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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中国的大学建制中，没有任何一门学科像文艺学这样英雄气短——曾经辉煌一时，作为中文系各门学科的基础与前提；而今，虽然像文学史一类老实巴交的学科还不得不沿用文艺学的那些基本命题，其他的学科算是与文艺学不辞而别了。事实上，文艺学学科中的人们对那些核心理论、那些基本命题也有点惶惶然，上课给学生讲的是一回事，背后自己热衷做的研究是另一回事。一门学科的存在当然是以其理论核心、基本的命题、基本的体系为标识，但对于文艺学来说，这些核心、命题和体系都显得疲惫不堪，只是依靠过去的威严才维持住现在的体面。在中国，文艺学学科汇集了一大批才俊之士，就像这门学科一样，曾经豪情万丈、野心勃勃，都是要给文艺立法，给文艺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观念方法。但现在，当代文学实践早已是脱了缰的野马，跑得不知去向，现行的文艺学已经难以望其项背。面对着文学创作实践，面对着当代五花八门的新理论新术语，还有更为咄咄逼人的各色媒体，文艺学已经是六神无主，无所适从。不是说文艺学学科确立的那些命题有什么不对（它曾经是真理性的绝对命题，直到今天我也不敢对其说三道四），只是人们不再这样来看问题，不再这样来谈论问题。人们都知道文艺学的那些“原理”是一笔遗产，一项不动产，只有少数人才有继承权——继承权的获得是一项历史化的部落式的追认。 既然那么多的人既没有继承权，又不想.继承，那么，他们能干什么呢？文艺学学科汇集了那么多的雄心勃勃的人，岂能就此袖手旁观，无所事事？毫不奇怪，这些年来，文艺学学科都在“声东击西”，唱的是创建文艺学的中国学派或流派的高调，实际都在憋着劲攻克西方当代理论的堡垒。这使当代文艺学偏离了前苏联的轨道，似乎正在走向歧途。所谓文艺理论中国学派的诉求，根本原因还在于对当代文艺偏离原来的传统深怀焦虑，对转向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论表示怀疑。事实上，当代文艺学并没有真正远离马克思主义传统。 无庸讳言，当今的文艺学体系来自前苏联，文艺学学科之所以具有基础性理论的地位，就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提炼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无疑是一门极其重要的学说，即使在资本主义西方的大学体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都居于强势地位。欧美的大学校园里左派少说也占据半壁江山’，加上青年学生响应，总有呼风唤雨的能耐。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右派并没有大获全胜，相反，依靠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左派的思想反倒显示出旺盛的创造力。不用说，文化研究、全球化理论、后殖民学说、媒体研究等等，分门别类又相互交叉重叠，混乱不堪又泾谓分明，左派的批判理论在资本主义搭建的舞台上表演得淋漓尽致而又漏洞百出。但不管怎么说，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左派惟独没有“文艺学”这门学科，这使得杰姆逊、米勒、伊格尔顿、德里克等左派大师也大惑不解。现在，全世界的人文学科中，可能只有中国的中文系有一门学科（而不是课程）叫做“文艺学”。当今的俄罗斯恐怕也没有，前苏联的体系早已让他们抛到脑后。我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们的历史，我们不背这个包袱谁背？ 多年前，格非有一篇小说题为《褐色鸟群》。那个居住在水边的与世隔绝者，看到一个叫做“棋”的少女，她的身上背着一个包袱，她打开给遁世者看，那是一幅画。多年之后，那个遁世者又看到这个少女经过他的居所，并且一样背着一个物件。遁世者说，你是那个叫做“棋”的少女吧？少女矢口否认。这使遁世者犯糊涂了，他明明记得她的行装也一模一样。然而，那个少女打开那个包裹，那是一面镜子。这个寓言一样的故事似乎可以意指当代中国的文艺学的某种境况或遭遇。现在，文艺学那个可人的少女，出走多时之后，回来打开行囊，里面不是一幅画，而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可以反映任何内容，但是镜子没有自己的本质内容。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原本的那张画，不过是贴在镜子上的画，一面可以反映万事万物的镜子，被一张画给遮蔽了，我们看到了一幅清晰的画面，但是失去了映照的功能。我们现在揭去画面，获得了映照功能，但我们失去了本质。如果说，过去的本质是虚假的本质，那么我们就什么都没有失去，而是获得了一面镜子。现在，可以自由而随心所欲地映照万物。但是，一面镜子，热衷于反映论的“文艺学”，却无意中道出了自己的真身。 这并不是对当代文艺学的苛求。