社2011年版。 [4]傅璇琮《〈王辉斌学记〉序》，《王辉斌学记》第2页，黄山书社2012年版。 作者简介：潘殊闲，1965年生，西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后，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