实际上，当年从前苏联那里获得的体系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诸如文艺的本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文艺与政治、文艺的民族性及历史发展规律、文艺本身的艺术形式及规律等等命题无疑都十分重要，迄今为止还在以各种方式支配着文学艺术的阐释，但这些命题在今天看来存在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首先是它的真理性与作为前提的权威性问题。在教科书中，这些命题都是以真理式的基础和前提性的形式出现的，在文艺学原理的体系中，这些问题都被确认为最重要的、根本性的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只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内部的重要问题，对其解释和争论，也只是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去理解，而要把它们作为文艺的一般普遍规律来对待，就很难得到清晰的说明。到底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是相反？或者相反相成？这些论辩在注疏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准确意义时无疑是意义重大，然而，要用这些问题来作为文艺学的根本问题，那就有点强人所难了。在对具体的文学艺术实践的阐释中，在文学史的进程中，起作用是多种力量或原因，并不是那么绝对或简单地由经济起作用[1]。诸如此类的命题或问题，足以让文艺学进入真理探险的漫漫长途，在概念的辨析与意义的二元对立中耗尽想象力。 意识形态要么是全能的，要么是无用的。依靠意识形态的力量建构起来的文艺学体系，在意识形态稍加松懈的时期，显然就失去了中心化的力量。权威性的自我隐匿了，它成了一面空镜子。因为其本来的权威性，因为那些根基还在，文艺学当然不可能有什么正面的革命性举措。历史的权威性依然维持，人们采取绕道而行的措施。这些体系原理依然在大学的课程中作为“基础理论”传授，很显然，这些“原理”已经形成定论，不会再有什么特别的深化或变动。现在，文艺学的热门课题，不再是从原理中引申出来的任何问题，而是另辟蹊径的探索。特别是西方的现代文论，成为当代文艺学努力探求的领域。如果考虑到当代西方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主要也是左派们在操持，那么，这种偏离与其说是改弦更张，不如是说是重新回到学术史的历史程序中。很显然，当代西方的文艺理论与批评也是浸透了马克思主义。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如新批评、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等，还没有沾染马克思主义左派的色彩，而70年代以后，后结构主义广泛影响了人文科学，而后结构主义无疑与马克思主义结下不解缘。尽管那些“后学”大师，福科、德里达、拉康，对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渊源都讳莫如深，但骨子里的左派是不可能逃脱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支柱的。多年之后，德里达终于站出来仗义执言，这些“后学”之后的人们，都没有逃脱“马克思的幽灵”。后结构主义之后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同样没有逃脱“马克思的幽灵”。就这点而言，当代中国的文艺学沉浸于其中的西方理论与批评，并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半步，只不过换了一个角度，它偏离文艺学的根基，也不过是偏离了前苏联的传统。现在，另辟蹊径却接上了欧美马克思主义的源流，如此看来，文艺学也并没有离经叛道，更没有走火入魔，不过是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它也不得不重整旗鼓而已。 现在，当代文艺学对自己未来的道路已经很清楚，那就是顺着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前行，但就此而言，依然有两点困难。其一，作为文艺学这门学科的基础的“原理”，如何与“西马”以及当代其他理论的活的实践对话？对于一门学科来说，它的基础理论与它新的理论探索毫无关系，它确认的那些基本命题却无法给出新的探索论域，这无疑是非常不正常的。显然，“原理”与文学史叙述不同，文学史是依据现有的事实做出的一种描述，它可以依据任何新的事实发现而加以重新叙述，但“原理”却带有结论性质，它是依据一种观念、信仰做出的论断，这些论断可以放弃，但难以重新阐述。现在少有人会再去论述文艺学原理的那些基本命题，尽管人们会认为那些命题存疑处甚多，但大家都睁只眼闭只眼。文艺学的课堂上与课堂后的论述是如此大相径途，这实在是令人奇怪的事。离开了课堂，人们已经不再谈论那些问题，也不会运用这些基本命题来理解和阐释活的文学创作实践，人们使用的是另一套术语、另一套方法和准则。其二，当代文艺学的西学成份较重，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西马”也姓“马”，但此“西马”与“老马”（前苏联之“马”）相比，却并不让人心安理得。这种观念和心理感觉看上去很奇怪，其实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中国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来自前苏联的传统，只有前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才是经典性的诠释，才被认作“正宗”和“正确”，其他则被看作旁门左道。尽管中国的经济已经与欧美接轨[2]，科技产业、经济管理，甚至行政管理也努力吸取欧盟与美国的优秀经验，但思想意识显然还对“西欧北美”持深刻的歧见。这使当代文艺学要吸取西方当代文论的优点就显得并不名正言顺。关于建立文艺学的中国学派的呼吁，就是针对当代文艺学的西化倾向的一种抵制和修正。这种呼吁，与其说试图从中国古代文论中吸取精华来重建当代文艺学，不如说仅只是怀着对前苏联体系的眷恋与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文化体系的警惕。 很显然，第一个问题无法解决，只能作为一个特殊的现象存在于人文学科的建制内。但第二个难题无疑要给出恰当的说明，否则学术的建构依然难脱意识形态歧见，这将导致学术论域的无效展开，它只是“明辨是非”——关于学术选择的正确与错误的论断，关于“应该如何”的学术方向的争执，而不是学术论域的真实拓展。关于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之类的中西争端持续了百多年之久，中国学人始终怀着民族国家的理念，试图从多方面与西方抗衡，或反抗其霸权。这在民族国家遭遇列强压迫的年代无疑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而在今天全球化互动的时代，过分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即使在人文学方面也是不足取的，实际也不可行。文艺学的建构始终伴随着现代性的历史实践而展开，而那些命题与原理本身是现代性的问题，只不过中国文艺学还在相当程度上打上中国现代性的烙印。而现代性的历史实践也处在变动之中，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现代性与前苏联有着密切关系，人文学的理论学说深受其影响也不难理解。而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中，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占据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主导地位，这也必然导致其在思想文化与价值建构方面期待更多沟通。尽管冲突与矛盾不可避免时而依然激烈，但总体趋势是理解沟通合作多于对抗敌意冲突。至于国际学术的频繁交往，信息的大规模传送交流，这使知识（当然包括人文科学的知识）的生产更具国际化和超越民族国家的共享性。文学理论批评在西方无疑是一门成熟且发达的学科，中国闭门造车半个多世纪，且一直在前苏联的阴影底下匍匐前进，从来就没有自己的真正体系。现在，如果匆忙中就想建构“中国学派”，中国“自己的”文艺学，仅仅依靠前苏联的体系，加上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再加入一点西方现代理论，那只能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拼盘，结果只能是弄巧成拙。 很显然，中国的文艺学还需要下大气力研究西方当代的理论与批评，真正能把别人优秀成熟的成果吃透，在这个基础上再谈创建中国的文艺学不迟。而要搞透西方的理论与批评，并不是浮光掠影式地“拿来主义”，而是要沉入其中，与其共同创建这种理论学说。在这种话语中，在共享的知识平台上，来建构理论与批评，恰恰是不需要戴上民族身份的灵光圈而能做出令人信服的成果，那才是对文艺学的贡献，至于是不是“中国的”那又何妨？任何对民族国家身份的过分强调，无非是想走终南捷径，无法与别人共同起跑，平等对话。而幻想以民族特色来在国际学界争一席之地，以其“特殊的身份”获得承认，那本身.就是打了折扣的承认，这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心理。也许人们会说，真要与西方人共享知识平台，这本身就是不平等的竞争，但这样的不平等是历史造成的（我们不为历史赎罪，谁为我们赎罪？），我们并没有能力在短时期内改变它，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老老实实学习、研究，再学习再研究，没有什么讨巧的地方。我想中国人应该有自信，有信心，中华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之所以在今天还能蓬勃旺盛，就在于它博大精深，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再经历过几十年几百年的与目前处于强势的西方文化的碰撞沟通融合，中华文化一定能重新焕发出原创的生机。 如果说民族国家的身份障碍不那么严重，就可以壮着胆子与国际接轨。这在学科体制方面也可以有所变动。西方的文学理论，实际上无非分为两大块，一块是理论史，另一块是批评。相应地，中国当代文艺学也可以两条腿走路，其一是“历史化”，其二是“批评化”。尽管这两方面在当今的文艺学科内已经存在，它们作为辅助课程、选修课之类占据着暖昧的位置，其地位和作用都不甚明确。“原理”的中心主导地位可以考虑略微放低一点，它们之间至少应该平起平坐。“历史化”当不难理解，中西方文论史研究或课程设置都是顺水推舟的事，只是西方现代文论史的研究还是让人不踏实，其“辅助”的角色不改变，就难以成为主打品种。更为不好把握的是“批评化”的问题。看看西方现代文学理论走过的路程，新批评、形式主义、现象学、阐释学、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后来的殖民批评都是批评实践的产物，都是对文学作品文本进行分析评论的结果。理论的言说，只是具体文本批评分析后的副产品，或者说是藏匿于批评阐释之中的论说。要在大学的课程体制内来讨论文艺学的批评化问题，当然还有许多困难。这是指关于批评的学说，还是关于批评实践的训练？或者就是关于文学文本的批评分析阐释。我以为应该是后者。例如，布鲁克斯的《精制之瓮》，巴特的《S/Z》、《文本的快乐》，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读解，米勒的文本分析，德曼对卢梭的解读等等，这些文本分析构成了现代理论的经典之作。理论是一项活生生的智力活动，而不是关于原理的同语反复式的解释，或是返回原典的注释。我们一直设想有一种元理论的大家，通过对体系的设计创建而能达到理论的极致，实际上，这种“大师”或“大家”并不存在，那些体系的创建不过徒然耗尽了人们的热情，不可能有一种元理论完整穷尽文学的本质或规律。只有具体的文本的批评阐释，才可能展现出理论真实的意义和品格。巴赫金不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吗？他的对话理论从来就不是元理论的阐释，而是对文学史和具体文学文本的阅读与阐释。由于后结构主义提供的一套文本阅读策略，在70年代与80年代，可以说是欧美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典型的文学刊物都被批评文章占满，而小说诗歌之类则被边缘化了。这种景象与中国当今时代的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地位倒是形成鲜明对照。 事实上，历史化与批评化不过是西方文学理论的老黄历，现在的欧美大学的母语文学系、比较文学系等文学学科，已经大大减少了文学份额，转向文化研究这一举措使风雨飘摇的大学文学系变得异常活跃，但却使文学色彩被大大削弱。当杰姆逊们对文化研究成为超级学科喜忧参半时，中国的文艺学却有意外之喜。文化研究使被“元理论”（或“原理”）长期困扰的文艺学，突然有了解放的希望。文化研究既直接与西方当代理论批评接轨，这使它轻易就越过了历史断裂或差距，同时又获得了崭新的形象。文化研究重新填充了空镜子，给予了新的内容。经历过文化研究的洗礼，当代文艺学又重新踌躇满志，从历史与现实多方面切进各种现象，既显出包罗万象的气魄，又不乏游刃有余的自得。但文学性的缺失总是一件不够理直气壮的事，这使得当代文艺学还是有难言之隐，也有点美中不足。好不容易抓住“西马”，却不想是一匹“野马”。摆脱了文学的当代理论与批评，总是显出桀骜不驯的样子，也不无旁门左道的怪诞。当然，当代文学是处于疲弱中，但这并不只是文学本身无所作为，更重要的在于人们对文学失去热心和耐心。事实上，当代不少文学作品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不可能比80年代的文学逊色多少。我们失去的不是文学，而是一个文学的时代。很显然，从文化研究那里取得后现代真经的文艺学，对当代文学熟视无睹，却对新生的媒体、各种文化现象乐此不疲。虽然当代文艺学开始了接轨、同步，承继马克思主义遗产，高度的社会批判性……等等，但文艺学如何回到文学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虽然文艺学可以短期内忽略文学，可以在文化现象中演练批评方法，这无疑是文艺学研究的一个有意义的突破，但是，当这一倾向逐步构成文艺学的主导方向，那无疑是值得重新审视的一条道路。无论如何，远离文学的不归路，不可能预示着当代文艺学的远大前程。接轨弥合了断裂，却并未引出一条令人信服的未来之路。当代文艺学更具有自身本质的理论起点在哪里？学科建制与长期方向在哪里？这都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1]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其他的补充性命题，例如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关系，但实际上，经济决定论，一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出发点。 [2] 这里的“欧”是指西欧，欧美的概念奇怪地不包括俄罗斯与东欧。这似乎是约定俗成的。 原载：《文艺研究》(京)2004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